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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歌的时期

1.苏轼人生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分类,及作品赏析.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父子、兄弟、叔侄并称的著名例子不少,如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合称“三曹”,三国后期的阮籍与其侄阮咸并称“大小阮”,西晋的陆机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潘岳与其侄潘尼并称“两潘”,明代公安派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合称“三袁”,等等.就整体水平和社会影响而言,三苏父子无疑是最高的.在名垂青史的“唐宋八大家”(均为散文作家)中,他们一家就占了三位,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奇迹.其中,苏轼的成就尤其惊人:在散文方面,他与北宋古文运动领导欧阳修并称“欧苏”;在诗歌方面,他与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作方面,他开创了豪放派,与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像苏轼这样在诗、词、文三方面都达到一流水平,作出巨大贡献的全能作家,在文学史上大概难以找到第二人.再加上他精于书法,被尊为“宋四家”之首(另三家为黄庭坚、米芾、蔡襄),又擅长绘画,后人称其诗、词、文、书法、绘画“五绝”,真是千古一人,千古一人啊! 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作家,其人生经历却充满坎坷,饱尝艰辛. 早在青少年时代,聪颖好学的苏轼便“奋厉有当世志”,具有报国安民的雄心.嘉礻右二年(1057),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以其卓荦不群的才华而名震京师,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然而,就在此时,其母程氏病故,苏轼立即与父亲、弟弟回乡奔丧,并在家守丧两年.此后十年,苏轼又先后遭受丧妻、丧父之痛,仅仅当过三年多的凤翔府签判.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尽管苏轼主张革新政治,却力主渐进,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引起新党的不满.苏轼历任地方官,看到新法推行中的若干弊病,常常作诗讥讽,更激化了与新党的矛盾.元丰二年(1079),新党中的投机政客以“谤讪新政”的罪名将他逮捕,企图将他置于死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经过多方营救(包括已经退隐的王安石的上书营救),苏轼被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他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神宗死后,哲宗嗣位,高太后控制朝政,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也被起用,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礼部尚书.旧党尽废新法,苏轼则有所保留,主张兼用所长,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他只好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早已变质的新党重新得势,苏轼连连遭到打击,先后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县),成为被放逐到天涯的孤臣.直到元符三年(1100),他才受命由儋州渡海北返,次年便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五岁.总之,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几起几落,饱经忧患.虽然他任地方官时有所作为,但却远远没能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晚年的他,更是境况凄凉,令人悲叹. 然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苏轼决非那种悲悲切切、顾影自怜的落魄者,而是一个豪迈洒脱、个性鲜明、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确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这首先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忧国忧民的精神,乐观开朗的胸襟,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这一切,都倾注于他终身不怠的文学创作之中. 文学,抒发了苏轼的理想与壮志.例如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的上片写出猎的盛况,下片抒报国的豪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尤为形象传神,令人振奋.又如那首更加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全篇气势磅礴,格调雄浑,撼人心魄,为宋词开创了全新的境界,被誉为“千古绝唱”.吟诵这壮美的词章,谁能想到苏轼已经被贬黄州,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文学,挥洒着苏轼对生活的热爱. 这里有对祖国美好江山的生动描写,如传诵极广的七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里有对生活场景的信笔抒写,如七律《新城道中二首》(其一):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雨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这里有珍惜生命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绵邈深情,如七绝《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这里还有他对生活哲理的独特发现.例如充满机趣的七绝《题西林壁》:横。

2.苏东坡被贬岭南时期的诗文及其南方风物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五十九岁的苏轼在重掌朝政的新党的报复性致命一击下远贬岭南,在短短几个月的贬窜途中朝廷又三改谪命,最后苏轼不仅官职一落千丈,失去了地方官实质性的权利,而且贬谪地越来越远,从英州到惠州,三年后更再追贬到更远的海南,至此政治生涯中的苏轼彻底走出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然而就是在接下来的这段近乎极致的贬谪时期内,苏轼在思想与创作上最终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真正完成了东坡文化人格的完善、成熟和定型,并在其以后的千百年中对岭南文化、对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这些正是其在近七年的穷居岭海期完成,即其所自称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惠、儋时期. 一、苏轼作为贬官在岭南的实际生存状况 岭南在其尚未得到较好开发的初前期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地域作用,一是朝廷和地方官猎取珍奇物产如明珠犀角荔枝等物的一块宝地,二是历代王朝主要是明清之前接纳安置贬谪、流放“犯官”的重要地方.唐宋时期的岭南仍尚未得到较好开发,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还较为原始,与中原、江南殊异.苏轼贬到惠州时几经变动最后确定的官职是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再次追贬到海南时的官职是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官职自是散官,而“安置”作为适用于宰执、侍从官等高级官员的较高规格处置,比起编配来从自由度和经济情况等来说本应还算好一些的.但苏轼作为新党格外加意迫害的元祐旧臣在新党的“特殊关注”下,生存状况实际上只能更差,不仅居难有定所,而且生活中也时时呈现窘迫之状,在惠州时便经常缺衣乏粮,到了儋州生活更为艰苦,所以诗人所说的六无——无肉、无药、无室、无友、无炭、无寒泉——而其实远远不止,“大率皆无耳”,也并非夸张. 二、苦中作乐、雅俗结合的生存状态 岭海时期的生存环境诚然不容乐观,生活诚然很艰苦,但历尽沉浮而更加达观的苏东坡不会竟日苦吟作寒虫状,逆境中苏轼总能发挥其超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使身心在原本不利的环境中得到超脱和安适,这也正是苏轼精神和文化人格中过人的一面. “大率皆无”的艰难生存也没有让年过六旬的的老人潦倒不起,睿智的东坡在看似无路可走时总能找到出路,“无室”就自己建造,无炭则借助松明,无墨则请友人自造,不痛惜差点焚屋,而乐于所得“足以了一世著书用”的佳墨.同样无粮就自己来种,在苦行僧的日子里咀嚼出了清淳的美好,颇有繁华落尽见真淳之感.收获时作为“农人”的东坡曾大为感叹“美好出艰难”,但同时还是士大夫的诗人确实很能够发现艰难生存中的美好,在艰苦的世俗的生活中寻找雅趣.诗人至爱酒,尤其在蛮荒生活中,酒作为调节心境的一剂良药更不可少.所以虽然乏粮,但诗人仍然总不忘酿酒,而且名目很多,诗比酒好,诗人陶醉其中,不纯是为酒,而是为那番雅趣和酒香中轻松愉悦的感觉.酿酒、饮酒和浓郁的酒香使东坡从痛苦与无奈中超脱出来,沉重的贬谪生活又凭添了些许轻松和诗意.也许是因为病的原因,过海后的东坡终不能肆于饮酒,所以对酒的爱好颇移于茶,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苏轼更会在饮茶的讲究中体味出深意,折射出诗人远居天涯的天趣和孤洁.除了茶酒,诗人还一直念念不忘另一种文化生活的必须品——棋,时常回忆起昔年庐山道观中深夜古松流水之间“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的那阵棋声.东坡之于棋就像对酒一样,自谓“素不解棋”,虽“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但爱看别人下棋,正是处在旁观的角度,所以更能怀着当年听棋的审美感觉来看棋,“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无争无忧,自得其乐. 晚年的万里远谪,苏轼内心不是不曾感到过飘零和凄凉,也未有绝对彻底的断绝过北归的念想,但随缘自适思想灵活的苏轼具有非常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东坡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俨然化成了黎民,并喜欢上这片秀丽奇异淳朴的化外之地,用清绝超俗的语言描绘这片景色秀丽的土地,在这片远离政治风云的穷荒之地安享“安眠无梦雨声新“的萧散和安适. 三、东坡岭海时期与当地人的交往和社会活动 东坡性喜与人交往,而且心地洁净,“眼中无一个不好人”,不仅是对公卿士大夫,东坡之于民间百姓尤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所以尽管最后的贬谪中两次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和人群,东坡皆能很快的熟悉起来.后来东坡更是有感于这方被称为蛮夷的人的淳朴,而且很善于感受到周围人的真淳良善,每到提到当地越民总是充满亲切之感.与东坡亲善之人不仅是可以谈书论道的诸黎等读书人,还有周围的平民.苏轼与当地人的情谊使其在岭海口碑良好,而苏轼之于岭海的意义还仅不在于此,作为历代岭南贬谪队伍中的一员,苏轼所有意无意中承担的更多的还是文化传播的任务和在岭南独特人格精神的遗留.这对岭南人和后来贬谪岭南的仕人影响深远.深受巧诈机心迫害的苏轼固然很喜欢那些没读过圣贤书的天然淳朴良善的黎人,但同时作为一位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高层次的文化人,仍然很自然的关注起当地的民风教化,自行担负起教化黎民的重任.众人在黎子云兄弟所居集资建成的载酒堂成为苏轼在儋州文化活动的中心。

3.苏轼做词的时期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

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原文文件文件苏轼生平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

4.苏轼各个重要时期所作的诗

●水调歌头

这首脍炙人口的中秋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即丙辰年的中秋节,为作者醉后抒情,怀念弟弟苏辙之作。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本词作于东坡贬居黄州的第四年,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

●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此词是根据唐朝诗人韩愈(字退之)写音乐的名作《听颖师弹琴》改写的,大约作于苏轼元佑年(1087)京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词的写作过程是对韩诗“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也即按照词牌的格式和声律来“矫制”韩诗,一则增添新内容,二则减去原作中的部分诗句,三则利用原诗句稍加变化,以创新意。

●念奴娇·赤壁怀古

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醉翁操

此作是为琴曲《醉翁操》所谱写的一首词。醉翁,即欧阳修。《醉翁操》,是太常博士沈遵据欧公庆历中谪守滁州时琅琊幽谷所闻天籁之声,以琴写之,谱制而成的琴曲。苏轼此词,即是专门为这一天生绝妙之曲谱写的。词中写鸣泉及其和声,能将无形之声写得真实可感,足见词人对于大自然造化之工的深切体验。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苏词向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它藉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抒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实为显志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满庭芳

这首词是苏轼发配黄州时的作品。当时,苏轼的许多朋友或怕株连,或避嫌疑,纷纷疏远了他,使他备感世态炎凉。然而,他的同乡陈慥却蔑视世俗,仍与其过从甚密,五年中竟七次来访。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弃官黄州三十三年”的王长官因送陈慥到荆南某地访东坡,得以与东坡会晤,此作乃得以诞生。

●满庭芳

内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和上面一首不同

这首词以议论为主,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同时也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从词中所表现的内容来看,它的写作年代当为苏轼谪贬黄州之后。此作情理交融,奔放舒卷,尽情地展示了词人人生道路上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既愤世嫉俗又飘逸旷达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他宠辱皆忘、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

●满庭芳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佘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这首词,于平直中见含蓄婉曲,于温厚中透出激愤不平,依依惜别的深情中表达出苏轼与黄州父老之间珍贵的情谊,抒发了作者坎坷、不幸的人生历程中,既满怀悲苦又寻求解脱的矛盾双重心理。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此词是作者贬居黄州期间寄给时任鄂州太守的友人朱守昌的。词中既景中寓情,关照友我双方,又开怀倾诉,谈古论今。作者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情达意,既表现出朋友间的深厚情谊,又发自肺腑的议论中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词中寓情于景,寓情于事,言直意纡,表达出苍凉悲慨、郁勃难平的激情。

●一丛花·初春病起

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归朝欢·和苏坚伯固

此词作于绍圣元年(1094)七月,是作者为酬赠阔别多年后又不期而遇的老友苏坚(伯固)而作。词中以雄健的笔调,营造出纯真爽朗、境界阔大、气度昂扬的词境,抒写了作者的浩逸襟怀。全词气象宏阔,情致高健,堪称苏词中写离别的代表之作。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这首词是苏轼五十六岁时为怀念恩师欧阳修而作。

●临江仙·送钱穆父

这首词是宋哲宗元佑六年春苏轼知杭州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途经杭州的老友钱穆父(名勰)而作。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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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轼一生有几个阶段

他的一生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1)、读书、应举与入仕时期(仁宗景佑三年至神宗熙宁二年),亦即王安石全面变法以前时期。 这一时期苏轼主要经历了读书、应举、入仕等几个阶段。苏轼读书很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受其父影响,不拘于经书而广涉群览,博闻强记;并且,有一套“八面受敌”即每次从不同角度去读书的科学方法;二是关心政治,“奋励有当世志”。嘉佑六年,二十六岁时通过制策殿试,正式踏上了荣辱不定、政治风波迭起的坎坷仕途。

(2)、自请离朝,出任地方时期(神宗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亦即熙丰变法时期)。 这一时期苏轼主要经历了出离中央、历任四州(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杭州是他诗歌创作热情高涨期;密州是他词的创作步入繁盛期)、乌台受审、贬谪黄州等事件。熙宁初年,苏轼在朝任职,因改革思想与王安石变法主张多有不合,请求外调。在外任期间苏轼也改不了坦诚相言的习性,写诗对新法实施中暴露出来的弊端进行讽谏,遭新党中小人的陷害,被逮入御史台受审,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出狱后被贬谪黄州,本州安置,形同流放。从此,苏轼的生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期。一方面诗词文赋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写下了不少代表作;同时创作个性更加成熟,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变得更超脱、更旷达。在黄州期间他带着家人在城东开荒,自食其力,自号“东坡”。

(3)、重回朝廷及连放外任时期(神宗元丰八年至哲宗元佑八年)。 元丰八年神宗逝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大力起用司马光等反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人物,史称“元佑更化”。苏轼被召回朝,连连升迁。但苏轼又与“专欲变熙宁之法”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政见不合,认为王安石新法不可一概废除,于是又被旧党视为异己,不安于朝,再次请求离朝外放。苏轼这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为国家振兴擢拔人才,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云集京师,一时文坛兴盛,为北宋后期的文学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4)、远谪惠、儋时期(哲宗绍圣元年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哲宗亲政时期)。 这期间,哲宗重新起用新党,把屡受旧党排斥的苏轼作为旧党处置,致使苏轼经历了一贬再贬的打击,一直被流放到今天的海南省儋县(儋州)。

总之,苏轼的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始终处再党争的夹缝中,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总结自己的后半生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6.苏轼各阶段代表诗词及赏析

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苏轼篇——《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赏析:

赏月诗词往往清逸孤寒,东坡这首词直如缥缈于云端,掩映于清辉之间。抒酒问月,有李太白酒仙遗风,一片奇趣横生。

明月皎皎照彻天上人间,天上是孤寒一片,人间是相思无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圆缺,此事古难全”,已是豁达,但“但愿人长久,千里其婵娟”更至乐观诚挚,种种感情交融于月光之下,顿成千古绝唱。胡仔评道:“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出,余词尽废。”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鬃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赏析:一片深情,情深到归于寂静无声。十年生死相隔,十年苦苦 追忆,十年相思,十年孤寂,十年辛酸和着泪一滴一滴积攒,和着泪一行一行流淌。

7.求苏轼各时期的背景和诗词,急用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宋 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纱縠行(今三苏祠内),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年66岁。

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

苏轼幼时,其父游学在外,由母程夫人教授诗书,即“奋厉有当世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7),与弟辙同试礼。

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顿觉“有孟轲之风”,遂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修见轼卷,“惊喜以为异人”,拟取为第一,又疑其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取为第二;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欧阳修兴奋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

苏轼兄弟遂同科进士及第。其后又同辙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最高等,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仅二人),从此,苏轼、苏辙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皇帝还自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

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曾任兵部和礼部尚书,先后出任凤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定州等地方官,他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

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

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

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

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

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

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

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

流传至今的重要医书《苏沈良方》就是将苏轼收集的医药良方与宋代另一位大科学家沉括收集的良方汇编在一起而成的。他在农业、水利、烹饪、养生等领域有极高的建树。

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

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

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吟道:“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

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委员长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忠诚报国,爱国爱民,政绩卓著,是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良友。

苏轼曾两度杭州为官,向朝廷力争不能废除西湖,并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使西湖得以留存至今。他还疏浚六井与运河,平抑粮价,赈灾济困,创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

“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段出自《宋史?苏轼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感激之情。

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兴国,主张严于选材,善于任用。他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击,一生坎坷不平。

元丰三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晚年遭贬惠州,又从惠州再贬到儋州。

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行至常州病逝,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文忠公”。 苏轼的逝世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

“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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