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历史地位《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1 ）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 2 ）群众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具有普及性，是一种群众艺术，而这个传统也是由《诗经》奠定的.《诗经》的创作队伍相当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3） 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面对现实生活，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受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2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1 ）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如唐代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来批评齐梁之时的诗风，而杜甫则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2 ）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原则，风雅侧重于情感抒发的内容方面，而比兴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它们给中国古代诗人指出了如何创作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的道路，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的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3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种四言诗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而且《诗经》的四言体也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发生之源，楚辞、汉赋、骈文以及五七言诗都受了《诗经》四言的极大影响.同时其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也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础.在以上内容中，《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2.诗经的历史一、《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 我国有着颇为古老的地名学记载。 从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看，已发掘到的约十万片有文甲骨中，就有大量具有重要地理价值的地名，它们是研究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疆域、山川、大城、周边方国以至对外军事活动诸问题的重要史料[1]。由于甲骨刻辞乃至商周彝器铭文往往文字过于简略，故学术界在运用这些重要史料研究商周时期地理方面诸问题时，歧异之处颇多，从而往往直接影响到相关诸问题的可信度。 然而，成书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却保留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的上古历史地名，其中涉及上古时期的国族、山川、泽薮、城邑等地理名称。若将其与有关文献记载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往往能使诸多上古时期的地理问题迎刃而解。 这一点，学术界很早即曾引起过高度重视。如宋代学者王应麟曾著《诗地理考》六卷，“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地名者，皆荟萃成编”。 虽是书“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2](P91)，但其较早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全面地研究商周时期的沿革地理诸问题大有裨益。王氏之后，清代学者李超孙《诗氏族考》“以《诗》之为经，草木虫鱼则有疏，名物则有解，地理则有考”[3](P417)。 朱桓《毛诗名物略》分天地人物四部，其中“天部则天文时令也，地部则地志山川也”，因其“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3](P421)，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为历史地理学界所重视。此外，焦循《毛诗地理释》、朱右曾《诗地理徵》、桂文灿《毛诗释地》、尹继美《诗地理考略》则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对旧说“颇多辩证”[3](P488)，或则“剪裁繁芜，稍变其例”[3](P499)。 今天，一些历史学家更充分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并将其与商周史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一些长时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如顾颉刚先生通过对《鲁颂·閟宫》中有关材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分析，考订了周初徐、淮夷等东方诸族本散居于今山东蒙、阴二山一带，以后才陆续迁徙至淮河流域[4]。 杨宽先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雅·韩奕》中的有关记载，重新考订了西周韩国的地望[5]。西周王朝晚年，曾大规模对玁獯用兵，晚出文献和西周金文均有记载。 然而由于文字简略，一些基本的史实，难以讲得清楚。《诗·小雅·六月》、《出车》等篇章则保存了颇多有价值的历史地名，从而为我们全面深入地探讨西周王朝晚期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6](P67-68)。 此外，我们借助于《诗·大雅·常武》中的有关记载，并结合有关青铜器铭文，可以对西周王朝征伐徐淮这段历史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6](P99)。凡此足以表明，《诗经》确为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商周时期沿革地理的重要的信史材料，在此方面，它有着《汉书·地理志》所无法完全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诗经》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价值 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按照现代地理学的观点，自然地理的要素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和动植物，因此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主要也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 《诗经》中有关商周时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载颇多。若将其进行一番系统的归纳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则可对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状况，大有帮助。 兹分别加以论说，述之如下： （1）关于地貌 《诗经》中有诸多有关先秦时期地貌的记载，其中蕴涵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是探究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如《诗·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毛传》：“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种解释并见《说文》、《尔雅·释水》等。 然而，先秦时期洲之形成，历史地理学有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古代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当河道展宽后，水流缓慢，挟沙能力降低，使泥沙在河床中沉积为众多的洲。 不仅黄河如此，事实上，历史时期的长江之荆江河段由于分流众多，在穴口附近也曾形成过众多的江心洲。除洲外，《诗经》中还有渚、坻之名称。 《召南·江有汜》：“江有渚。”《毛传》：“渚，小洲也。 水岐成洲。”《秦风·蒹葭》：“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毛传》：“坻，小渚也。”《小雅·甫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 《郑笺》：“坻，水中之高地也。”《尔雅·释水》：“小洲曰渚，小渚曰坻。” 洲、渚、坻的形成与沿河的地质、地貌、来水、来沙和人类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这一记载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先秦时期黄河、长江上、中游复杂多变的地质、地貌状况提供了一条颇为有价值的线索。《诗经》中还有丘、京、阜、陆、陵等地理名称。 《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 《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毛传》：“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 从以上文字，我们不仅可以对先秦时期北方地区的地形状况有所了解，而且还可以由此全面深入地了。 3.诗经的历史《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 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 “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 《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 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 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 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 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 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隐蔽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 周房陵人。猃狁（古民族）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 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湖北有尹吉甫宗庙-----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区宝堂寺，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遗址。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 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 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 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编纂者 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三种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 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 《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 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 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 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 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一说王者采诗。 《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 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 4.诗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无法计算的很精确，大约在2144年到2169年之间. 现存版本的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从公元前6世纪算起，由大小毛公（毛亨、毛苌）所注，称为毛诗.那个年代讲解诗经算上毛诗共有四家，其余三家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推敲，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如今世上只剩外传10卷.只有毛诗历久弥坚. 史载孔子删定《诗经》后传给了子夏，子夏传给了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传给毛亨.可惜，毛亨生不逢时，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亨携带家眷北上避难，来到河间隐居.直至汉惠帝时撤销了“挟书律”，毛亨才开始重新整理《诗经诂训传》，并亲口传授给毛苌. 后，西汉景帝年间，河间王刘德遍求天下“善”书，闻有大贤毛苌，可诵经解义，礼聘毛苌出山，封博士，并造招贤馆于日华宫东方，令毛苌在此讲经，传授弟子. 河间王刘德为王26载，起始时间为前155年~前130年，所以现存版本诗经的年头保守的算法为： 2014+130(155)=2144(2169).。 5.诗经的历史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 1 )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 ( 2 )群众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具有普及性，是一种群众艺术，而这个传统也是由《诗经》奠定的。《诗经》的创作队伍相当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 (3) 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面对现实生活，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受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 2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 1 )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如唐代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来批评齐梁之时的诗风，而杜甫则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 2 )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原则，风雅侧重于情感抒发的内容方面，而比兴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它们给中国古代诗人指出了如何创作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的道路，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的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 3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 《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种四言诗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而且《诗经》的四言体也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发生之源，楚辞、汉赋、骈文以及五七言诗都受了《诗经》四言的极大影响。同时其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也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础。 在以上内容中，《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6.《诗经》至今已有多少年的历史《诗经》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经 7.诗经的发展史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 大致地说，《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 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 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 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 “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 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分别选择若干重要的类型加以介绍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 《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后来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这段描写，表现了后稷的神话色彩。 后稷长大以后，发明了农业，所种的庄稼都非常茂盛。后来他在有邰（今陕西武功西南）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础，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 这首带有神话和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发生观念和历史观念，以及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有邰迁徙到豳（今陕西旬邑县、彬县一带），在豳开辟土地，建屋定居的历史。 其中写周人在公刘带领下刚到豳地住下时的情景是：小松博客--汇集精品文章 “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一派欢歌笑语的景象，很是传神。 和《生民》相比，公刘身上已经没有了神话色彩，而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 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出现以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 此外，《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 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 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 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 《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