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甫诗歌为什么散文化唐代古文运动起来，诗文不再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赋体也变了。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虽然有韵而全篇散行，排偶极少，比《卜居》、《渔父》更其散文的。这称为“文体”的赋。唐、宋两代，以诗赋取士，规定程式。那种赋定为八韵，调平仄，讲对仗；制题新巧，限韵险难。这只是一种技艺罢了。这称为“律赋”。对“律赋”而言，“排体”和“文体”的赋都是“古赋”；这“古赋”的名字和“古文”的名字差不多，真正的“古”如屈、宋的辞，汉人的赋，倒是不包括在内的。赋似首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 古诗散文化但是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他是河南巩县人。安禄山陷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他从长安逃到灵武，作了“左拾遗”的官，因为谏救房琯，被放了出去。那时很乱，又是荒年，他辗转流落到成都，依靠故人严武，作到“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来称为杜工部。他在蜀中住了很久。严武死后，他避难到湖南，就死在那里。他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素志。又身经乱离，亲见了民间疾苦。他的诗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发抒自己的感想。唐代以诗取士，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廷及贵人的玩意儿。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他不大仿作乐府，可是他描写社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他的写实的态度也是从乐府来的。他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的，所以还是诗。他这样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他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里变了格调。从此“温柔敦厚”之外，又开了“沈着痛快”一派。五言律诗，王维、孟浩然已经不用来写艳情而来写山水；杜甫却更用来表现广大的实在的人生。他的七言律诗，也是如此。他作律诗很用心在组织上。他的五言律诗最多，差不多穷尽了这体制的变化。他的绝句直述胸怀，嫌没有余味；但那些描写片段生活印象，却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他也能欣赏自然，晚年所作，颇有清新刻划的句子。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但这种滑稽的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分。 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没有一个诗人不发扬光大他的。古文家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像汉赋似的。他的诗逞才使气，不怕说尽，是“沈着痛快”的诗。后来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升沈一番；他们却继承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他们开始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主张诗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嘲风雪，弄花草”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反对雕琢字句，主张诚实自然。他们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的和“非讽谕”的两类，他们的诗却容易，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话，所以雅俗共赏，一时风行，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谐调的七言叙事诗，所谓“长庆体”的，还有社会问题的。 2.现代派诗歌的文艺主张："诗的散文化","纯诗"代表诗人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何其芳、废名、林庚等。 主要流派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 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 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 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画出的画面。 [1] 九叶派 九叶派特点之一注重现实。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 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九叶派则是20世纪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蓉、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其中穆旦成就最大。 “九叶派”诗的历史特征与独特价值 （1）、在诗的表现内容上，“九叶派”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2）、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九叶派”主张“要扎根在现实里，但又不要给现实绑住”。 （3）、在艺术表现上，“九叶派”自觉地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出版有他们9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 他们大都是校园诗人出身，从战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体验；他们深受西 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陶冶，力求突破传统的主观抒情的方式，追求现 实性、象征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探索诗歌表达的“戏剧性”（主要指诗歌的情思展开以及语言表现都要有矛盾张力，而不是直抒胸臆），让诗歌更深入表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心生活的复杂性。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1] 朦胧派 朦胧诗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海子、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 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 “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冻”后逐渐进入高潮时期，其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推出了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严力等，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这类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大量使用象征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充满多样性和不明确性，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朦胧诗。 朦胧诗人们在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收集了这些诗人的作品，这也是朦胧诗派一词的来源之一，又因为相当一部分朦胧诗人都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朦胧派也往往被称为今天派。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朦。 3.如何理解艾青“诗歌的散文化”的艺术追求艾青早期的诗作中常常流露着忧虑与激奋、痛苦与欢乐、消沉与希望，但随着思想的变迁，他的诗风逐渐趋于稳定和统一，明朗与欢乐成为他诗作的基调，长诗《火把》便是这一演变的标志。诗人选取了某城市群众为民族抗战热情所鼓舞，在黑夜里高举火把这一富有诗意的事件，将主人公唐尼的思想斗争交织其中，形象地显现了民族抗战的火把是如何照亮了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作者最后借唐尼母亲的嘴说出了意味深长的话：“天快要亮了”，预示着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 艾青的诗歌深深植根于人民和时代的土壤里。他的诗很少咀嚼个人的小悲欢，而总是关注着广大人民的命运，与人民同悲哀，与人民同忧郁，与人民同渴望，与人民同欢乐，因而他的诗作诗境阔大，诗情浑厚，用富有色调的形象说话，因而他的诗作大都具有新颖动人的形象，如，《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大堰河的形象，《火把》中唐尼的形象，不管哪能一种形象，艾青都给它们注入浓厚的情感色彩，色调感强烈。他的诗歌语言是那样生动、凝练，同时又是那样自然、朴素。 4.请将这首诗用散文化的语言描绘一下此诗的主旨，是颂扬、勉励房玄龄为国求贤。首句从反面落墨，用一“迥”字，表明房玄龄与“大液仙舟”距离甚远，其无暇游乐、无意求仙之意已见于言外。次句从正面着笔，点明他止忙于“引上才”，而“仙舟”之所以“迥”，也由此得到解释。三、四两句，以形象而有象征意味的笔墨写“引上才”的措施及其效果。唐王朝的京城长安四面都有“关”。如果闭关拒才，谁能进来？可是如今呢，天未破晓，不远千里而来的英雄豪杰已经驱车入关，向长安进发。这因为：雄鸡初唱，关门就早已为他们打开；而贤明的宰相，正在“西同”忙于援引他们呢！四句诗，写得兴会淋漓，其求贤望治之意，溢于言表。第四句，可能用了《史记·孟尝君传》函谷关鸡鸣始开的典故，但其中的“关”并不限于函谷关。从泛指的、象征的意义上理解，会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全诗的意境美。 【诗人简介】 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李渊次子，公元六二六-六四九年在位。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发展科举制度，较能任贤纳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贞观之治”。其开明的文化政策和自己提倡并从事诗歌创作，对唐诗的繁荣有积极影响。《全唐诗》存诗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