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为什么是儒家经典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写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一。诗经是春秋时期的民歌与宫廷伴乐的歌体，诗的内容大体反映了那个时代，周朝自文王、武王开国，周公定制度典籍，风俗、习惯、制度、文化受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影响较大，大体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概貌。当时的儒家，以孔子为代表，远追周公为该学说的鼻祖，所以诗经是在文学上对这一学说的集中反映。 二。诗经涉及当时流传的民歌与宫廷雅乐很多，大概几千首，至少也有上千首，孔子选择篇目，把其中符合儒家学说的篇章摘录其中，删减其中的错字，和不妥的地方，相当于整理并编录，所以诗经从始至终都符合孔子这位真正儒家鼻祖的儒家思想与理念。 三。诗经是孔子编录的集子，其它几部是《书》《礼》《乐》《易》《春秋》，称六经，后《乐》失传，从宋代朱熹注释定篇后，始称五经，所以诗经不仅是儒家经典，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儒家经典.并且，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2.孔子为什么推崇《诗经》从孔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诗经作为可以演奏的音乐，不仅可以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诗经与个人品行修为、文化传播、政治教化、意识形态的确立都有很大的功用，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言”. 附：孔子对于诗经功能的言论： 子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 孔子不但重视对《诗经》的学习，也重视对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如：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3.论语中那些篇目提及到诗经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说：大家何不学学诗呢，诗既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志趣，增长一个人的知识，又能与大众的感情交融，也足以发泄自己委屈的情绪。从近的来说，可以使人懂得如何侍奉父母；远一点来说，可以使人懂得如何侍奉君上；另外还可以多多认识草木鸟兽的名称）。 子路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说：就算熟读了诗经三百篇，可是对于所交付的政治工作无法顺利完成；让他出使外国又无法独当一面；像这样的人，书虽读的多，但又有何用处呢）？ 季氏篇，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言词说话就缺乏凭借。…不学礼，立身处世就没有根据）。 不过以前述季氏篇那章及泰伯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说：读诗可以开启心扉、激发意志；学礼可以知所进退、处世合宜；习乐可以怡情养性、去芜存菁）。这章看起来，诗不但应该要熟读、读通、灵活运用，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言行还得合于礼。 4.诗经中的诗都是（ 核心内容 ）诗经中的诗都是：古代歌谣。 《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没有内容的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和由仪。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如他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5.孔子认为《诗经》是一部思想纯洁的书,他说了些什么孔子非常重视诗的作用。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意思是说，诗歌启发人的心智，礼制使人言行规范，“立”得起来，音乐使人得到人性的完成。 他关于诗歌的作用，还有一个最著名的论断：“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从此，兴、观、群、怨，成为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大原则。 孔子大力倡导读《诗经》。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他在《论语·阳货·第十章》中说，人如果不研读《诗经》里面的“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一样，寸步难行。他还说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有一天，子夏问孔子，《诗经》里面有句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子，而后才画画。子夏又问：“那么礼在后？”孔子大为赞赏，说，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才可以与你讲诗了。（见《论语·八佾》）。 子贡也是孔子认为可以与之言诗的。当时，子贡与孔子讨论穷人与富人，怎样做才比较合适。子贡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说：“可以吧。但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然后子贡又问：“诗经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这个故事见于《论语·学而》。 孔子这么重视诗经，又不遗余力进行推介，那他是怎样评价诗经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就是说，诗经的语言，是孔子非常欣赏的，认为很典雅，很文明。 不知谁问到《诗经》中的关雎那手诗，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关雎的风格，比较平和，恰到好处。孔子向来主张中庸，对关雎如此评价，应该是很高了。 对于诗经的总体评价，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三百首，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虚假”。关于思无邪，现多解作思想纯正。其实，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一首咏马诗，“思”是语气词，不做“思想”解。至于“邪”，古注多认为同“徐”。思无邪者，诚也；就是不虚假，换句话说，就是感情真挚的意思。 6.如何理解孔子概括《诗经》的“兴”,“观”,“群”兴：抒发情志。 观：观察（社会与自然）。 群：结交朋友。 兴观群怨，来自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 这是对诗歌社会作用最高度的赞颂。 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这段话里实际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简直就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所以，圣人不仅以诗礼传家，要求儿子孔鲤学诗学礼，而且在这里又一次号召所有的学生都好好地去学诗。 正是由于孔子的大力提倡并亲自删削编定，《诗三百》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诗经》，成为儒学的重要经典之一。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毛诗序》那一段著名的更为热情洋溢的颂词：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总括来说，“兴观群怨”对文艺的社会功能作了全面概括，即根据文艺的特点，指出了文艺具有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但孔子的目的是为了“事父”、“事君”，有其鲜明的阶级局限性。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从司马迁到王夫之，历代许多理论家都承扬这一思想，都给予高度评价。王夫之曾说：“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认为孔子这一观点把诗的所有内容都说全了，这种评阅虽为过分，但确实指出了“兴观群怨”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7.《诗经》的价值,体现在（ ）几个方面一、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19]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 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 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 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 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 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 如他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亦包括商代）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 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 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 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 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 三、礼乐文化及其它价。 8.《论语》中的“美刺教化”和“兴观群怨”都是说《诗经》的吗说的都是诗歌，而非特定的某部书。 兴观群怨，来自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 美刺 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先秦时期，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诗歌美刺的功能。如《国语·周语上》记载召公谏厉王时所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献诗”而供天子“斟酌”，就是由于其中包含着美刺的内容。《诗经》中也保留着一部分刺诗。到了汉代，以美刺论诗，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清人程廷祚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诗论十三再论刺诗》）说明汉儒评论诗歌，大都是从美刺两个方面着眼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在提倡美诗的同时，认识到刺诗也是帮助他们“观风俗，知得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加以倡导，并主张“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表现了一定的政治气魄。但他们从维护统治者尊严和维护封建礼治出发，又对刺诗作了种种限制，如强调“主文而谲谏”、“止乎礼义”等，这就使得刺诗的功能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毛诗序》在谈到“美刺”时，还谈到所谓“正变”，大体以美诗为“正”，以刺诗为“变”，可见在汉儒的心目中，是把美诗作为正宗，把刺诗作为变调的。但在历代诗歌创作实践中，那些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美诗，绝大多数并没有多大价值；真正有价值的，倒是那些揭露、批判现实的刺诗，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