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唐四杰和诗歌的风格摘 要： “初唐四杰”反对初唐时期诗坛上人们普遍效仿的南朝浮靡诗风，认为这种诗风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给人一种萎靡不振的感觉。 他们认为真正健康的诗歌应该骨气充沛，所以追求雄壮、刚健的审美风格。本文结合“初唐四杰”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分析了他们雄壮刚健的诗歌风格。 关键词： “初唐四杰” 雄壮刚健 诗歌风格 “初唐四杰”生活于唐太宗贞观末年至武周证圣元年的近七十年的时间里，而他们的文学创作高潮则是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政的二圣时期。在此之前的太宗朝，诗人队伍主要是唐太宗和围绕在其身边的宫廷文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内容比较狭窄。 以“四杰”为代表的下层知识分子走上诗坛以后，彻底改变了诗人队伍由宫廷文人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使诗歌创作题材“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1]，并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开启了富有雄壮刚健骨气的唐诗之音，为大唐诗歌盛世的到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注重诗歌的风骨 “四杰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而崭露头角时，就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 [2]“四杰”所提倡的刚健骨气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唐人风骨论的先河。“风骨”一词最初并不是用来品评文学艺术作品的，它作为文学批评的专门概念来提出，始于南朝齐梁的刘勰。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对风骨的阐释奠定了风骨在中国古典文艺学和美学中的地位，涵盖了对文学艺术语言形式和思想感情的两方面要求，而且涉及时代的风貌特征。在文学史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即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创作的诗歌以其厚实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而体现出来的。建安时期的诗人大多政治理想高涨，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另外，当时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疾役流行，人多短寿，也使他们产生了人生苦短的哀叹。所以他们的诗作在体现刚健骨气的同时，也难免会透露出一种悲凉之气。 唐诗的风骨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展。“四杰”在这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3]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扬弃了建安风骨中感慨悲凉的成分。在同上官体的斗争中，“四杰”已将唐初史家蕴涵着唐诗风骨论萌芽因素的“气质”、“贞刚”说发展成为以“刚健”、“雄壮”、“宏博”为内涵的“骨气”说，从而开始形成唐诗的风骨论，指出唐诗革新的方向和道路。 “四杰”的美学追求不仅与建安诗人在主体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而且直接开启了陈子昂的风骨论。从“四杰”始，经陈子昂，风骨美就成为盛唐诗人努力追求的艺术目标。 二、文质并重 唐诗风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文质兼美。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文、质”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刘勰手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这一文学思想到了初唐，得到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文人的继承和发扬。 “四杰”毫无疑问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继承前人，走南北文风融合的道路，便是他们这种追求的集中体现。 “四杰”无论是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中，都自觉继承了这一做法。罗宗强同志指出：“四杰在此的主要价值在于扑捉住了强大的盛唐社会将要要求于文学反映出来的那种精神风貌特质，把初唐政治家提出的文质并重的一般原则，变为具体的可感的美学要求。” [4]“四杰”在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创新也同样坚持了文质并重的原则。他们对齐梁诗风理论上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在实践中却并未完全否定，而是于继承中有所创新，基本上遵循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人们对文质的顾此失彼，在文学史上造成了文学的畸形发展。有的形式过于华美但无深刻的思想内容，有的内容充实形式却过于捉襟见肘，这都是不可取的。 “四杰”继承并发展了文质并重的传统。他们注意到了情与物事的内在联系，并从情的生发特征着眼，强调文学的抒情功能，使文章内容不至于失真且形象生动，语言的优美更是如虎添翼。 王勃从感悟起兴的角度探讨了诗歌的抒情性；骆宾王经历曲折，求仕、赋闲、入幕、从军、起义，复杂的人生遭遇使他对人生有更多更深的体验，对于诗歌的抒情特质体会尤深。“四杰”从感物起兴的角度论述诗歌创作的抒情特质，正是陈子昂“兴寄”论的先河，因此陈子昂的风骨论与兴寄论正是对“四杰”诗论的向前发展。 三、以赋为诗 “初唐四杰”追求雄壮、刚健的审美风格在诗的形式创新方面就表现为以赋为诗。闻一多对“四杰”以赋为诗的原因作了精彩的论述：“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 [5]这是一种审美传达的需要，改造旧制的需要。他们要用市井意识取代宫廷意识，这种内容的要求就必然需要采用相适应的形式机制。 大、壮、长，正是赋作为形式的特征。“四杰”是一批才子，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情感冲决机制，诗歌内容突破形式，改变诗。 2.简答“初唐四杰”在创作上的特点及对唐诗的贡献“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初唐诗人，他们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提倡刚健骨气，被称为“初唐四杰”。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体的纤微雕刻、绮错婉媚，提倡刚健骨气，成为初唐诗歌准备时期的一股新生力量。而四个人的创作个性又有所不同，其中，卢照邻、骆宾王长于歌行，王勃、杨炯长于律涛。“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初唐四杰”对唐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题材、内容的大。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并且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有的诗篇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二、对诗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诗开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杨炯的五律，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协调，感情相对稳定，具有一种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杨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对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古体和歌行体特别是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已趋向完备化，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有刚健之气。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骆宾王的《帝京篇》。 当然，“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但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是从他们开始形成的。 3.初唐四杰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怎样初唐四杰 的历史地位与重大贡献 诚然，贞观君臣学士最早对唐朝诗歌进行纠偏改良，倡导中和雅正的文学，一改六朝浮艳轻靡的文风，使诗创作走向清丽典雅的道路。可惜上层贵族的创作多以奉和应制与歌功颂德、游宴唱酬而愉悦性情为总归，这种改革实质上只是一次宫廷文学的内部调整，其意义在于为唐诗的开创清扫了道路。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崛起于诗坛，才真正为唐诗的创建带来勃勃生机。他们在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局面。四杰诗和那些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不同的地方，即是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也较为接近人民。尽管他们也无法避免封建文人的命运，不能不匍匐在帝王的膝下，但不同于一般的宫廷文人，他们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个人物质福利和享受，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也不是以文事人，仰人鼻息，而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这种复杂性也就决定着他们诗歌内容的特殊状态。明代陆时雍《诗境总论》评云：“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锦色。”所谓“六朝锦色”，是指他们的诗仍有六朝宫廷诗的斑斓色泽，但是宫廷诗风毕竟不是他们诗歌的主导倾向，他们文化生活的价值在于承袭基础上的革新：“正如宫诗体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道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汉。”②四杰都重视抒发情怀和不平之气，面向市井，写个人生活情怀，也写沧海桑田的感慨，思索人生的哲理。在仕途上，他们都坎坷不遇，背景离乡，辞亲远游，过州历府，聚集京都，结交天下豪俊，渴求达官显贵，进而科举应试，为人府属，外出做官，甚至从军边塞。梁实秋有云：“年小而名高，命运多坎坷。”而正因为这样，使他们接触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大大扩展了生活视野，激发起广泛的创作激情。同时也促使他们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隘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内容，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推动了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4.有关初唐四杰的资料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