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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豪放婉约两派

1.宋词风格一般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两派的代表词人分别为

婉约派

代表人物:柳永、晏殊、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秦观、姜夔、吴文英、李煜、欧阳修等.

代表作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

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

晏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

周邦彦:兰陵王(柳阴直)、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

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暗香(旧时月色)

吴文英: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

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

主要特点

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豪放派

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陆游、张孝祥、张元干、刘过等.

代表作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江城子·密州出猎》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 张元干:贺新郎(梦绕神州路)

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

主要特点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2.词在宋朝为什么会分为婉约和豪放两派

当时没分,后人为便于欣赏鉴别分的!

婉约派,是宋词风格流派之一。另一个相对的流派是豪放派。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綖(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綖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綖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3.宋词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比较两个派别风格有何不同

一、题材:“樽前”“花间”与“塞外”“江天” 题材的广阔和狭窄是豪放派与婉约派最显著的区别。

纵观从婉约派的开山鼻祖温庭筠到后来的吴文英、王沂孙这三百余年间所谓“以婉约清丽为宗”的词人作品,数量浩繁而题材狭窄,绝大部分是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虽其间柳永、李清照等有所开拓,但毕竟难脱桎梏。

而豪放派则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苏轼以一个革新者的勇气,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工具改造发展为独立的抒情艺术;把词从“樽前”“花间”推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

“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载熙《艺概》),山川景物、记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吊古感旧、说理抒怀等都大量写入词中。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

到南宋辛弃疾,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此不赘言。

婉约派那么多词人,那么多词集,词作总数达数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统统加起来,就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以及题材范围而言,恐怕还远不及苏轼一个人的三百多首词之广阔! 二、形式:削足适履与革新突破 在词的形式上,婉约派与豪放派也走着两条不同的路子。 婉约派词人一般都更注重词的形式。

视音律上的规则(如“五音”、“六律”)为法度,视语言上的清规戒律(如“珠圆玉润”、“无一字无来处”等)为法宝。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作品内容就陈旧贫乏,题材狭窄单调,便更是醉心于谐音合律,刻意于雕章凿句,以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的内容。

甚至宁愿削足适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约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来说吧,明明面对着国破家亡、穷愁潦倒的严酷现实,却抱定“词别是一家”的艺术偏见,生怕在词作中流露出一丝半点。

尽是“凄凄惨惨戚戚”,虽催人泪下,但缺乏一种激人奋起的力量。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而她同期的诗作(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却由于豪放雄健而为人所称道。 就是这样,内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过来框住了内容,婉约派词人们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在这一点上,以周邦彦、贺铸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更是登峰造极。 而豪放派则不是为形式所羁,而是充分调动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

最突出的是苏轼。为了反映广阔的生活面,苏轼打破了“词必协律”的陈套,使词从音乐的奴隶的地位解放出来。

但苏轼并不是完全不顾或不懂音律,而是由于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见《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苏轼充分发挥词这种独特语言文学样式的长处,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用词造句也力求铿锵响亮;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与情感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

陆游是南宋杰出的诗人,精通音律,诗词俱佳,他曾“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见《历代诗余》引),足以证明苏轼的成功。 语言上,苏东坡也打破了婉约派的清规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口语,只要是能恰当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他都敢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体现东坡个性的清新朴素、明快畅达的语言风格。

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蝶恋花》)等等,都明白如话,自然清新,生动准确。 可以说,正是因了苏轼的大胆革新,才使词脱离了音乐的羽翼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三、表现手法:“回环吞吐”与“冲口而出” 谈到这一点,不妨引一段故事: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东坡)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

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树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据《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引)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苏轼与秦观,亦可推及豪放婉约两派在创作上的不同特色。

婉约派写景则铺叙细腻,曲尽其形,且辞藻华美,抒情则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写景则大笔勾勒,朴实明快,不用辞藻,抒情则直写胸臆。此可比较李清照《声声慢》与苏轼《念奴娇》便知。

如果说在词的题材内容的广阔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约派,那么在艺术上,应该说两派各有长短。具体说来,婉约派在形象的描绘刻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能够达到“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这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方法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

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处,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显得典雅工丽,然失之缠绵悱恻,无昂扬之气。 而豪放派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结构上跳跃动荡,纵横潇洒,造成一种开阔、健朗的艺术境界,格调显得清超豪迈,固然为婉约派所不及,但在具体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和刻画上似稍逊于婉约派。

最后,引用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记载: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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