1.柳永在宋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柳永词在宋词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1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 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 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 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 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 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 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许多词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2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 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 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 山水长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 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 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 这两首词都是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 然而晏词含蓄，柳词坦率。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 柳永另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 且看其《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 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 空只恁，厌厌地。 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拼弃。 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词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 另一首《慢卷䌷》（闲窗烛暗）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同样传神生动。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 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 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等她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欣赏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 2.柳永在宋词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柳永》晏几道是晏殊之子，在词上的造诣大约能和乃父相提并论。 不过叶先生认为小晏在词史中的地位是不重要的，词从温韦冯李倒晏欧，其发展的走向是一个诗歌化的过程，是在词的意境上逐渐加深，经他们之手，歌宴酒席间传唱的无个性的艳词已可以让文人用以表达修养、情思和品性。但小晏的词不是向诗歌化的意境去发展的。 所以小晏的词美则美矣，然而却只是词史之中逆向回旋的一个小涡流。不过就我本人而言，我体味的没有这么深，小晏“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样的绝妙好辞，偶觉得并不稍逊于乃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也算得千古绝唱了。 虽不曾扮演词史演进中的关键性人物，但小晏作为一个词人的名声在当时是可以和任何大家名手等量齐观的。相反的典型是柳永。 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名声并不好，被称之为“腻柳”，就素“唧唧歪歪柳三变”的意思，这个雅号算的上狼藉，但柳永对词的发展产生过很重大的作用。柳永最明显的贡献是发扬了慢词长调这种词的形式。 柳永填了大量的慢词长调，在市井歌坊间传唱一时，但却不被社会上流所看重，或者是被暗黜黜地赏玩，明里又作鄙薄不屑状。盖因柳永词“狎邪流俗”，虽自成一体，却不上品。 王灼评柳词，说：“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这个批评是相当刻薄的，说你柳七充其量一个小资产阶级也敢来混迹上流社会？光鲜虽然光鲜，但底子里依旧不过一个市侩暴发户。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多状摹小儿女间的各种情状。但文人写词多讲意境深致，比兴寄托，讲的多是《关雎》《蒹葭》里的情味，是“发乎衷情，止乎于礼仪”，但柳永词格调是比较浅近的，柳永词多是长调，形式上不可能象小令一样凝聚，它是铺叙的，其情感表达无法同小令这么秾，这么密地感发。 而且因为长调铺叙，它是比较写实的，并无多少深藏的意蕴可供品砸、回味和聊作发挥。然而宋初文人为何多去填小令而不去将长调也“诗歌化”，也赋与其以深邃的意境呢？一个原因当然是文仕自顾身份，不愿写长调这种市井里的流行俗曲，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也许宋初的大多数文士都没有填好慢词长调的才具。 文人词看是清雅，实质俗滥，通读一本《花间集》，满书“金鹧鸪”，都是“红腊泪”，一律“玉炉香”，语汇因袭套用。实是自出机抒者少，因袭沿革者多。 如此文士，只怕未必有将慢词长调敷衍成文，使其言之有物的能力。不管怎么说，在宋初孜孜不倦填写慢词长调的，确乎也只有“狎邪流俗”的柳三郎一人。 柳永词相较于前人的词有一个明显的叙述角度的改变，这也是柳永对词发展的开拓和改进。叶先生评柳词的这种变迁为从“春妇善怀”变而为“秋士易感”。 因为柳以前的词人状写男女情意的词曲时，多从思妇的口吻写，情境不出闺阁园亭之中。而柳词则多从游子的角度入手。 因为写的多是羁旅行役的游子，所以柳词所呈现的意境，便结合了高远的景物和个人追求功业的志意，因此柳词的兴象是比较高远壮阔的，这也是柳词的一个显著的特色，非香园小径，非亭台西楼，而是关河冷落，残阳西照，是断鸿声远长天暮。例：“《凤归云》：向深秋、雨余爽气肃西郊。 陌上夜阑，襟袖起凉飙。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稍。 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渐分山路迢迢。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 抛掷林泉，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 叶先生评这首《凤归云》体现了柳词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摹景状物写的非常真切，用语不因袭，不套用，以亲身目之所见，身之所感入词，因而柳词的气息是很清新滴。“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稍。 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渐分山路迢迢。”写的非常生动，读之如身临其境。 上片写景，下片写的则是柳永自己的心意。柳永心怀高志，但命途奄蹇，每求而不成，一辈子在社会底层辗转挣扎，在仕途上非常落魄，果然是驱驱行役苦，苒苒年华老，追蝇头小利，逐蜗角功名，浪得虚名很大，实惠一点也没捞着，失败。 关于柳永的轶事是很多滴，传说金主完颜亮读《望海潮》，见词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一句，不禁拍案奋发，邪自心头起，恶从胆边生，遂有投鞭伐宋之意。又说宋神宗本喜读柳永词，柳永不第，填词自遣，内有“忍把浮名，换了低酌浅唱”句，神宗怫然不悦。 柳永再考中第，神宗御笔轻勾，就把柳永好不容易到手的功名又勾没了，说“且去低酌浅唱，何来求取浮名？”，于是柳永又落榜，从此自号“奉旨填词柳三变”。又说柳永去拜访宰相晏殊，晏殊出言相讥：就凭你也填词吗？柳永鼓勇反嘲：相爷不是也填得不亦乐乎吗？晏殊说俺填是填滴，不过不象你，尽填“针线闲拈伴伊坐”这样跌货色，柳永晕，于是狼狈辞去。 又说苏东坡明里表示柳词不上品，暗里却跟柳永较劲，每填词，辄问客僚，“诸君以为我的词比柳七如何？”幕僚就说“柳郎中的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学士的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浪淘尽……’”于是众皆笑倒。不。 3.说说柳永词在词史上的地位柳永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 他善于填词而且精通音乐，工于音律，走歌妓乐工合作的道路，在zhidao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他不仅留下了213首词作，并在两宋近1500位词人中创作数量排名第15位〔1〕。他的词在专当时和后代都广泛流传：从教坊妓院到市井巷陌，从井水之处到宫廷禁中，从中原地域到边疆境外，都能听到柳词不绝于耳的传唱，影响极为深远。 柳永词的词史地位虽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实际上其词在后代人那里又被不断的学习和模仿。本文拟从歌妓的歌唱传播和柳永词集的编刻及历代选本选录柳词情况的考察属，试分析探讨柳永词的艺术成就和词史地位。 4.具体的作品谈谈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贡献最低0.27元/天开通百度文库会员，可在文库查看完整内容> 原发布者：jinghujushi200 浅谈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平玉霞张瑞静内容提要柳永虽然社会地位低微，但他扩展并发展了慢词，开拓了词的题材，并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大量吸收市井口语入词，对推动宋词的转变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关键词柳永慢词铺叙贡献 柳永，出身于福建崇安县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不到20岁就作出《望海潮·东南形胜》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落拓不羁，常出入于秦楼楚馆，与妓女、乐工交往。因此屡试不第，还落了个“奉旨填词柳三变”的称号。对柳永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惟有用文体发展的眼光，在北宋前期两种词风的对立并存之中，考察柳词从内容到形式所体现的革新意义，才能恰当地评价它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发展贡献。一、从形式上看，柳永的贡献首先在于把不少小令扩展为慢词，并发展了慢词，使词调构成发生了重要转变从敦煌曲子词看，慢词早就在民间流行，但文人却很少染指。柳永长期生活在市民阶层中，接受了当时歌妓、乐工们的影响，大量地创制慢词。他一方面“变旧声，作新声”，将旧调名翻新，由小令、中调衍为慢词；另一方面“奏新曲，谱新词”，自己创制了大量新调慢词。这就为词家在小令之外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翻检一下《乐章集》，与唐五代词同调名的词作不少，但篇幅却长得多。如《定风波》，在敦煌曲子词中是六十字的小令，柳词“自春来惨绿愁红”已衍为一百字的长调。《女冠子》由原来的四十 5.说说柳永词在词史上的地位白衣卿相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 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 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 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 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 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有《乐章集》。 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 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词作极佳，流传甚广。 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少年柳永混迹于烟花巷陌中，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51岁时，柳永终于及第，去过福建，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经纶事物上的天赋。 可惜由于性格原因，屡造排贬，因此进入四处漂泊的“浮生”，养成了一种对萧索景物，秋伤风景的偏好。柳永常以宋玉自比，对此，不与置评。 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传承家业，官至公卿。学成之后，他就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鸿图，在政治上一试身手。 不料，一到光怪陆离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风流的年轻才子柳永，就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天到晚在风月场里潇洒，与青楼歌妓打得火热，而且还把他的风流生活写进词里：“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罗绮丛中，笙歌筵上，有个人人可意。” “知几度、密约秦楼尽醉。便携手，眷恋香衾绣被。” （《长寿乐》）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此行考中进士的目标，只是他“自负风流才调”，自信“艺足才高”，“多才多艺善词赋”（《击梧桐》），没把考试当回事，以为考中进士、做个状元是唾手可得的事。他曾经向可以的心上人夸口说，即使是皇帝临轩亲试，也“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 不料事与愿违，放榜时名落孙山。他沮丧愤激之余，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你皇帝老儿不让我进士及第去做官，我不做官，又奈我何！在词坛上叱咤风云，难道不是一样的辉煌？正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很有点叛逆精神。 其实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骚话，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鱼水》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拼休。是非莫挂心头。” 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因此，他在科场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战科场。 仁宗初年的再试，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上达宸听。等到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说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给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再度的失败，柳永真的有些愤怒了，他干脆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此无所顾忌地纵游妓馆酒楼之间，致力于民间新声和词的艺术创作。 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才能传世，得到听众的认同。 柳永创作的新声曲子词，有很多是跟教坊乐工、歌妓合作的结果。 柳永为教坊乐工和歌妓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 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就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柳永凭借通俗文艺的创作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表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开始萌芽，为后来“职业”地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书会才人开了先河。 有“豪苏腻柳”之称，柳词如江南二八少女，清新婉约，细腻独到。 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 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 6.说说柳永词在词史上的地位柳永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 他善于填词而且精通音乐，工于音律，走歌妓乐工合作的道路，在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他不仅留下了213首词作，并在两宋近1500位词人中创作数量排名第15位〔1〕。他的词在当时和后代都广泛流传：从教坊妓院到市井巷陌，从井水之处到宫廷禁中，从中原地域到边疆境外，都能听到柳词不绝于耳的传唱，影响极为深远。 柳永词的词史地位虽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实际上其词在后代人那里又被不断的学习和模仿。本文拟从歌妓的歌唱传播和柳永词集的编刻及历代选本选录柳词情况的考察，试分析探讨柳永词的艺术成就和词史地位。 7.请分析柳永词对宋词的发展有何作用柳永对词体制、艺术的贡献 1、大量制作长调慢词. 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词至柳永，体制始备.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2、增加了词中“赋”的比重，大量铺叙 柳永多用赋体，开拓了词的内容.柳永多用“赋”体，进行铺叙，开拓了词的内容.这样使词具有了一定的情节性和逻辑性，能表现很丰富、复杂的内容.如《望海潮》、《雨霖铃》. 3、确立了词的体段配置模式. 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 如《雨霖铃》、《八声甘州》都是如此. 4、俗中有雅，以市井语入词，雅俗并陈.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8.简评柳永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慢词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词人便是柳永。 而且，柳永还发展了词的俚俗性特征，使之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开创了“俚俗词派”。柳永是宋词发展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 正是因为柳永的出现，才使宋词的创作走向更为广阔的道路。他的创作为宋词的发展展示出灿烂的前景。 慢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是新事物，柳永词的特点，也集中体现在这个“新”字之上。“新”，是“新声”、“新腔”，是新的艺术，新的形式。 历代对这一“新”字，有许多记载和精辟的分析、评价。《苕溪渔隐丛话》卷一引《后山诗话》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 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函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说：“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 清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说：“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慢词“起仁宗朝”之说有误，但对柳永词的评价大体是得当的。 具体地说，柳永词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形式上有新的创造；内容上有新的开拓；艺术上有新的进展；语言上有新的变化。1、形式上有新的创造2、内容上有新的开拓3.艺术上有新的进展4、语言上有新的变化对柳永词的俚俗、直率、大胆，时人几乎持一致的非议态度，因为这与词坛整体“趋雅”的审美倾向完全相违背，与时人的审美期待心理相矛盾。 同时代的文坛领袖晏殊的态度十分鲜明。其后，苏轼特意将柳永标举出来，立为反面靶子，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柳永的审美风格。 然而，正是这种“俚俗”、“尘下”和“鄙语”，才赋予柳永词以崭新的时代特征；也正是这种“俚俗”，才使得他的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 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两宋时期，尽管文人阶层对柳永俚俗词加以贬斥，而平民百姓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文人阶层口头上虽然不断对柳词加以指责，创作实践中却或多或少都要接受其影响。在以后讨论各家创作时就会常常接触到这一话题。 当然，柳词并非全用俚俗的口语入词，根据内容的需要，他还善于提炼书面语言，善于融化前人的诗句入词，使他词的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柳永在词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 柳永词由于三点原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喜爱：其一，语言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后山诗话》称柳词“作新乐府，骫骨皮 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徐度在《却扫篇》中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柳永词首先被民间下层以及边疆汉文化修养层次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喜闻乐见是不容置疑的，《避暑录话》卷下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边词序》中也说：柳词“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 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虽然口头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对，现实中也掩饰不住对柳词的喜爱。仁宗在人前人后的两套作为，以及晏殊、苏轼等事实上是熟读了柳词却加以贬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李清照《词论》说：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 在艺术欣赏方面，人们的审美心理永远是“喜新厌旧”的。最动听迷人、流行一时的乐曲也要逐渐被新兴的音乐所替代，柳永“新声”的出现，正好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 其三，“艳冶”的话题，迎合了人们的性心理。《艺苑雌黄》说：“柳之《乐章》，人多称之。 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张端义《贵耳集》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 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男女**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了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时代的读者的普遍欢迎。 尤其是宋代都市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市民阶层”，他们由中下层官员及家属与仆人、衙门吏卒、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城市贫民等等组成，他们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而这个阶层平日最大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谈论“性”话题。柳永词因此深得他们的喜爱，趋之若鹜。 德国著名音乐家舒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尊重前人的遗产，也要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正是这样做的。 他全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并直接继承唐、五代词的创作经验，其中，他接受“花间”词人，特别是接受韦庄和李煜的影响更为明显。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说：“小。 9.柳永词在词史上的重要性表现在（ ）(1)、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 第一，在描写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时，柳词从达官显宦的峻台重阁转向了平民百姓的市井青楼，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这类词作有的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泼辣的爱情意识，有的表现了惨遭遗弃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有的抒写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伶工乐伎的不幸遭遇和美好愿望，皆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 第二，工于羁旅行役，他把这些本来多入于诗的言志抒情内容一并移入词中，用来描写江湖流落的索寞，抒发别离相思的况味，此类作品达到了比较完美的艺术境界。 第三，展现了北宋承平之世繁华富庶的都市生活与多彩多姿的市井风情，这在柳永之前的词作中是不曾见过的。 (2)、发展了词的长调体制 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长调蔚然成为一代风气，倡导之功不能不归于柳永。 (3)、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柳永把六朝小赋的作法移植于词，创造了铺叙展衍、恣意渲染的艺术手法，写景状物备足无余，叙事抒情淋漓尽致；与铺叙相配合，他还长于白描，不加藻饰而又生动传神；此外，构思细密，布局完整，章法委婉，层次分明也是柳词的重要艺术特征。 (4)、革新了词的语言表达方式 柳永也能以清丽的语言写传统的雅词，但他贡献最大的却是使用极其生动、浅近的语言写出的俚词。他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充分吸收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口语入词，以通俗流利的语言取代雅致绮丽的修辞。正是在柳永手中，俚词才具备了和传统雅词分庭抗礼的资格。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沾溉甚深，许多大家都受惠于他，柳词不仅促进了宋代俗文学的发展，也为金元曲子开启了先河，以至有人称他为“曲祖”。 10.比较柳永和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柳永在词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 柳永词由于三点原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喜爱：其一，语言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后山诗话》称柳词“作新乐府，骫骨皮 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徐度在《却扫篇》中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柳永词首先被民间下层以及边疆汉文化修养层次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喜闻乐见是不容置疑的，《避暑录话》卷下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边词序》中也说：柳词“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 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虽然口头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对，现实中也掩饰不住对柳词的喜爱。仁宗在人前人后的两套作为，以及晏殊、苏轼等事实上是熟读了柳词却加以贬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李清照《词论》说：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 在艺术欣赏方面，人们的审美心理永远是“喜新厌旧”的。最动听迷人、流行一时的乐曲也要逐渐被新兴的音乐所替代，柳永“新声”的出现，正好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 其三，“艳冶”的话题，迎合了人们的性心理。《艺苑雌黄》说：“柳之《乐章》，人多称之。 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张端义《贵耳集》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 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男女**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了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时代的读者的普遍欢迎。 尤其是宋代都市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市民阶层”，他们由中下层官员及家属与仆人、衙门吏卒、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城市贫民等等组成，他们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而这个阶层平日最大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谈论“性”话题。柳永词因此深得他们的喜爱，趋之若鹜。 德国著名音乐家舒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尊重前人的遗产，也要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正是这样做的。 他全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并直接继承唐、五代词的创作经验，其中，他接受“花间”词人，特别是接受韦庄和李煜的影响更为明显。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说：“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 牛峤‘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矣。” 这里所说，虽然是指柳永的小令，但其率直真切，以抒情见长的特点却是贯穿于柳词整个创作之中的。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柳永能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 柳永长期生活于歌伎舞女之间，他一面继承敦煌曲子词的传统，一面从民间的“新声”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在形式、内容、手法以及语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并由此而获得很高声誉。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也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慢词形式的大量创制和运用，从而使其成熟并得到推广，成为两宋词坛的主要创作形式；民间文学与语言的汲取，以及俚俗词派的创立。 在词史上，作品在当时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除柳永以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而且，柳永词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当时就传播到西夏、高丽，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柳永以毕生精力从事词的创作，在词的创作上，他是个全才。他既有创意之才，又有创调之才，在创意与创调两方面都充分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 后代词人几乎没有不在这两方面接受他的影响的。很明显，如果没有柳永的出现，词的创作还很难摆脱小令的影响。 正是因为柳永大量填写慢词并取得很大成功，“东坡、少游辈继起，慢词遂盛”（宋翔凤《乐府余论》）。这说明，象苏轼这样的大词人和秦观这样的“婉约之宗”，也都是在柳永的影响下大量从事慢词写作的。 周邦彦受柳永的影响更为明显。《柯亭词论》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 不过，在接受柳永的影响方面，各有不同，有的在创意方面接受的多些，有的在创调方面接受的多些。而在创意、创调两个方面同时接受柳永影响的词人就很少了。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的创作，把词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他在创调方面却没有象柳永那样做出大的贡献。又如周邦彦，他在词调、词律的规范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创意方面的进展却微乎其微。 可见，在中国词史上能够象柳永那样在创意与创调两个方面同时作出贡献的词人，在北宋以后的词坛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了。王灼承认柳永词“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 陈振孙则推许柳词“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所引皆同上）。 元明以来，柳永作品广受欢迎，而有关他的故事流传也很广泛，话本小说、杂剧戏曲中都有人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