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代著名词人张先的简介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任宿州掾、吴江知县、嘉禾（今浙江嘉兴）判官。皇佑二年（1050），晏殊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辟为通判。后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又知虢州。以尝知安陆，故人称张安陆。治平元年（1064）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元丰元年卒，年八十九。张先「能诗及乐府，至老不衰」（《石林诗话》卷下）。 其词内容大多反映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之情，对都市社会生活也有所反映。语言工巧。 他以登山临水、创作诗词自娱。词与柳永齐名，擅长小令，亦作慢词。其词含蓄工巧，情韵浓郁。题材大多为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或反映封建士大夫的闲适生活。一些清新深婉的小词写得很有情韵。初以《行香子》词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之句，人称为「张三中」。后又自举平生所得意之三词：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归朝欢》）；「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剪牡丹》），世称「张三影」。《一丛花令》中有「沉思细想，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之句，刻划闺中怨女的心理活动极为细腻生动。贺裳在《皱水轩词话》中评此词尤为「无理而妙」。诗歌在当代也享有盛名。 其词含蓄项正，意象繁富，内在凝练，于两宋 婉约词 史里影响巨大，在词由 小令 向 慢词的过渡中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功臣。清末词学理论家陈廷焯评张子野词云：“才不大而情有余，别于秦、柳、晏、欧诸家，独开妙境，词坛中不可无此一家。”（《词坛丛话》） 陈廷焯又称：“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亦令我思子野不置。”（《白雨斋词话》）恰当地指出了张先在词史上的地位。 张先一生安享富贵，诗酒风流，颇多佳话。好友苏轼赠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为其生活写照。据传张先在八十岁时仍娶十八岁的女子为妾。一次家宴上，苏轼再度赋诗调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宋史》无传，《宋史翼》卷二六载其事。著有《张子野词》，存词一百八十多首。 2.北宋词比南宋词优秀吗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 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 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 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 3.请问词人张先的代表作,及其生平简介张先是北宋著名词人，曾经当过安陆县的县长，所以又叫张安陆。张先堪称传奇人生啊，年轻时勾引过尼姑，一生风流，七老八十了吧还娶个美貌小妾。苏轼都表扬过他，哈哈。 代表作： 【题西溪无相院】 积水涵虚上下清，几家门静岸痕平。 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 入郭僧寻尘里去，过桥人似鉴中行。 已凭暂雨添秋色，莫放修芦碍月生。 【醉垂鞭·赠琵琶娘，年十二】 朱粉不须施，花枝小。春偏好。娇妙近胜衣。轻罗红雾垂。 琵琶金画凤。双条重。倦眉低。啄木细声迟。黄蜂花上飞。 4.北宋著名词人张先、晏几道、秦观、周邦彦的生平简介张先，字子野，天圣八年进士，词与柳永齐名。《古今诗话》云：“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坠飞絮无影’。此余生平所诗意也。'” 张先爱影之深，竟至于此。其实又何止三影？他如“隔墙送过秋千影”，“无数杨花过无影”等均属其名句。 晏几道，1038—1110 年，北宋词人。字叔原，号小山，北宋临川（今属南昌进贤）人 。晏殊第七子。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有《小山词》。一生疏狂磊落，纵弛不羁，曾为许田镇监、开封府推官等小吏。他与苏轼、黄庭坚先后同时，文章翰墨，自立规模。身出高门，不慕势利，黄庭坚称他是“人杰”，也说他痴亦绝人，他的词风浓挚深婉，工于言情，与乃父齐名，世称“二晏”。但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造诣在殊之上。词多怀往事，抒写哀愁，笔调饱含感伤，伤情深沉真挚，情景融合，造语工丽，秀气胜韵，吐属天成，“能动摇人心”。虽反映生活面窄，而艺术境界较高。词风接近李煜。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其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文学家，北宋词人。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号称为“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他十五岁丧父，自幼研习经史兵书。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历来词誉甚高，然而缘情婉转，语多凄黯。有的作品气格较弱。代表作为《鹊桥仙》，“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名句。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 周邦彦（1056年-1121年），中国北宋末期著名的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典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已佚。周邦彦被公认为是“负一代词名”的词人，在宋代影响甚大。邦彦词多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内容较窄，境界不高。但在艺术创意上堪称大家，其词善于铺叙，即在写景抒情中渗入述事，造成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动荡，抑扬顿挫之势，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加之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 5.李清照是怎样以知音身份指出苏轼等十六人的弊病的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宋朝人，生於今济南历城柳絮泉。 李清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女词人，而且是一位有名的词论家。她在词的创作实践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把它提升为理论，写成一篇著名的《词论》，留存於《苕溪渔隐丛话》、《词苑丛谈》和《诗人玉屑》中。 向这样独抒己见的词论，在她以前的宋代词坛和文学史上，还没有见过。这是采用传统观点并结合她早期创作经验的词论专著，也是我国封建社会词坛第一篇著名的词论专著。 她有系统地评论了唐至北宋诸词家创作的得失与倾向，较她为早的晁补之、李之仪，以及比她略晚的王灼，虽然也评过词，但都不及她的全面和系统。 一、《词论》的创作年代 在介绍李清照的《词论》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这篇文章的写作时代，一方面可以了解时代背景对《词论》一文的影响，一方面也可以推想作者当时写作的心态，以方便对词论产生更明确的认识。 关於《词论》的创作年代，历来各家研究者众说纷纭，在此采俞正燮、夏承焘、郭绍虞、王仲文、洪昭诸位先生的看法，认为这篇《词论》可能是李清照早期之作。原因是考据上的佐证较为可信，理由如下： （一）、词论批评北宋词家，计有柳永（生卒年不详）、张先（西元九九零~一零七八年）、晏殊（西元九九一~一零五五年）、宋庠（西元九九六~一零六六年）、宋祁（西元九九八~一零六一年）兄弟、沈唐（生卒年不详）、欧阳修（西元一零零七~一零七二年）、元绛（西元一零零八~一零八三年）、曾巩（西元一零一九~一零八三年）、王安石（一零二一~一零八六年）、晏几道（西元一零三零~一一零六年）、苏轼（西元一零三六~一一零一年）、黄庭坚（西元一零四五~一一零五年）、晁端礼（西元一零四六~一一一三年）、秦观（西元一零四九~一一零一年）、贺铸（西元一零六三~一一二零年）等十六人，始於柳、张（西元九九零年）而止於晁、贺（一一二零年），无任何评论涉及靖康乱后的词坛。 （二）、文章开头叙述了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八郎唱歌的一段承平逸事，当中又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北宋自太祖建隆元年（西元九六零年）至钦宗靖康二年（西元一一二七年），共一百六十七年。 所谓“涵养百余年”，当指靖康事变以前。 （三）、《词论》在批评北宋诸词家时，要求倚声需协律、铺叙、典重、主情致、尚故实等主张，与李清照南渡后词作的风格并不完全相同。 （四）、没有论及周邦彦（西元一零五六~一一二一年）。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 《词论》既为李清照讥弹前辈之作，而周邦彦与李清照同时，并非李清照的前辈，故词论不涉及他，此为原因之一。所谓“盖棺论定”，前人每发议论，多不论及时人。 因为赞誉有阿谀之嫌；诋毁又变为雠敌，因此只好缺而不论。李清照的《词论》当如此例。 由以上数项理由可知，《词论》当为李清照新婚后、南渡前所作，其时李清照尚年轻，故免不了具有少年人的锐气和较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在措辞上免不了较为尖锐，而在批评前辈词作时也是直指其病，不加修饰。 二、《词论》全文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 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 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 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 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必李八郎也。” 自后郑、魏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等词；语虽奇甚，然“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於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然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读不齐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 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 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 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则尚故实而多庛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卅三） 三、《词论》观点的探讨 （一）、重视声律 李清照论词，首重声律。故《词论》开宗明义曰：“乐府声。 6.宋代词人苏轼的家庭成员介绍简单回答一下王弗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 “生十有六岁，而归于轼。” 王闰之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 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 王朝云 熙宁七年（1074），时在杭州的苏轼夫人王闰之把王朝云从歌舞班中买出，收为侍女，当时王朝云年仅十二岁。 她长大后，大约是在黄州，被苏轼收为侍妾。苏轼为她起字“子霞”，比苏轼小二十六岁。 二十二岁为东坡生了个儿子。 苏辙 苏辙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知汝州，期间，苏轼由定州南迁英州，便道于汝，与弟相会。 苏辙领兄游观汝州名胜。 7.五个宋代词人的故事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 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官至礼部员外郎，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很有文学修养。 由于家庭的影响，特别是父亲李格非的影响，她少年时代便工诗善词。 十八岁时，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 婚后，清照与丈夫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夫如擅朋友之胜”。李清照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赵父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官右丞相。婚后，她把整个身心都放在文学艺术的深造和金石文字的收集研究上。 她同赵明诚互相砥砺，进行词的创作，技法日臻成熟。一年重阳节，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 据《嫏环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五十阙词。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杂入其间，请友人陆德夫品评。 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赵问是哪三句，陆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然而好景不长，朝中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对鸳鸯被活活拆散，赵李隔河相望，饱尝相思之苦。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 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 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 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柳永北宋仁宗时，有位名妓谢玉英，色佳才秀，最爱唱柳永的词。 柳永才高气傲，恼了仁宗，不得重用，中科举而只得个馀杭县宰。途经江州，照例浪流妓家，结识谢玉英，见其书房有一册"柳七新词"，都是她用蝇头小楷抄录的。 因而与她一读而知心，才情相配。临别时，柳永写新词表示永不变心，谢玉英则发誓从此闭门谢客以待柳郎。 柳永在馀杭任上三年，又结识了许多江浙名妓，但未忘谢玉英。任满回京，到江州与她相会。 不想玉英又接新客，陪人喝酒去了。柳永十分惆怅，在花墙上赋词一首，述三年前恩爱光景，又表今日失约之不快。 最后道："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赋，试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 谢玉英回来见到柳永词，叹他果然是多情才子，自愧未守前盟，就卖掉家私赶往东京寻柳永。几经周折，谢玉英在东京名妓陈师师家找到了柳永。 久别重逢，种种情怀难以诉说，两人再修前好。谢玉英就在陈师师东院住下，与柳永如夫妻一般生活。 后来柳永出言不逊，得罪朝官，仁宗罢了他屯田员外郎，圣谕道："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从此，他改名柳三变，专出入名妓花楼，衣食都由名妓们供给，都求他赐一词以抬高身价。 他也乐得漫游名妓之家以填词为业，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尽情放浪多年，身心俱伤，死在名妓赵香香家。 他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过问。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情痴，凑一笔钱为他安葬。 谢玉英曾与他拟为夫妻，为他戴重孝，众妓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之时，东京满城妓女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 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 谢玉英痛思柳郎，哀伤过度，两个月后便死去。 陈师师等念她情重，葬她于柳永墓旁。 晏殊他一生富贵优游，所作多吟成于舞榭歌台、花前月下，而笔调闲婉，理致深蕴，音律谐适，词语雅丽，为当时词坛耆宿，在北宋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诗、文、词兼擅。 有一次，晏殊路过杨州，在城里走累了，就进大明寺里休息。 晏殊进了庙里，看见墙上写了好些题诗。他挺感兴趣，就找了把椅子坐下。 然后，让随从给他念墙上的诗，可不许念出题诗人的名字和身份。晏殊听了会儿，觉得有一首诗写得挺不错，就问：“哪位写的？”随从回答说：“写诗的人叫王琪。” 晏殊就叫人去找这个王琪。王琪被找来了，拜见了晏殊。 晏殊跟他一聊，挺谈得来，就高兴地请他吃饭。俩人吃完饭，一块到后花园去散步。 这会儿正是晚春时候，满地都是落花。 8.苏轼的知音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宋朝人，生於今济南历城柳絮泉。 李清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女词人，而且是一位有名的词论家。她在词的创作实践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把它提升为理论，写成一篇著名的《词论》，留存於《苕溪渔隐丛话》、《词苑丛谈》和《诗人玉屑》中。 向这样独抒己见的词论，在她以前的宋代词坛和文学史上，还没有见过。这是采用传统观点并结合她早期创作经验的词论专著，也是我国封建社会词坛第一篇著名的词论专著。 她有系统地评论了唐至北宋诸词家创作的得失与倾向，较她为早的晁补之、李之仪，以及比她略晚的王灼，虽然也评过词，但都不及她的全面和系统。 一、《词论》的创作年代 在介绍李清照的《词论》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这篇文章的写作时代，一方面可以了解时代背景对《词论》一文的影响，一方面也可以推想作者当时写作的心态，以方便对词论产生更明确的认识。 关於《词论》的创作年代，历来各家研究者众说纷纭，在此采俞正燮、夏承焘、郭绍虞、王仲文、洪昭诸位先生的看法，认为这篇《词论》可能是李清照早期之作。原因是考据上的佐证较为可信，理由如下： （一）、词论批评北宋词家，计有柳永（生卒年不详）、张先（西元九九零~一零七八年）、晏殊（西元九九一~一零五五年）、宋庠（西元九九六~一零六六年）、宋祁（西元九九八~一零六一年）兄弟、沈唐（生卒年不详）、欧阳修（西元一零零七~一零七二年）、元绛（西元一零零八~一零八三年）、曾巩（西元一零一九~一零八三年）、王安石（一零二一~一零八六年）、晏几道（西元一零三零~一一零六年）、苏轼（西元一零三六~一一零一年）、黄庭坚（西元一零四五~一一零五年）、晁端礼（西元一零四六~一一一三年）、秦观（西元一零四九~一一零一年）、贺铸（西元一零六三~一一二零年）等十六人，始於柳、张（西元九九零年）而止於晁、贺（一一二零年），无任何评论涉及靖康乱后的词坛。 （二）、文章开头叙述了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八郎唱歌的一段承平逸事，当中又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北宋自太祖建隆元年（西元九六零年）至钦宗靖康二年（西元一一二七年），共一百六十七年。 所谓“涵养百余年”，当指靖康事变以前。 （三）、《词论》在批评北宋诸词家时，要求倚声需协律、铺叙、典重、主情致、尚故实等主张，与李清照南渡后词作的风格并不完全相同。 （四）、没有论及周邦彦（西元一零五六~一一二一年）。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 《词论》既为李清照讥弹前辈之作，而周邦彦与李清照同时，并非李清照的前辈，故词论不涉及他，此为原因之一。所谓“盖棺论定”，前人每发议论，多不论及时人。 因为赞誉有阿谀之嫌；诋毁又变为雠敌，因此只好缺而不论。李清照的《词论》当如此例。 由以上数项理由可知，《词论》当为李清照新婚后、南渡前所作，其时李清照尚年轻，故免不了具有少年人的锐气和较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在措辞上免不了较为尖锐，而在批评前辈词作时也是直指其病，不加修饰。 二、《词论》全文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 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 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 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 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必李八郎也。” 自后郑、魏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等词；语虽奇甚，然“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於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然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读不齐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 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 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 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则尚故实而多庛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卅三） 三、《词论》观点的探讨 （一）、重视声律 李清照论词，首重声律。故《词论》开宗明义曰：“乐府声。 9.举例说明词的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区别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 词兴起于晚唐，发展于五代（907—960，繁荣于北宋（960—1127），派生于南宋（1127—1279）。 这样分期当然是极为简略粗疏的，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能不在历史的大墙上暂时插几个钩子，以便挂上一些史实，看清它的上下左右的关系，免得抽象设想，不易捉摸，甚至弄得时代错误，史实乖舛。 从词的兴起到北宋末年，大约在二个世纪之中，词作为一种民间爱好，文人竞写的文学作品，已经达到它的黄金时代。 也可以说，全部词中较好的那一半，产生在这一时期。以后，即在南宋时期，尽管派别滋生，作者增加，但就总的质量而论，已不如南宋以前的作品。 那些作品及其作者，都是沿着自晚唐以来的一个传统而写作的。这个传统简单明了，即是后世所谓的“小调”。 小调是民间里巷所唱的歌曲：其内容也颇为单纯，大都以有关男女相爱或咏赞当地风景习俗为主题。这本来是《三百篇》以来几千年的老传统、旧题材，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魏乐府，则表现得更为突出。 宋词与乐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宋人的词集有时就称为“乐府”，如《东山寓声乐府》、《东坡乐府》、《松隐乐府》、《诚斋乐府》等。晏几道自称其词集为《补亡》，他自己解释道：“《补亡》一卷，补“乐府”之亡也。” 意思是说，他的词正是宋代的“乐府”。 但是从五代到北宋这一词的黄金时代中，虽然名家辈出，作品如云蒸霞蔚，却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分派别，定名号，贴签条。 五代的作品，至少来自四个不同的区域：西蜀、荆楚、南唐、敦煌，但后来，也许为了讨论方便，提出了“花间派”这个名称，即用西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的名称来定派别，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此集所选的温庭筠与韦庄的作品就大不相同，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人与波斯血统的李珣的一些作品又很不相同。但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 一般称赞某人的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这是很高的评价①。陈振孙称赞晏几道的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 高处或过之”。由此可见，南宋的鉴赏家、收藏家或目录学家以《花间》一集为词的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 “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间”者殆不免“自郐以下”之讥。事实上如何呢？我们看北宋几个大家，如欧阳修、范仲淹、晏氏父子、张先、贺铸、秦观、赵令畤、周邦彦其词作莫不如此。 柳永和他们稍稍不同，但他所不同者无非是写他个人羁旅离恨之感，而其所感者仍不脱闺友情妇。对于这些作品，当时北宋南宋的词论家或批评家，谁也没有为它们分派别，只是寻章摘句，说说个人对某词某联的爱好欣赏而已。 北宋大词人的作风大都相象，这不稀奇，因为他们都是从《花间》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他们的作品相互之间可以“乱楮叶”（楮chǔ，语出《韩非子·喻老》篇，比喻模仿逼真），又可以和《花间》的作品乱楮叶，甚至可以和南唐的作品乱楮叶，因为南唐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文化水平、情调趣味基本上和北宋作家相似，而所咏的题材又大致相类，封建文人的感情又相差不远，其表现方式也自不免相同，明显的例子是冯延巳《阳春集》中的十四首《鹊踏枝》（即《蝶恋花》），其中有回首②见于欧阳修《六一词》，改名《蝶恋花》③如除去这四首，则冯作只有十首了。 又如用《六一词》为核对的底本，则问题更多，集中“旧刻”《蝶峦花》二十二首，今汲古阁本只剩十七首。毛晋在《蝶恋花》调名下注云： 旧刻二十二首。 考“遥夜亭皋闲信步”是李中主作，“六曲阑干偎碧树”，又“帘幕风轻双语燕”俱见《珠玉词》。“独倚危楼风细细”，又“帘下清歌帘外晏”俱见《乐章集》。 今俱删去。 这里毛晋指名删去的五首，尚有两首未点名。 另外，毛晋明知一词见于两本，但似乎不敢断定是谁作，他就录存原词，同时注明亦见他人集子中。这种情形有四首：“庭院深深几许；一首，毛氏注云：“一见《阳春录》。 易安李氏称是《六一词》。”说明他之所以认为这是欧阳修的作品，也有根据。 梨叶初红蝉韵歇”一首，题下注云：“一刻同叔（晏殊），一刻子瞻（苏轼）。”“谁道闲情抛弃久”一首，注云：“亦载《阳春录》。” “几日行云何处去”一首，题下注云：“亦载《阳春录》。” 其他北宋人词同一首见于两三人的集子中者，还有许多，这里不必详记。 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考证这些词的作者，以便研究某人的作品价值。而是为了说明一个历史现象：自唐五代到北宋，词的风格很相象，各人的作品相象到可以互“乱楮叶”，一个人的词掉在别人的集子里，简直不能分辨出来，所以也无法为他们分派别。 实际上北宋人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是属于哪一派，如果有人把他们分成派别，贴上签条，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笼统说来，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词的都源于“花间”。 你说他们全部是“花间派”，倒没有什么不可，但也不必多此一举，因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人人皆知，视为当然之事，你要特别指出北宋某人作品近于“花间”，倒象说海水是咸的一样。所以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