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词属于市民文学吗不属于。 词一开始源于民间俗文学，内容局限于市井生活。随着词的发展，宋词也渐渐雅化。 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所以宋词起源是市民文学，但随着词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词人，把词的内容扩大化了，特别是在宋词的巅峰时期。例如苏轼、欧阳修、李煜等仕人的作品很多都超出了市民文学的范畴。 故不属于 2.宋词在古代受到市民阶层欢迎的原因是什么有云：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 曼衍繁昌，至宋而词之名始大备。其人韶令秀世，其词复鲜艳殢人；有新脱而无因陈，有圆倩而无沾带，有纤丽而无冗长，有峭拔而无钩棘。 一时之以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不啻肩摩于世云。这里列述的四“有”四“无”，说明了宋词鲜明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上的丰富多彩、尽态极妍；而所谓“曼衍繁昌”、“以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及“肩摩于世”云云，又为我们勾勒出了当时词人群体活动频繁，声势浩大，各种流派竞相登场表演，蔚为一代大观的历史盛况。 纵观一千多年的词史，唐五代只能算是一个序幕，元明清以迄近代的六百多年，尽管时间极长，作家作品极多，但因已经过了“词的时代”，只能算是词的尾声和余韵了，只有在宋代，词才可称一代之胜。词体和词的流派的发展、变化及其波诡云谲的高潮，都是在两宋三百来年间有声有色地进行的。 当然，宋词风格、流派的萌生、发展和繁荣并非一蹴而就，他有一个从酝酿到成熟、从潜滋暗长到高潮迭起的过程。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打牢了基础，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但王朝的更迭和国家基本上重归一统并未立即给词的世界带来新的变化，相反，宋初词坛除了被俘的李后主的几声凄怆动人的灵魂绝唱之外，竟然几十年间呈现出园圃丢荒、花枝稀落的景象。 必待适宜于词体文学发展繁荣的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基本具备，并与传统的民间词、“花间”词和南唐这三股势力大致接上轨之后，宋词自身风格流派众芳争艳的春天才来临。词之所以能在宋代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最高统治者倡导的士大夫歌舞享乐之风词能在宋代得到如此的繁荣与最高统治者有意倡导的一代歌舞享乐之风密切相关的。由此，可以追溯到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 赵匡胤蓄意发动“陈桥兵变”而夺得全国政权，深知武将专权对于君主专政政权的危害，以故立国之初就演出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滑稽戏。对于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历来的人们都只注意其中夺取高级将领兵权、根除藩镇动乱之源的内容，却忽略了：这位雄才深沉的“人主”，在那一席谈话中实际上还为宋代士大夫指出了一条既不要关心权力斗争和危及皇家宝座、又能保证他们安享人生之乐的淫逸放纵之路，因而也就造成了全社会追逐歌舞享乐、浅斟低唱的浓厚风气。 试看《宋史·石守信传》的记载：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乐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地，赏赀甚厚。这位开国皇帝在向他的臣民们倡导一种不要过问政治权力而只追求个人享乐的人生观。 这一指示和倡导，似乎不但对石守信等目不知书的武夫，而且对整个士大夫文化阶层，乃至对于宋代的世风民俗及文艺创作都起了导向作用。夏承焘先生将这个历史故事反映的帝王心机与宋代（尤其北宋）的浅斟低唱、柔靡艳丽词风的发展联系起来，论说道：九重心事与谁论，酒畔兵权语吞吐。 说与玉田能信否？陈桥驿下有词源。开国皇帝首倡官僚缙绅“多积金”、“市田宅”和多蓄“歌儿舞女”以进行享乐，自此，所谓“优容士大夫”作为宋代的一种基本国策被定下来，一直延续到这个政权灭亡之时。 在这项国策的鼓励和纵容下，宋代地位较高的官僚士大夫们既领着丰厚的俸禄，有被默许聚敛生财，大量主办包括田宅庄园和家庭声妓班子在内的私人财产，从而形成了包括歌儿舞女之乐在内的整整一个朝代的享乐之风。此风自石守信等开国功臣始，相沿而及后世，且愈演愈烈。 另外出于对宫廷奢靡生活的仿效和对朝廷疑忌回避的考虑，宋代官员大都沉迷于奢华的歌舞生活中，以丰实的物质条件创造歌舞升平，在歌舞升平中满足精神上娱乐与避祸的双重心理。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高品位的享乐【注：譬如宋祁晚年知成都，“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 （丁传靖《宋人佚事汇编》卷七）】，其中最普遍典型的娱乐方式就是在绣幌佳人曼舞轻歌的氛围中浅酌低唱，歌唱他们自己谱写的词曲。有关这方面的文人轶事，词话中多有记载。 譬如“未尝一日不饮酒”的晏殊，饮酒必“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 “呈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晏几道在沈廉叔、陈君宠家作客时为莲、鸿、苹、云四妓作词歌唱；苏轼被贬黄州时，“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清波杂志》卷五）；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因激赏其词而赠予歌女一名。凡是当时地位高的士大夫，家中多蓄家伎；地位较低的官员则有官伎提供歌舞娱乐，像欧阳修、张先、苏轼等人都为官伎作过词。 歌台舞榭中的饮酒作乐成为士大夫生活中频繁演绎的内容，而词在这样适宜的环境中发展迅速，异常兴盛。上层宫廷、官员的奢华，引起了一般市民对奢靡风气的崇尚，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 很自然，词成为文化消费的热点，民间对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