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有什么特色《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其中《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 《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 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 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 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 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 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 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 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 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 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庆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 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 《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 《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 2.《诗经》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 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 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 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 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本书对诗经的诗篇进行了解说。 它不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也反映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不仅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也描述人民劳动生活的情景；它不仅描写普通人的爱情和婚姻，也反映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农牧发展的情况。 可以说它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3.试分析诗经.蒹葭〉的艺术特色蒹葭》选自（《诗经·秦风》），大约是2500年以前产生在秦地的一首民歌。 关于这首诗的内容，历来意见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三种说法：一是“刺襄公”说。 《毛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 今人苏东天在《诗经辨义》中阐析说：“‘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那个贤人），隐喻周王朝礼制。 如果逆周礼而治国，那就‘道阻且长’、‘且跻’、‘且右’，意思是走不道、治不好的。 如果顺从周礼，那就‘宛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沚’，意思是治国有希望。”二是“招贤”说。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都说这是一首招贤诗，“伊人”即“贤才”：“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 ”或谓：“征求逸隐不以其道，隐者避而不见。” 三是“爱情”说。今人蓝菊荪、杨任之、樊树云、高亨、吕恢文等均持“恋歌”说。 如吕恢文说：“这是一首恋歌，由于所追求的心上人可望而不可即，诗人陷入烦恼。说河水阻隔，是含蓄的隐喻。” 由于此诗之本事无从查实，诗中的“伊人”所指亦难征信，故而以上三说均难以最终定论。 在这里，我们姑且先把它当作一首爱情诗来解读。 [层次结构] 此诗三章重叠，各章均可划分为四个层次： 首二句以蒹葭起兴，展现一幅河上秋色图：深秋清晨；秋水淼淼，芦苇苍苍，露水盈盈，晶莹似霜。 这境界，是在清虚寂寥之中略带凄凉哀婉色彩，因而对诗中所抒写的执著追求、可望难即的爱情，起到了很好的气氛渲染和心境烘托作用。 三、四句展示诗的中心意象：抒情主人公在河畔徜徉，凝望追寻河对岸的“伊人”。这“伊人”是他日夜思念的意中人。 “在水一方”是隔绝不通，意味着追求艰难，造成的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抒情主人公虽望穿秋水、执著追求，但“伊人”却飘渺阻隔、可望难即，故而诗句中荡漾着无可奈何的心绪和空虚怅惘的情致。 以下四句是并列的两个层次，分别是对在水一方、可望难即境界的两种不同情景的描述。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这是述写逆流追寻时的困境：艰难险阻无穷，征途漫漫无尽，示意终不可达也。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描画顺流追寻时的幻象：行程处处顺畅，伊人时时宛在，然而终不可近也。既逆流，又顺流，百般追寻，执著之意可见；不是困境难达，就是幻象难近，终归不得，怅惘之情愈深。 至此，伊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情境得到了具体而充分的展现。 全诗三章，每章只换几个字，这不仅发挥了重章叠句、反复吟咏、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而且产生了将诗意不断推进的作用。 从“白露为霜”到“白露末浠”再到“白露末已”，这是时间的推移，象征着抒情主人公凝望追寻时间之长；从“在水一方”，到“在水之湄”，再到“在水之涘”，从“宛在水中央”，到“宛在水中坻”，再到“宛在水中沚”，这是地点的转换，象征着伊人的飘渺难寻；从“道阻且长”，到“道阻且跻”，再到“道阻且右”，则是反复渲染追寻过程的艰难，以凸现抒情主人公坚执不已的精神。 重章叠句，层层推进，这是《诗经》中的民歌常用的表现方法。 [内容述评] 如果把诗中的“伊人”认定为情人、恋人，那么，这首诗就是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和追求不得的惆怅心情。精神是可贵的，感情是真挚的，但结果是渺茫的，处境是可悲的。 然而这首诗最有价值意义、最令人共鸣的东西，不是抒情主人公的追求和失落，而是他所创造的“在水一方”——可望难即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意境。好诗都能创造意境。 意境是一种格局、一种结构，它具有含容一切具备相似格局、类同结构的异质事物的性能。 “在水一方”的结构是：追寻者——河水——伊人。 由于诗中的“伊人”没有具体所指，而河水的意义又在于阻隔，所以凡世间一切因受阻而难以达到的种种追求，都可以在这里发生同构共振和同情共鸣。 由此看来，我们不妨把《蒹葭》的诗意理解为一种象征，把“在水一方”看作是表达社会人生中一切可望难即情境的一个艺术范型。 这里的“伊人”，可以是贤才、友人、情人，可以是功业、理想、前途，甚至可以是福地、圣境、仙界；这里的“河水”，可以是高山、深堑，可以是宗法、礼教，也可以是现实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其他任何障碍。只要有追求、有阻隔、有失落，就都是它的再现和表现天地。 如此说来，古人把《蒹葭》解为劝人遵循周礼、招贤、怀人，今人把它视作爱情诗，乃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上古之人的水神祭招仪式，恐怕都有一定道理，似不宜固执其一而否决其他，因为它们都包蕴在 “在水一方”的象征意义之中。 自然，当我们处在与“在水一方”类似的境遇时，应当欣赏的是它的锐意追求，而不是它的悲观失望。 [艺术特色] 《蒹葭》是诗经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它的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事实虚化、意象空灵、整体象征这紧密相关的三个方面。 一、事实的虚化 一般说来，抒情诗的创作是导发于对具体事物的感触，因而在它的意境中，总可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人事场景。然而《蒹葭》的作者却似乎故意把其中应有的主要人物事件都虚化了。 追寻者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而追寻？我们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