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宋的诗词一般有哪些常见的思想感情南宋时期的诗词难免都带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南宋初期的诗词大多是感概南北分裂之苦 痛惜大好河山落入外敌手中 悲愤朝廷无力抵抗入侵者。以及对家乡对故土对老友亲人的昔年 和落魄他乡的自怜自哀 例：叶绍翁的“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如公少 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表现了南渡文士对国事的感慨。 到了中期 更多的是表达自己誓死抵御外敌 愿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豪迈情怀 例：陆游《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晚期 对生灵涂炭的悲哀 对水生火热的无奈 对美好过去的怀念 例：范成大《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2.宋代文人300字观后感谈起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许多人顿生艳羡之情，认为那是一种平和优雅、含蓄蕴藉的诗意生活，“贵在适意耳”。 在宋代，文人尽得时代之幸，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们有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比上，不像魏晋文人须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须仰武人鼻息；比下，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动辄文字狱、血光之灾。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要，享受丰富醇美的人生乐趣。 3.南宋词的盛与衰表现在哪里晚清词人文廷式曾在《云起轩词钞序》中说过：“词家至南宋而极盛， 亦至南宋而渐衰。” 词发展到南宋可谓是达到了“极盛”的地步，极盛的表现首先是词人的数量比北宋时多。根据《全宋词》一书统计，在其时代可考的词人中，北宋有227人，占全部词人总量的26%，南宋有646人，占74%，南宋词人约是北宋的3倍。 （统计数字来自周笃文的《宋词》）从这个数字对比中，即可看出南宋的词坛创作风气要远盛于北宋。其次是词的“品种”增多。 在北 宋词坛上，基本是“言情”词的天下，到了苏轼时期才出现了少量的另外“品种”的词作。但由于南宋特殊的社会条件，词坛上产生了更多“品种”的词，如隐逸词、伤感词、爱国词，且在传统的婉约词中，产生了刚、柔词风“嫁接”后的“清空”的风雅词等。 此外，北宋词人作词是业余的娱乐消遗，常常 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中的情感。而南宋词作却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文人的雅致文学。 南宋词巧 见安排，匠心巧运，意内言外，值得阅读者反复 咀嚼。且南宋词走出了象牙塔，将目光投向更为 广阔的社会现实，其思想内容要比北宋词有所 拓展和深化，在抒发爱国感情方面，南宋词的 成就是北宋词所无法比拟的，正所谓是“国家 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 山诗》）。 同时，南宋词也有“渐衰”的一面。在北宋 周邦彦词中，由于过于强调词的格律，从而导致 了词“真情不足，技巧有余”。 而在主要是延续 周邦彦词风的南宋婉约派的风雅词作中，这种倾 向就更为严重，其词作只是在重复抒写别人早已 写过很多遍的旧内容、老词汇，而且只是在 “用典”等方面有所推陈出新而已。 此外， 在辛派爱国词中有一些作品过分强调了抒写 “胸中之事”而往往忽视了词本身的艺术特 性，过分注重了“发泄”（指发泄词人郁闷 之气）的功能而常常忽略了词“表现”（指 表现其“感情境界”）的技巧，从艺术性角 度来说，这也是词渐衰的表现。 4.南宋的词与北宋的词有何不同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 5.论述南宋词的主要流派及其特征前期，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临安后不久，政界中主战论与主和论尖锐对立，而中原地区已委之于异民族。许多人成为被逐出故乡的流亡之身的现实，唤醒了人们心胸中激烈的悲愤之情与民族意识。因此，不久后，绝响已久的豪放词派再兴的机运产生了。 其中最重要的词人是辛弃疾，他生长于金统治下的山东，加入了反抗压迫政权的义军而战斗，后来返归南宋。他性格刚毅而富于文武之才，然而因是个彻底的主战论者，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厌而不遇。 他的词作，寄托有备尝殆尽的亡国之痛，与收复中原的悲壮心愿，而极尽激烈豪放。然而作为其支柱的仍是纤细而敏锐的感受性，那种调子具有另一种意味的潇洒而典雅的风格。他也作了不少写景咏物的优秀作品，而同样尤多假借风物以述忧世之志与人生议论之作，还时时表现出近于散文的手法，也因此被评为“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论为词”。 取其号被称为稼轩体，而成为豪放派典范的那种词风，可以说更大地扩展了由苏轼取得新开展的词之领域，然而其反面，又不可否认，词的特色因此而变得淡薄了。无论如何，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领袖，是代表南宋的大词人。 这一时期与辛弃疾共同被列为豪放派的有张孝祥、朱敦儒、陆游等。其中张孝祥英年谢世，然而其歌咏收复中原热情纯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朱敦儒较辛弃疾年辈略先，被金兵追逐而南逃。他年青时词多柔婉，在身历目睹国难的中年以后，转而歌咏忧国心情，然而不如辛弃疾激烈，总的看来较沉郁。特别是在为政情所苦的晚年，于平淡之中带有虚无的意味。 陆游作为诗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作为强硬的主战论者，其词也满溢着激情，晚年时同样表现出闲淡的词境。 绍兴十一年（1141）经高宗与宰相秦桧之手，对金和约签订了。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富饶的江南地区之经济就进展了，主战论的热情被束之高阁，民心向往奢侈与享乐。在这种风气中，继承周邦彦传统的婉约派又表现出兴盛的活动。相对于豪放派重视述志之词，结果使词与乐曲逐渐分离，他们在表现上争艳斗丽，在音律上悉心钻研，代表南宋前期这种倾向的是姜夔与史达祖。 姜夔未能登进士第，一生无官而游于江南，在各地得到资助而度过一生。他虽然晚年也有唱和辛弃疾之词，不无忧国之调，然而他的本领仍然是吟咏艳情风物的唯美之作。较之贺铸、周邦彦，他用典较少，以自创新意之修辞为支点的高格调，被视为有“清空”之趣。特别可注意的是，姜夔多自度曲，在词旁注记乐谱的作品，在其词集中出现17首，17首作品，成了今日为复原当时的曲调所存的，唯一的贵重手稿。 后期，所谓“文人墨客”，宦途无成，而凭其诗文书画等艺术才能游历各地度过一生之风气，在姜夔之后愈益兴盛，这成为南宋中叶后一种社会现象。 为这种阶层之出现带来可能的，不言而喻，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撑它的丰饶的经济能力，然而不管怎样，在那样的文人墨客中，虽然其优秀的一部分，以无官之身而同时兼为风流名士，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会地位；然而另一方面，渐近于帮闲与游艺者的，也为数不少。于是在这类文人们的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出卖品的艺术技能中，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词为职业的专门词人多有产生，他们成为南宋后期词的承担者。 这类专门词人的特征是几乎都有唯美倾向，工于音律修辞而极尽精致，这种倾向在前此的姜夔、史达祖身上已能窥见。豪放派的词至辛弃疾，愈益失去其相对于诗的特异性，可说仅仅采用词的形式，而前述倾向，与之相对而有一种再度追求词的独自境界，使之鲜明的冲动。同时，由于把词作为专门的商品，又有了增大其稀少价值的动机。 达到这一风潮顶点的是吴文英，他也是位经常往来于苏、杭之间，同时而成为各地权要之门客的游士，晚年的情况不很清楚。吴文英也多自度曲，成为其词风基调的，是一种沉郁的柔情。然而其想象、表现、造句，均极尽华丽而曲折，同时又使他的词变得极其晦涩。词至吴文英，可说是极尽其象征性之能事。然而同时也愈益特殊化，成为脱离一般人的东西。 这一时期属于豪放派的词人，仅可举出刘克庄之名，而其风格不出辛弃疾之流亚。 6.话说南宋词和北宋词的不同特色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