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述唐宋词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哪几个层面】前此的唐宋词的研究，较少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然而唐宋词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流传至今，恰恰是依靠了传播的力量.本文将唐宋词的传播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唐宋词兴盛的原因，并通过对唐宋词各种传播方式的具体考察，探寻其在唐宋词史的进程和唐宋词风的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序论部分主要对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述评，指出了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并概要介绍了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第一章：唐宋词的传播背景和传播阶段.唐宋词的传播背景是唐宋词传播研究的基础，其传播背景一是城市化，这为唐宋词的欣赏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二是商业化，这为唐宋词的消费提供了适宜的温床；三是“去道德化”，这为唐宋词的创作摆脱了精神的束缚.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唐宋词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乐人之词”、“诗人之词”和“词人之词”，它们分别和词的声音传播、文字传播和印刷传播密切结合.第二章：唐宋词的歌舞传播.。 2.唐宋词的研究用什么贡献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层面来加以综合审视，同时，依据文学自身发展与演进的内在规律性，界说婉约词的基本审美特征，并对婉约词的演变进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予以“远距离”与“近距离”的审美观照。 既宏观上把握婉约词在各时期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环境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在个案上以唐宋词大家名家及其婉约词为研究对象，探析不同时期的婉约词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创作手法及声韵情调等方面所产生的审美意蕴，以期深入揭示词体文学样式独特的美感特质。这乃是词学本体研究的核心问题。 全文共分五章与结语部分： 第一章论述婉约词萌生的历史文化渊源，从词体的音乐性、地域文化以及文人创作心态三个层面溯源讨流，并加以概括总结：倚声填词是婉约词萌生的直接因素；西蜀南唐文化的形成对婉约词的“阴柔”特性产生了间接的作用和影响；社会历史变迁又是文人创作心态转变的重要因素。上述三个层面构成了唐宋婉约词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章探讨婉约词所确立的范型。一方面是《花间》“冠冕”：温庭筠与韦庄以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为婉约词体式的创立奠定了基石，并以《花间》词为审美对象，从题材内容的香艳性与深婉的抒情性方面，总结婉约词的艺术风貌；另一方面，与《花间》词有所不同的是，以南唐冯延巳、后主李煜词为典型形象，揭示婉约词蕴含着凄恻哀伤的抒情基调。 尤其是李煜词的艺术创作使婉约词的抒情内涵从男欢女爱、相思离别这类相对狭小的个人情感圈子里，开始步入社会人生以及生命本体的多维情感空间，含思深沉，意味隽永。 第三章讨论婉约词在北宋历史文化环境下的继承和衍变，并分析婉约词创作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意蕴。 北宋以汴京为中心城市经济的繁盛，士大夫文人歌舞享乐的社会风尚及其独重歌妓之传唱这三个方面，对婉约词得以继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点考察以晏殊、欧阳修与晏几道工于小令的艺术创作上，他们并非是简单地沿袭南唐五代词风，而且形成了婉约词独具的艺术特色，显示出婉约词衍变的审美趋向。 即以男女恋情为核心内容的婉约词中，那些被理想化的佳人形象，不再是单一地表现男女恋情的忠贞持守，同时融入“多情士子”的情感生活与身世经历，蕴含着士大夫文人学士的性情与襟怀。这两种情思相互交融，含蓄而清雅，深挚而凄苦。 同时，着重于柳永大量创制慢词长调，抒写下层市井青楼女子的情感生活和爱情体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富有鲜活生命力，更能抚慰文人漂泊天涯、凄凉独处的心灵创伤和情感寄托，词在宋代虽视为“小道”、“末技”，文人们却愈来愈离不开它。 第四章探讨婉约词在北宋中后期至南、北宋之交进一步地深化与拓展，以苏轼、李清照和周邦彦三位杰出词人为重点研究对象，展示他们的词体观念与创作实践中“豪放”与“婉约”两类对应物的交互激荡与融合，对婉约词的题材内容、审美意蕴及其艺术形式等方面的深拓，颇有建树。 苏轼的婉约词很有造诣，首先离不开苏轼文化人格魅力。苏轼文化人格的成因，与其卷入北宋文人的新旧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经历人生的几重磨难之后得以升华，对“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念，不仅对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在题材内容与审美意蕴方面，深拓了传统意义上的婉约词，使婉约词的抒情内涵由最初单一的男女情爱出发，渐次渗透与融入文人学士的品性、修养与襟怀等情感层面，进而体悟世事人生，增强了社会生活的时代感，最终成为情感体验的多维审美空间，这也正是苏轼婉约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由男性词人群体占据统治地位的宋代词坛上，李清照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敏锐的情感艺术，由“男子而作闺音”到“闺音”发自女性自身，寻求自己的“话语权”，并深切感受和抒写了宋代政局动乱中人事沧桑之感与身世沉沦之叹。 李清照以女性文人的独特身份在词作中塑造女性的自我形象，展示身处特定社会历史境遇中的女性真实而深沉的内心情感，区别于男性文人性别视角的独特的情感审美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李清照对婉约词的独特贡献。周邦彦对婉约词的“集大成”，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所体现的艺术成就：精通音乐，熟解声律；讲究曲折回环的结构，缜密典丽的词章；沉郁感伤的抒情基调。 需要指出的是，周邦彦婉约词不仅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也有着深厚的情感内容，寄寓着词人的身世经历。 第五章探讨婉约词在南渡之后的词体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所呈现出的演化情况。 首先，分析南宋词坛创作主体所身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婉约词的演化，同时，南宋词学观的建构，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与延深：对曲子词发展演变的历史总结，指出乐歌关乎国运兴亡的必然；推尊词体，使词与诗的地位等同；倡言雅正，讲究协律、词章，并对婉约词的演化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接着，重点考察探析婉约词在创作实践上的演变情况。 北宋词坛基本上是婉约词的情感艺术世界，而在南渡之后至宋季这一阶段，婉约词以姜夔、吴文英与张炎为代表，与“豪放惟幼安称首”的豪放词双。 3.唐宋词的产生与发展词调的演变 唐宋词一千多调，是从8世纪到12世纪逐步积累起来的。这中间经过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乐曲的时代性极强，随着时代风气转移，乐曲总是代有新变，不断处于变动之中。风靡一时的名曲，其流行的时间和地域也是有了有限的。因此，词在唐宋并非尽数可歌，始终是一部分可歌，一部分不可。可歌的不失为时曲，不可歌的就成了古调。 宋代词调大增，但变动也极大。周词在政和、宣和年间传遍都下，但南宋后期亦遗音沦落。张火对吴文英的自制曲也不能悉数得歌法。 一方面过时的曲调被淘汰（词调借助文字定型下来），另一方面新创曲调随时繁衍孳生。词变不断推进演变，变旧更新。北宋是词调发展的最高潮。南宋时，我国音乐文艺重心转移，词曲不再从民间新声中取得新来源，除文人自度外，基本上词调创作停滞，最后衰落。 一 唐五代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 唐五代所用近二百词调按来源看，一为盛唐教坊曲，二为中唐以为都市新生。教坊曲作为词调的有八十余曲。另有二百余曲未作词调。特别是一些民歌未能入词，这应该是因为其情调不适合词体流行所需的檀板金尊、浅斟低唱的气氛。同时民歌多为五七言句式，同词调所需要的曲折宛转音乐要求不俩。词之取径在初起时已不宽宏，比之教坊曲就不免显得狭窄。 教坊曲中五六七言四八句为歌词的不在少数。计有四五十曲。由于齐言句式和乐曲节拍之间有着无法彻底消除的矛盾，所以这些词调大都没有发展为词调。本是齐言的，后也改为长短句。 大量原为齐言格式的曲子词在唐五代逐渐变成了长短句，如《浪淘沙》、《长命女》《杨柳枝》等。最终只有《浣溪沙》《生查子》等极少数的几首入宋。齐言消亡，长短句兴是在唐五代完成的重要变动。 唐五代以令词为主，有些还是单调。但在中晚唐就出现了慢曲长调。《卜算子慢》是第一个称“慢”的词调。唐五代长调约十首。入宋后新创调则基本上以长调慢曲为主小令退居次要地位。宋令曲也全是双调。 唐五代词调为宋人沿用的，不过半数。许多酒令词，在宋代成为绝响。 二 北宋新声竞繁，众体兼备，词调大盛 北宋词调令引近慢，兼备众体。数量远超前代。这是在仁宗至徽宗年间完成的。北宋的市井新声是词调新增与扩充的重要原因。同时，北宋词人知音识曲者甚多，能自制调。 仁宗年间，唐五代词部分被传唱，而市井新声竞逐。以晏欧为代表的一批词人，承南唐余绪，多作五代小令。以柳永为首的另一批词人则致力于尝试新曲，以新词风推动新乐曲的流行。张先、杜安世等辈则介于两者之间。 《乐章集》三卷，词调二百余，比花间多出两倍。其中一百多调，首见于柳词。柳词又多为长调，开辟了词曲由小令进入长调的新阶段。柳词虽然格调不高，但在创调上却有奇功。其词调来源主要是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易安则评柳永“变旧声作新声”，指其度五代小令为长调。（如木兰花、浪淘沙、定风坡、应天长、长相思、玉蝴蝶）。更将唐五代无人作词的教坊曲度为词调。 苏轼不但提高词品、开拓词境，而且变革和刷新词调。其大贬柳永。且对不少词调有推广之功。念奴骄、水龙吟、贺新郎、水调歌头、满庭芳等调都由苏词后始有人广泛运用。 北宋词大增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以周美成为代表的大晟曲。 周词除了增演慢、引、近，作犯调也是周词的又一重要手法。 三 由于音乐文艺重心转移，除词人自度曲外，南宋词调发展走入没落。 词至北宋始尊其体，南宋其用益大。稼轩诸家爱国词把思想艺术又推向新高。南宋词成就绝对不低。但从词调发展上来看，北宋创多，南宋创少。且取径日趋狭小。其原因有二 其一、出现了大量新乐种、曲种、剧种，词曲失去了音乐文艺的中心地位。诸如嘌唱、唱赚、赚等乐种，鼓子词、诸宫调等曲种。杂剧、院本、南戏等剧种，在北宋末大量出现。占领了词曲原占有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北曲，发展极快。 南宋词调不能从当时这些新兴音乐中吸取养料，他的趋势就只能是走向没落。 其二、南宋词尚雅、严律，同民间新声断绝联系，堵塞了词调的来源。南宋词严雅俗之辩。格律上也日益讲究四声阴阳。民间新声词人唯恐避之不及。词人作词严守清规，词调守律日严，取径日窄。来源必须日渐涸竭，只有少数音律家自度曲之一余。 姜、吴二人自度较多。但这些自度曲流行范围很小，应者廖廖。同时乐律又比较严，不易推开，这正是词乐衰落的表现。 4.宋词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之不同朝代的其它文体，词创作中“复雅”之呼声更为迫切、更为强烈，贯彻得亦最为彻底，以至形成“雅词”这样一个特殊概念。 其间必定有歌词创作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此，可以做两个方面的考察。 其一，“曲于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 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 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 《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赞浦子》又是吐蕃乐曲等等。 《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 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 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 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 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 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 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 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 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其二，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 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 （《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 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 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 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 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 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 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 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 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 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 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