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代各个词人的写作特点晏殊：《宋史》本传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 尤工诗，闲雅有情思」。间或流露出旷达的情怀，概括出对人们有启迪的人生哲理。 艺术风格和婉明丽，清新含蓄。所作皆为小令，善于即景抒情，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构成形神兼备的意境，写景重其精神，前人评为「更自神到」。 语言精炼浑成。这是他的词作内容虽一般却能万口流传的主要原因。 在小令的写作技巧上，晏殊有所发展，且使之日臻纯熟。 欧阳修：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 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 苏轼词的特点 一、“以诗为词”：形成豪放雅词 苏轼豪放词既然在题材、结构、情调、形象、内涵诸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窠臼，也就必然引发对词的形式自身的革新。 这方面，通常被学者们评为“以诗为词”。题材的开拓，正指示了由婉约而豪放，由“俗”而“雅”的方向。 二、以我观照万物：人物形象的豪放雅格 苏轼词中的主人公形象和角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就形象而言，苏轼之前的词作中，大多是柔肠百曲之士，千娇百媚之态。 多为女性形象：花间及晏欧文人词一派多是上层女性形象，柳永笔下则多为沦落风尘的女性，而男主人公也多是“执手相看泪眼”的情郎。而在苏轼的豪放词作里，则或是“聊发少年狂”的“老夫”，“亲射虎”的“孙郎”，“欲乘风归去”的酒徒，“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豪杰等等。 不仅如此，从词人抒情的角度来看，苏轼更进一步把自我推向了词这一艺术舞台的前台。花间词人如同情窦未开的少女，隐在薄薄的幕帷里，显示着含蓄的少女魅力，柳永则如放荡的少妇，向你展示她美妙的胴体。 故前贤说，花间妙在“不尽”，而柳永妙在“尽”，但他们“尽”也好，“不尽”也好，词人都如同导演一样，只在幕后；或如同高妙的皮影大师，在台底操作着他们的美人表演。而苏轼则既是导演，又是主人公，他把自己直接推向前台，特别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坦露无遗。 从前文所举的四例来看，两例是词人自我，两例是以古人象征自我。还可以举出几十句表现自我的词句：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 （《蝶恋花》）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永遇乐》） 我是世间闲客，此间行。 （《南歌子》） 但令人饱我愁无。 （《浣溪沙》） 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水龙吟》） 不仅以我写我，以他人写我，还以天地万物写我。以“我”之目光观照万物，则万物莫不着我的性情。 如“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廖子》）。潮卷潮落， 本为自然，东坡眼中，皆因“情”字不同，因而会发出“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的痴想。 这种景况，恰如词人所说：“无情流水多情客”（《劝金船》）是也 三、使用醉酒的道具：摆去拘束以形成豪放雅格 苏轼在词中常常使用“醉酒”的道具，以使其中的人物能更潇洒、更超脱、更能摆脱人类社会的种种理性束缚。 当然，“酒”可使词作豪放，却不一定以酒入词就是豪放词。 词本来就是酒宴歌席前的产物，但真正能达到上面所说的作用，还应说是始于苏轼。酒对人的作用、感觉应该说是大抵相似的，但不同的性格、思想的人，在与酒结合后，会产生不同的情怀。 柳永之前，写酒之词，尚无名篇佳句，算来也只有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最为有名了。但酒醉使他幻思的却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境界。 这自然是典型的婉约情境。再看他的一首以写酒为主要背景的词《御街行》（上片）： 前时小饮春庭院。 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 惹起旧愁无限。 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 “酒”不但不能使他豪放，反而“惹起旧愁无限”，将其低俗的情怀推向了极致。 醉酒不仅使东坡摆去拘束，豪放不羁，而且酒后吐露真言，或者不如说是借酒遮面，来表达正常状态不便表达，甚至不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四、以议论入词：表述方式的豪放雅格 传统的词作，以含蓄蕴藉为审美特征，以细腻深入的情景刻划为特征，以传统的意象为主要表达方式，很少直接抒情，更不用说直接发论了。 而苏轼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自己的情感、观点和认识，更透脱地表现自我，就将他在诗文中 常用的“议论”引入到词中，从而成为“豪放雅词”的一个艺术特征。 如一曲《满庭芳》，便是全篇发论： “议论”不过是一种表述方式，并不一定以“议论”入词就能写出豪放词。 而是要看由谁发论，发什么情感色彩的“论”。易安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写女性柔弱悲苦的内心，表现了一种阴柔之美。 而苏轼的议论，却是大气磅礴，宏观鸟瞰，将世俗看得重似命根的名利说成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充满了苏轼特有。 2.苏轼的词作有什么特点苏轼（ 1037—1101 ），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 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 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 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 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 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 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3.宋朝三大词人的作品特点和作者生活的时代有何联系1、苏轼词及特点：苏轼开创一代词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的词豪迈奔放。 作品特点和作者生活的时代的联系： 苏轼（1037-1101），生活在北宋时期，年轻时经历了北宋社会的繁荣。中年以后，北宋繁荣的背后开始出现危机，他本人也因为与他人政见不合而屡次被外放为官，既有失意更练就了豁达的性格，所以他的词风呈现豪迈奔放的气势。 2、李清照词及特点： 委婉含蓄，清新淡雅 作品特点和作者生活的时代的联系： 李清照生活在两宋之交。前期她生活优裕，婚姻幸福，词风委婉含蓄，清新淡雅。北宋灭亡后，避乱江南，丈夫去世，朝廷不思北伐，苟安江南，她的词哀怨悲凉。 3、辛弃疾词及特点：慷慨激昂，悲凉，充满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作品特点和作者生活的时代的联系：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4.宋代大诗人苏轼的祥细资料苏轼（北宋文学家）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1-3] 。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 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 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4]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人物生平编辑早年经历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6]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 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 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7]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8]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9] 好美食，[10]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11] 好品茗，[12] 亦雅好游山林。 [13] 进京应试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 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14] 名动京师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 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 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15]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16] 自请出京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 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 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乌台诗案苏轼画像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17]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 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坐牢103。 5.联系苏轼的生平和作品分析苏轼词的艺术特点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 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 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 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1、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如《赤壁怀古》 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如《水调歌头》、《定风波》 3、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6.宋代词作艺术所呈现的特色宋代诗歌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所开拓创造，出现许多优秀诗人作品，形成许多流派，对元、明以后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在清代更引起了尊唐、宗宋之争。可见在古代诗歌史上，宋诗是继唐诗而取得显著成就的又一高峰。 宋诗的成就 ①宋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新的开拓和创造。宋诗比之唐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表现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等方面都有所扩展；特别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剧烈的历史背景下，诗中所抒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唐诗更炽热和深沉，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 在艺术旨趣和风格上，则主要向思想、显露、精细方面发展。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评：“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杨慎《升庵诗话》卷八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虽然褒贬态度不同，而指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则同。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亦指出唐诗重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重赋，“其词径以直。”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称：“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宋诗又追求精细。 《石洲诗话》卷四又说：“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 颇有见地。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刻画，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汉魏六朝唐诗的浑成凝重各异其趣。 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评苏轼诗“情与事无不可尽”，就是一例。另一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 如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中评黄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讨古书，穿穴异同，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 即指出黄诗在句律、体裁方面的穷极变化。与上述数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 ②宋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和优秀的诗人。宋代诗人如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在中国诗歌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和唐代的一些重要诗人相比，各有特色。 他们以自己的优秀诗篇，赢得了后人的称赏。其中特别是苏轼和陆游，人们是把他们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相提并论的。 他们的诗歌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典范的意义。③宋代产生了数量很大的诗歌作品。 宋诗流传至今的，估计要超过《全唐诗》数倍，已知的诗人，估计有8000人左右。宋诗不仅数量大，而且其中确有大量的好诗。 那些杰出的和优秀的诗人留下了大量的好作品，即使一些并非特别负有盛名的诗人，也往往有佳篇流传。宋代的诗歌经过了长期的各种探索，一般说来，诗人们都很重视学习唐人，有的偏重模仿，有的力求在学习中创新。 前者如宋初的九僧，南宋后期的四灵诗派等；后者则更为普遍，呈现出争奇斗艳、推陈出新的局面。因此，宋诗中流派较多，各种流派之中也常常有发展演变，诗歌的风格也因之丰富起来，不断地产生出大量好诗。 宋诗的发展 严羽《沧浪诗话》曾论到宋诗的流派。一直到清初，研究宋诗的人，大都着眼于流派的演变。 而在流派演变之外，同时注意历史发展变化的，始于全祖望《宋诗纪事序》。他讲了宋诗的“四变”：一变是仁宗庆历以后；二变是在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崛起之时；三变是在四灵派出现以后；四变是宋末。 清末民初的陈衍，编选《宋诗精华录》，仿照唐诗，分宋诗为初宋、盛宋、中宋、晚宋四期。他在第一卷开始时说：今略区元丰、元□以前为初宋，由元丰、元□尽北宋为盛宋，南渡为中宋，四灵以后为晚宋。 他在全祖望“四变”说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较为合理。 参照陈衍的分期法，可分宋诗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北宋前期，即从北宋开国到英宗（960~1067）末。第二时期为北宋后期，即从神宗到北宋（1068~1127）末。 第三时期为南宋前期，即从南宋初到宁宗开禧（1127~1207）末。第四时期为南宋后期，即从宁宗嘉定初到南宋（1208~1279）末。 北宋前期 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诗人们基本上偏于消极地接受唐诗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积极地创造发展。他们主要师法的是白居易、贾岛、李商隐等人。 叶燮《原诗》说：“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辈纯是唐音。”效法白居易的，以王禹□为代表。 王禹□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说他“五言学杜，七言学白”。 实际上他主要学白居易。王禹□在宋初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称赞他的人说他和欧、苏相伯仲《宋诗□□集》），但他的诗毕竟没有多少显著的特征。 当时学白居易的还有徐铉，李□等人。 效法贾岛的，主要有九僧和魏野、寇□等人。 他们除贾岛外，还效法晚唐其他某些诗人。他们声气相通。 7.以苏轼的词为例,论述宋代豪放派词的艺术特征 高分~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宋后历代以来，人们论词，必提苏轼 ；若提苏词，亦必提其“豪放”之风。 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了。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一系列豪放词是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辰翁就曾说过：“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词作是比较丰富的，据统计现存三百四十多首。 苏词风格多样，既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 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 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 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 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 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 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 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 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 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 “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 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 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 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 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