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傅斯年评价陈寅恪,说他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傅斯年的性命观这个是我的论文题目,我的大致结构是想在第一部门大傅斯年论性命 作者：jimengchenghan 性命古训 性命问题是儒学的核心，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情况，傅斯年有详细的考辨。 他说，他是在30年代始悟令与命、生与性的关系的，因为令、命、生、性在古代思想史上极为重要。傅斯年认为，阮元的《性命古训》是研究方法的范本，又是探讨儒家道德论的原始见解的专题论文，最能表显清代学者反对宋、明之学的立场。 傅斯年谈到，阮元与戴震不同，戴震主要是发挥自己的学说与思想，而阮元的研究，则是建立在统计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训诂学的方法，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 亦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的问题。 但是傅斯年又认为，阮元的具体观点多不能成立。 一个，那时候的学问长项是古训、古音，但是分析观念反而不如朱子时代。 而且材料有限，远不如20世纪考古大发现以后的丰富。 另外就是时代偶像之蔽——那时候的人，敢说孟子的不是吗？他可是孔子的正宗继承人啊！阮元之书，正坐此病。第三，汉、宋门户之见甚深，而无暇细究真正的历史人文中的佛教、道教之事实真相，没有现在实证人文的态度和方法。 有此三端，问题能不重提吗？ 实际上，傅斯年做《性命古训》的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因人论人，而是将此题目作为一道例题，对自己平生所信奉、坚持的科学研究方法作一总结和宣传，而具备起了案例法的意义。傅斯年一定是认为，无论什么研究，都脱不出该论文中所用到的态度和手法。 其实，傅斯年所认同的方法，在法、德多见之，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19世纪中叶以来，这种手法被频频用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读。 傅斯年认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他说，世界上最哲学的民族有三个——古希腊、德意志、亚利安人。 其共同点是，当其文化很高时，而语言却未脱蠢笨的形质。 语言与思想是分不开的，文化、思想提高了，而语言的原形还在，于是玄学的滋长就不免了，这是语言与思想不合拍的结果。 有人以为亚利安人开辟了印度文明，希腊人开辟了地中海北岸文明，这个大错而特错。亚利安人到印度时，文化比土著低得多，它是在土著文明的基础上升级的；希腊人也一样。 “野蛮人一旦进于文化，思想扩张了，而语言犹昔，于是乎，凭藉他们语言的特别形质而出之思想，当做妙道玄理了。”（《性命古训辨证》） 我们说，20世纪的中国学人，他们是听话者、而不是对话者，他们缺乏对话的能力，而只有听话的本能。 像傅斯年这样，还算是追问性比较强的。 他举例说，汉译佛经，莫名其妙，可是直接看梵文，便很简单、清楚明了，这就是语言与思想不对应的例证。 傅斯年是学过梵文的，说话当然比历代不通印度语言、而附会以己意的学者、权威们可靠。陈寅恪也说过同样的问题，他对历史上的很多高僧十分不屑。 我们说，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古人用文言文翻译佛经，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阅读困难。 尽管现在有很多佛经白话翻译，但是历史夹生局面已经造成，很难扭转。 由此，如果是另起炉灶、一切从头开始，亦即，组织人力把西藏大藏经全部翻译成现代汉语，就独立翻译，不要管汉语大藏经，免得干扰，那么，佛学真正的局面可能就打开了，阅读问题一朝解决，汉语大藏经可能从此便完全式微。 而这件事，作为中国文化史的重头部分，早晚是要做的。 毕竟藏文大藏经义理更胜、较汉语大藏经为宏深，这属于基础建设工作。 希腊语言支配哲学，也是不用赘言的。 比如亚里士多德之十范畴，其实都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离开希腊语谈范畴，便不知所云了。康德哲学，也有严重的语言问题，以至于德国人说不可译。 傅斯年认为，真正的思想应该是像算学一样通行、不待翻译的，应是不局促于某一种语言的。我们说，这是一条重要法则，中文、或者说汉语，正是最不存在翻译问题的、最可译的，因而也应该是最通行。 就连最高之名——道，也是那样的简单直白（就是路的意思），其他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汉语根本就不存在不可翻的问题，故我们说，我们只说可说的，至于不可说、不可译的，则任其自生自灭，只能如此。 傅斯年说，然而现实情况总是适得其反，完全不能翻译，则哲学受语言的支配，对此还有什么可说呢？所以我们说，哲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或者语言现象，哲学产生于语言，语言有多特殊，哲学就有多特殊，所以哲学注定了是一种地方性事物，它没有普遍性。 但是为了普世，它却具有了侵略性。 哲学不能翻译，它的本质全都在这里面，傅斯年没有说错。 所以，不可译使其无意义，不可译注定了只能无意义、无从有意义。但是中文不同，中文可以像数字一样直接转换成一切语言。 中文的高度简易性和简短性，在笔记本写作时代得到了充分说明，毫无笨重之感，除了20世纪以降、受西语影响的部分之外。 傅斯年举了很多在哲学上作祟的词，比如，Ding an sich、sein、werden等等，我们这里不能一一重复。 所以傅斯年坚持，算学思想，虽以中、欧语言之大异，而能涣然转译；哲学思想，以英、德语仅方言之差，而不能翻译，足见哲学为语言之副产物矣。 而哲学分析，就是从语言的严重麻烦中产生的，。 3.为什么傅斯年说陈寅恪300年来第一人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傅斯年 4.蒹葭主题"明志说"来源你好， 考察先秦以降《蒹葭》的主题及其接受史，主要有这样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一）“刺襄公”说。《毛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二）“招贤”说。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征求逸隐不以其道，隐者避而不见。”（三）“情爱”说。余冠英说：“似是情诗，男或女词。”（《诗经选》）；林庚、冯沅君说：“这是寻访意中人而无所遇的诗。”（《中国历代诗歌选》）而傅斯年则认为：“此亦相爱之词。辛稼轩《元夕词》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与此诗情景同。”（《诗经讲义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但这些从古及今的确定性解读中，一直存在着对《蒹葭》一诗不确定性的解读。就像有研究指出的：“诗的本事以及‘伊人’的性别都不确定，使诗中的意象具有较为广泛的象征性，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夏传才：《诗经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0页。）“伊人”的不确指可以追溯到朱熹。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蒹葭》主题的“不确定”说给这首诗带来更加丰富的阐释空间。如陈子展说：“《蒹葭》一诗是诗人思慕一个人而竟不得见的诗。他思慕的这个人是知周礼的故都遗老呢，还是思宗周、念故主的西周旧臣呢？是秦国的贤人隐士呢，还是诗人的一个朋友呢？或者诗人是贤人隐士一流，作诗明志呢，或者我们主观地把它简单化、庸俗化，硬指这诗是爱情诗，诗人思念他的爱人呢？《诗疑辩证》说：细玩‘所谓’二字，意中人难向人说，而‘在水一方’亦想象之词。若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迹可到，何以上下求之而不得哉？诗人之旨甚远，固执以求之又远矣。黄中松这话说得最通。”（《国风选译》）而“若一定要为‘伊人’派定身份，怕是要损掉了泰半诗思，虽然诗人之所思原是很具体的，但他既然把‘具体’化在茫茫的一片兴象中，而使它有了无限的‘可能’，则我们又何必再去追索那曾经有过的唯一呢。”（扬之水《诗经别裁》。）更进一步，钱钟书则结合东西方文学“企慕之情境”，指出：“抑世出世间法，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示向往之境。”（《管锥篇》第一册） 若帮到请采纳，谢谢 5.有哪些出自《诗经》且有寓意的名字蔡邕字伯喈（后汉大文人） 出处：《大雅·卷阿》“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后句是说凤凰叫声。这名字多好！ 孔稚珪字德璋（南朝文人） 出处：《大雅•卷阿》“令闻令望，如圭如璋。”君子以玉比德。相似的还有词学家唐圭璋。 杜如晦（唐相）（@香风智乃 提供） 出处：《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高行周（五代名将）、高怀德（行周子） 出处（只是猜测）：《小雅•都人士》：“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大雅•板》：“怀德维宁，宗子维城。” 周邦彦（北宋大词人）（@关山暮雪 提供） 出处：《郑风·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彦矣。”国家的俊杰！ 杨维桢（元代诗人） 出处：《大雅·文王》“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栋梁之才。相似的有晚清词人邓廷桢字维周。 揭傒斯字曼硕（元代诗人） 出处：《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是说鲁国公子奚斯作新庙，特别的雄伟壮观。当然这几句诗的意思清代人有新解释。 吴敬梓（明文人，写《儒林外史》那位） 出处：《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代表父母。 方苞（清桐城文家） 出处：《大雅·生民》“实方实苞。”这句是形容谷物幼苗生长。此君和下面江永都要姓名相连看才是出自《诗》，应该不是巧合~ 王引之（清朴学大家） 出处：《小雅•楚茨》：“子子孙孙，勿替引之。”就是说希望后代能继承好门风。结果王引之果然接过父亲的大旗，成就了“高邮二王”的学术地位。 朱骏声（清文字学家） 出处：《大雅•文王有声》：“文王有声，遹骏有声。”是说文王有美好的声望。 近现代、当代 程长庚（京剧泰斗）（据《中》文） 出处：《小雅·小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王国维（不解释） 《小雅·节南山》“秉国之均，四方是维。” （不过好像也挺接近《管子》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袁克定（袁世凯子） 出处：《周颂·桓》“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寄托了多么好的寓意啊……同理还有著名诗人臧克家。 阎锡山（民国军阀） 出处：《大雅·江汉》“锡山土田。”“锡”就是“赐”。《诗》《书》等表示“赏赐”的句子特多。类似的名字还有皮锡瑞（晚清经学家）、裘锡圭（当代文字学家）等。 梁思成（不解释） 出处：《商颂•那》“绥我思成。”《商颂•烈祖》“赉我思成。”解释起来，“思成”可以理解为对祖先的怀念。 周作人（不解释） 出处：《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大雅•旱麓》：“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之前把这两处弄混了（⊙﹏⊙）今改正）和“树人”一样是培育人才的意思。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出处：《召南·甘棠》“蔽芾甘棠。” 邵洵美（现代诗人）（@戚不二 提供） 出处：《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傅斯年（不用解释了） 出处：《大雅•下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永远保佑你 唐圭璋（词学家） 相同的有南朝文人孔稚珪（最有名《北山移文》）字德璋。 方壮猷（历史学家） 出处：《小雅•采芑》：“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是说将帅方叔虽年高，依然能深谋远虑。姓方的叫这名儿，不可谓不巧。 朱其华（新闻学家）（据《从》文） 出处：《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秦邦宪（即博古）（据《中》文） 出处：《小雅·六月》“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冯白驹（革命家）、邢贲思（理论家）（据《中》文） 出处：《小雅·白驹》“皎皎白驹，贲然来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