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唐诗歌的开拓与新变唐代 （618 -- 907） 的诗主要可为四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1. 初唐 （618 -- 712）：初唐是唐诗的酝酿形成时期，主要的诗人有初唐四杰 （王勃、骆宾王、卢照邻、杨炯）、沈？期、宋之问、陈子昂。 1）诗境上：歌行在卢骆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卢照邻《长安古意》）；五律在王杨手里“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杨炯《从军行》）。 （2）重视声律； （3）讲求骨气：如《从军行》慷慨豪迈；《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洗悲酸之态，爽朗超脱；《在狱咏蝉》有寄托。 四杰有自觉的变革文风的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文风。 杨炯《王勃集序》曰：“（龙朔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在他们的诗中已出现壮大、慷慨的作品。杨炯《王勃集序》评王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 认为王勃能以风骨充实作品，既壮健又有藻饰。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旨华丽，固缘陈、梁之迹，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 认为既有宫体诗华靡的一面，又有风骨。他们努力开拓诗歌境界，能够运用比较畅达的气势来去感驾文辞，将六朝的骈俪转化为流丽矫健。 杜甫《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2. 盛唐 （712 -- 675）：盛唐时期是唐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优秀诗人如群星丽天，还出现了两位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 -- 李白和杜甫。 除李、杜外，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也是杰出的诗人。 初唐诗歌发展的脉络是从宫廷御用转向个人抒情。 盛唐诗歌普遍的主题是社会政治主题，盛唐诗歌反映了唐人重视事功、富有理想、高度自信、胸怀开朗、热情豪迈的总体风貌。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李白《上李邕》）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2）、表现新的体验。 即使是旧题材，也写出新体验。如边塞诗。 3）、大眼光、大格局。初唐诗歌精细，盛唐诗歌阔大。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会须一饮三百杯……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 （李白）王湾《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4）、寒士阶层大量地走向诗坛。 3. 中唐 （766 -- 835）：中唐的诗歌，不过是盛唐的延续。 中唐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至贞元、元和年间，由于出现了韩孟、元白两大风格迥异的流派和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独标的名家，唐诗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三个高峰期，称为“三元”？？开元、元和、元佑。主要的诗人有韦应物、柳宗元、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 与盛唐时期诗歌相比，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如下的特征： 1）、诗歌作者和作品数量多、远远超过盛唐时期 2）、追求新变。盛唐时期诗歌创作达到高峰，盛极难继，中唐诗人不得不另辟蹊径，追求新变。 正如白居易所说：“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借用，实际白是专指唱和长律而言）。 3）、多元化。不同的诗人和创作群体有不同的新变追求，结果就形成诗歌创作的多元化。 其表现就是创作个性更为鲜明突出，风格流派更为丰富多样。 4. 晚唐 （836 -- 906）：晚唐时期是唐诗从盛转入衰微的时代，多数的诗人以摹仿前人为能事，气度不足，艺术成就不高。 晚唐诗歌普遍带有衰飒悲凉的气氛，感伤色彩很浓。叶燮《原诗？外篇》： 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 ……盛唐之诗，春花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美乎？ 余恕诚《唐诗风貌》把晚唐诗歌分为两大群体：一是穷士诗人，以贾岛、姚合、孟郊为代表，包括皮日休、陆龟蒙。 风貌特点：收敛境界缩小、淡冷淡泊冷清的心理、着意写诗用心思。二是绮艳诗人，以“小李杜”、温庭筠为代表。 风貌特点：悲怆、绮丽、委婉。 晚唐诗人以李商隐、温庭筠、杜牧三人为代表。 初唐约百年，诗人大约270人，诗歌2757首，其中心问题是要批判地继承六朝文学，融合南北文风，为诗歌发展开辟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初唐百年诗歌的演进，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后两个五十年。 初唐的前五十年可说是宫廷诗的时代（2）。从作家来讲，初唐前五十年主要是以李世民为代表，包括李百药、虞世南、马周、许敬宗、杨师道、长孙无忌、魏征、上官仪、褚亮等人在内的作家群，而以“绮错婉靡为本”的“上官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 初唐的后五十年是逐步突破旧的诗风，建立唐诗风范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坛上比较热闹，改革诗风的呼声与创作实践同样强烈，先是高宗武后时期，以“文章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登上诗坛，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感情基调也清新健康起来，继之有沈？期、宋之问确立了律诗这种新形式。 最后是陈子昂登高一呼，痛斥齐梁，高倡风骨，为唐诗开展健康地发展道路。总而言之，初唐诗歌虽未完全摆脱六朝的浮华和纤弱。 2.请从风格的角度谈谈宋词对唐五代词的继承晚唐五代时期的词以温庭筠为首、西蜀词人为主形成了以“花间”为名的词派。作品艺术上多用曲折的笔调、华丽的辞藻精雕细琢。花间词之外还有南唐词，主要指冯延巳、李璟和李煜的作品。他们的词风与花间词不同，特别是李煜的词，以白描取胜，艺术造诣很高，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词发展到宋代，词坊显示出强烈的艺术魅力，与诗相映生辉。此时，晏殊和欧阳修并称，他们的词继承了花间派婉丽、南唐词疏朗的风格，受到世人好评；另一方面，柳永的慢词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吸收前代诗歌的精华，集成曲子“俗”的一面，也接受花间词派以“情”见长的一面。 柳永之后，苏轼对艳词予以贬斥，努力以自己的创作改变艳词风靡一时的情况，使词的发展新的局面。但在当时秦观接受花间词南唐词的影响，深得一唱三叹的妙谛，被人称为“婉约之宗”。此后还有周邦彦、李清照等婉约派的集大成者涌现出来，仍沿着花间词、南唐词的路子，以秦观为正宗，兼采众长，加强音乐性，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词风。 3.《四库提要》云：“词至晚 唐五季以来，以 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 关于宋词宏观的变化，一直有学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梳理、把握其脉络，以期呈现“历史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以下诸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以作家为纲、以人系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进行概括和。王文认为，柳永发展了词体，以其创调之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苏轼则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南渡前后女词人李清照异军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言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而辛弃疾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比辛弃疾略晚的姜夔移诗法入词，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 而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以温、柳、苏、周、姜五人为基点，对唐宋词史流变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以为温庭筠奠定了诗庄词媚的分野，其词可称“听者之词”；柳永偏于俚俗，为“歌者之词”；苏轼以诗为词，称“雅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而趋工艺化，谓“赋者之词”；最后，辛弃疾独成一派，姜夔将词推向工艺、高雅、朦胧化，可称“清客雅词”。 与上述两文思路相似，梅大圣《论词的传统与东坡词定位及创作动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对词史发展的梳理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认为早期的隋唐民间词以较强的社会功能与诗骚传统相承，至晚唐五代侧艳新风始取代了早期传统；北宋初中期，欧阳修始有闲适旷逸之作；至东坡藉词为“诗之裔”理论表现庄严人生与冷酷现实，复早期传统之“古”，从而给词以新的生命力。 张雁《从（花间集〉到〈花外集〉——从词集名称看宋人词学观念的演进》（《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则从词集的具体名称和变化入手，描述了宋人词学观及其变化轨迹。词由花间尊前的歌词走向社会，走出儿女之情的狭窄空间，在词集名称的发展变化上得到了直接明显的体现。而蔡义江《从花间尊前到慷慨悲歌——词的特点及发展》（《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以词的形式结构特点、发展历程和重点作家为线索，也清晰勾勒出了词的发展脉络。 除了词史的宏观研究以外，对于词史阶段性和横截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 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剖析了东坡“雅化”对词史的重大影响，认为苏轼“以诗为词”本质上是引诗之雅以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言志变为宋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题材、境界、艺术手法三者之雅完成了这一改造。其影响自秦、周而达姜、吴。 邹志勇、韩晓东《论北宋前期词的过渡意义》（《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分析了北宋前期60年中词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词作的个性色彩和对现实的关注，指出60年词史对于宋词的过渡意义在于：一是宋词繁荣的先声；二是对提高词体的地位功不可没。董希平、刘尊明《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6期）则分别以“汴都不唱江南词”、“江南才子江南老”、“艳风虽发归寂寥”为题，对宋初50年词坛创作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宋人对亡国之音的警惕、对南人的歧视以及对媚软艳风的排斥、抑制，压缩了词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宋词50年的岑寂局面。 乔力《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对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这一词史巅峰期的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苏轼变词为陶写之具、弘扬主体意识、提高词的文化品位和周邦彦专心词法、建立规范、示人门径是本阶段词史的重要特征；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精神则可以表述为：本体意识强化和主体自觉性的高涨、新旧传统错综融汇、多种风格竞艳并驰及艺术水准成熟完美。 至于南宋词，陶尔夫《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描述了自宋至清的尊南宋与尊北宋之争的过程及清代长期存在的尊姜夔、张炎与尊辛弃疾之争，指出南宋词思想内容的高、阔、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齐备，已达历史极致，而清人面对南宋词所表现出的困惑迷失，实是对南宋词的历史评价和整体观照存在欠缺和失误，这一点，在现在和将来都值得我们借鉴。 4.唐五代到北宋中期词的流变词，诗歌的一种。 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 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 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 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 “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 “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 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 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 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 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 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 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 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 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 《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 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 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6.柳永在宋词史上的开创性意义浅析柳永对宋词创新的贡献 柳永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世称柳屯田，因排行第七，亦称柳七。 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 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 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 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有《乐章集》。 1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 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 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 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 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 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 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2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 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 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 山水长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 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 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 这两首词都是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 然而晏词含蓄，柳词坦率。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 柳永另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 且看其《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 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 空。 7.除了唐诗宋词,其他朝代（元明清五代诗在唐朝达到鼎盛，而词则是在宋代。正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元代曲和明清小说则为一绝。不过著名词人还是有的。他就是被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有言“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成名作《金缕曲赠梁汾》，其著有《通志堂集》、《侧帽集》、《饮水词》 以下是我选的几篇代表作。 《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木兰词》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浣溪沙》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8.对宋词全面改革的第一人苏轼是宋词改革中具有创新精神的第一人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小像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 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 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 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小像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 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 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