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用一句古诗来赞美行善积德1、不如心行善（元·无名氏·《满庭芳》） 2、道心长在常行善（元·马钰·《战掉丑奴儿》） 3、劝人行善（元·谭处端·《神光灿 寄长安冯师兄》） 4、行善与文章（宋·邵雍·《长子伯温失解以诗示之》） 5、肯心行善是人豪（宋·方逢辰·《颂徐大可为六县减免税粮得请》） 6、行善丛谤议（宋·方回·《七十五翁吟》） 7、此行善保千金躯（宋·王炎·《送吴司令知金州》） 8、迩来一行善记览（宋·李觏·《答缘概师见示草书千字文并名公所赠诗序》） 9、从公行善臭味投（宋·章甫·《采石》） 10、行善乃自彰（宋·章望之·《夏昼》） 11、郎行善保千金躯（明·盛彧·《禽言》） 21.人之为善，百善而不足.--（宋）杨万里，。 2.古代积德行善的励志对联大全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 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绵世泽莫如积德 振家声还是读书 养真精神于大事业 积实阴德培贤子孙 善为玉宝一生用 心作良田百世耕 光前须种书中粟 裕后还耕心上田 承先祖德以交付儿孙不必田园金玉 读圣贤书即担当宇宙何分韦布荐绅 勿求珠玉富 但望子孙贤 式谷有良田，曰忠曰孝， 守成无难事，宜俭宜勤。 教子教孙须教义 种桑种茶胜种花 欲高门第须为善 要好儿孙必读书 行事莫将天理错 立身宜与古人争 齑粥余风宜承先志 诗书世业重冀后人 养成大拙方知巧 学到如愚乃是贤 兄弟自然敦友爱 叔侄不必结冤仇 万卷抵百城，书中富贵； 千葩盈四座，花里神仙。 得山水情其人多寿 饶诗书气有子必贤 须知难得为兄弟 务在相孚以性情 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 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 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 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 惟孝惟忠，聪听祖考彝训， 克勤克俭，先知稼穑艰难。 富从升合起 贫因不俭来 善贻谋于后嗣，学礼学诗； 凛遗绪于前人，克勤克俭。 二字箴言惟勤惟俭 两条正路曰读曰耕 德从宽处积 福向俭中来 所言善，所行善，所思善，善日积而不知； 厥身庆，厥家庆，厥后庆，庆方来而未艾。 守身如执玉 积德胜遗金 继先祖一脉真传，克勤克俭； 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 大富贵必须勤苦得 好儿孙是从阴德来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交不遗旧言不崇华 3.有关描述善心善举的诗词句古代中国的慈善，无论是官方的慈善还是非官方的慈善，施善主体各有其特有的慈善动机，它们是善心的特殊体现，既是慈善义举（善举）的精神根源，又是慈善行为延续的保证。 作为官方的慈善形式，施善主体为国家政府，其慈善动力源于“民为邦本”的仁政理念，以安定社会为目的。西周即以“敬德保民”为其执政宗旨，所谓“惠及庶民”、“惠鲜鳏寡”等惠民、保民手段，其目的在于平息民怨、天下安宁。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是此义。此种思想为儒家所承继。孔子推崇“仁”德，其中就有“惠民”举措。孟子推崇“仁政”，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所谓“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反之，“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何以如此，乃是行“仁政”关系到能否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用孟子的话就是“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⑨孟子甚至进一步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⑩这是“民为邦本”的极致表达。儒家所推崇的“大同之世”理想，就包含有“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1）的慈善内容。历代统治者在灾荒之年注重救济灾民，扶危济困，建立“社仓”、“义仓”以稳定粮食市场，帮助灾民度过灾年，前文所述种种官方慈善形式无不出乎“民为邦本”和“行仁政”的考虑。 民间慈善形式主要有非宗教和宗教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以亲缘、族缘、乡缘为纽带的人际亲情。譬如范仲淹创设的义庄制度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家族慈善形式，其慈善惠及的范围主要限于范氏家族内的族人。明清以后，民间慈善发展到以绅商为主体成立各种民间慈善组织，慈善所及范围已有突破亲缘和族缘等人际亲情的模式，更多是基于“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观念，慈善救济对象大有扩张。这种民间慈善的动力根源是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及其延伸，所谓“亲亲而仁民”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观念即为此。其内在动力是“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仁之端”，乃出于人心自然流露，全无任何功利意识。它是一种纯粹的对于人之同类命运的同情关怀，其行为所发亦是自然而然，全无功利念头。 宗教类型的民间慈善形式，佛教和道教都有相当的影响，佛教尤甚。佛教的布施慈善、普度众生是基于众生皆有佛性的“佛缘”。民间的亲缘（包括族缘、乡缘、）和佛教的佛缘的对象在空间上不同，佛教的佛缘是天下众生，是普遍的；而亲缘是特殊的。在中国古代，这两种“缘”相互补充，因而既可以救济族内的贫困者，也可以救济陌生人、路人。可以说，基于亲缘和佛缘的道德意识是中国古代民间慈善的基本动力机制。 佛教慈善的动力源于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业报轮回”，一个人的祸福果报是由他本人的“业”的染净、善恶决定的。《妙法圣念处经》卷一说：“业果善不善，所作受决定；自作自缠缚，如蚕等无异。”按照佛教理论，行善业，得善报，即佛教所谓善得福报的“福田”观念。《大正藏经》八十五卷《像法诀疑经》说：“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行不善业，得恶报，来世堕入畜牲、饿鬼道，下地狱受尽煎熬。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中的“天”具有赏善罚恶的意志结合，如《尚书·商书·伊训篇》所言：“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2）也即所谓“福因慈善得，祸向奸巧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佛教的“因果报应”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传统慈善文化非常重要的动力机制。道教亦有类似的积善修德和因果报应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行善成仙。葛洪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言，愍人之苦，赈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行善成仙甚至具体到行善数量与成仙级别挂钩。“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当立千二百善”；且须连续立善，如成天仙，“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千善，乃复更起善数耳”，“积善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13）无论是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观念，还是道教的行善成仙的诱导，事实上都成为宗教慈善的内在动力机制。 客观地说，宗教的慈善动机似乎并非那么纯粹，要么出于修行，要么为了成仙。但慈善行为本身却并非希望受惠者回报于己。就此而言，此种慈善动机并非主体现实的功利目的，而是源自对超验力量的敬畏。 4.关于积德的诗歌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养真精神于大事业积实阴德培贤子孙善为玉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光前须种书中粟裕后还耕心上田承先祖德以交付儿孙不必田园金玉读圣贤书即担当宇宙何分韦布荐绅勿求珠玉富但望子孙贤式谷有良田，曰忠曰孝，守成无难事，宜俭宜勤。 教子教孙须教义种桑种茶胜种花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与古人争齑粥余风宜承先志诗书世业重冀后人养成大拙方知巧学到如愚乃是贤兄弟自然敦友爱叔侄不必结冤仇万卷抵百城，书中富贵；千葩盈四座，花里神仙。得山水情其人多寿饶诗书气有子必贤须知难得为兄弟务在相孚以性情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惟孝惟忠，聪听祖考彝训，克勤克俭，先知稼穑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