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问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繁荣的原因各是什么唐朝诗歌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化现象会出现在唐朝呢，而不是其他朝代呢？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看法.第一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文化因素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没有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是很难创造出较高水平文化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个命题，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较长时间的分裂，即三国时代和南北朝时期，这其中虽然有晋朝的统一，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上没有超出汉朝水平，经过北方战事的冲击，带来北方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大量土地荒芜，大量劳动力或死或逃亡，这时江南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这种增长势头没有能够弥补北方战事的冲击，在总体水平上中国的生产力在下降.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和对外战争的原因，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短时间内又陷入了战事，文化的发展遵循长线效应，因此，文化在隋朝虽然略有发展，但是在高度上还没有达到教高水准.经过唐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前几朝的休养生息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带动下，大量闲置的土地得到开发，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促进了经济水平的发展，生产力有了教大发展，这可以通过唐王朝时代出现的大量生产工具来证明，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些经济因素的出现促进了文人对那个时代的讴歌，因此为文化的向前发展准备了物质动力和思考的源泉.第二是政治因素.唐朝较其前朝的任何时代在文化政策上都是比较开放的.我想这与唐王朝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当时条件下）有关，他们虽然了解中原文化，特别是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但是唐朝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理解，这对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异质性文化理解，正是这种异质性的理解方式，使得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可以推行一种不同于前朝的文化政策，而他们推行的文化政策正好是文化理解与文化共融，这种政策符合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适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规律，促进了唐王朝文化的发展.第三是文化因素 在前面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唐王朝的文化在向前发展着，在这种文化发展的推动下，文人所面临的就是文化模式的选择问题.这种文化模式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是有必然性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是当时文化所不能选择的，因为这种文化模式不能很好地表达当时的要求.而诗歌模式是中华民族所早就有的，因此当时的文化对这种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了模式上的创新，就形成了唐朝的诗歌模式.当然还有其他模式，这正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模式.宋词的繁荣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词的文体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又由于宋代（特别是北宋）社会相对安定，政局相对稳定.词这种带着浓厚的娱乐色彩，几乎没有传统的政治、道德负荷的文学形式，在宋代终于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所以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明清小说1.国家统一，有良好的经济条件.2.明代自万历之后，许多地方没有执政长官，许多地方处于无政府状态，民间积极发展迅速.3.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工场出现，劳动力大大坚强.4.消费水平上升，人们需要消遣方式.5.文学发展良好，有一大批职业小说家：冯梦龙，凌萌初 6.前朝积累下来的文学经验，唐传奇，宋元话本。 2.宋词和元曲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宋初是令词继续发展和长调勃兴的时期，晏、欧等词家主要承继南唐词风，柳宗则大力创作长调，扩大了词的容量。 北宋后期为词的雅化时期。柳永将词引向市井，引起文人雅士的不满。 苏轼进行了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以诗为词”；周邦彦则主要在艺术手法上去俗求雅，因而形成词坛的两个流派。 南宋词风转变，爱国志士感于亡国之痛，以词抒发爱国思想与身世之感，趋于苏轼一路。 至辛弃疾，遂极大开拓了词的境界，影响巨大，形成辛派词人群体，豪放派得以确立。 姜夔重音律，格调骚雅，宋金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南宋后期词人大多以姜夔为宗，刻意追求音律谐和、韵味悠长和形式精美，导致宋词韵高和寡，无以为继。 如果从广义上说，可以参考以下原因：1.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为词曲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2.市民阶层扩大，要求丰富娱乐生活，适应了市井生活需要。 3.宋元时期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词曲更能表达作者的感情。4.科举制度的推动，社会的变迁。 3.宋词兴盛的原因宋词的昌盛气象 词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起源于隋唐之际，发展于晚唐五代，昌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中兴于清代。 唐五代是宋词的准备时期，元明是宋词鼎盛之后的衰微时期，固然不能与宋词比盛；即使是清词号称“中兴”，毕竟是鼎“盛”之后的复“兴”，已落于第二位，难以与宋词之“盛”并驾齐驱。宋词繁荣之【【原因】】 一、国家之统一，经济之发展是宋词繁荣的社会原因，即外部原因。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板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 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礼乐维持帝王尊严。 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对于流行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当时民间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 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五代时就已流行，如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人称为“曲子相公”。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词在民间，在文人学士手中蔓延起来。 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获得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 乐考》）。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 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北宋交替，靖康之耻一直铭刻在汉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复成为人们的主旋律。 但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们纷纷慷慨悲壮一发于词。 宋金对峙渐趋稳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带沃土千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临安成为著名都市，经济亦发展起来，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宋初的以词来“娱宾遣兴”在此时又得以发展。 此外，市民阶层的兴起，影响到社会的审美心理之变化。人们把兴趣由欣赏诗文而转到这个俗文学中来。 柳永就是把词引向市民中去的杰出作家。因此，市民阶层之出现，亦是宋词繁荣的原因之一。 1、从宋人的特殊心态看宋词之繁荣 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 在人们的心目中“词为艳科”，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的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着宋代词坛。宋统治者为了整肃纲常，大兴伦理，“务本向道”（《能改漫录》），因此，他们“不喜郑声 ”（《宋史· 乐志》），把词视为玩物小道，“侧艳小技”，排挤在正统文学的殿堂之外。 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观念上极端鄙弃，在创作上却不遗余力。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 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有《珠玉词》一百三十六首，其中不乏“一曲细丝清脆，倚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凤御杯》）、“慢引萧娘舞袖回”（《采桑子》）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存词二百四十一首，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的缠绵小词。 此外如范仲淹、寇准、王安石等都能写词。总之上自宫庭、阀阅、显宦，下至名士、学者、市侩、歌妓、武夫、走卒以及隐逸方外之人，都能制作几首歌词。 《宣和遗事》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 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 女诵《鹧鸪天》词：“月满蓬壶灿烂灯， 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 恩，传宣赐酒饮杯巡。 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 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这一段轶闻，说明词在当时是何等的普及。尽管观念上把它视为“小道”、“艳科”、“诗余”，但人们又是那么喜爱它。 “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登临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他们可以用词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可以用词来抒写难于在别的文体中写出的恋情，他们可以用词来庆寿迎宾，他们可以用词来自娱娱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甚至更令人奇怪者：分明是在奉命和敌人画分地界的时侯，而念念不忘的是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