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合作品分析《诗经》语言特色《诗经》语言的特点 《诗经》之所以能够被孔子确定为语言学习的教科书，并流传至今，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诗经》是典范的先秦汉语作品，有着非常显著的语言特点. 能准确反映诗意的丰富的单音词与甲骨文时代的语言状况不同，周代的语言发展相对完善，用以表达丰富思想的语词已经基本产生，《诗经》就是典型的代表.据杨公骥先生统计，《诗经》中共使用了2949个单字，如果按字义计算，大约有3900个单音词（《中国文学》2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些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从天象、动植物到饮食、服饰，以及表达思想情感的动词、形容词.因此，后来学者多以《诗经》为依据研究古代名物，有所谓的“《诗经》博物学”.对《诗经》所记载的动植物的研究比较有成就并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是三国时吴人陆机，其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提到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著作.此后，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据近人胡朴安研究，《诗经》计有草名105个、木名75个、鸟名39个、兽名67个、昆虫名29个、鱼名20个、各类器物名300多个（《诗经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 如古代天象星宿，在周代逐渐形成一套系统，其中见于《诗经》的有“火（心）”、“箕”、“斗”、“定（室、壁）”、“昴”、“毕”、“参”、“牵牛”、“织女”等名称.此外《诗经》还有关于银河的记载：“维天有汉（毛传：汉，天河也），鉴也有光.”（《小雅·大东》）周代的农作物名称比较完备，《诗经》对此也有集中反映.如“禾、秬、秠、菽、麦、糜、芑、瓜、瓞”等见于《大雅·生民》；“瓜、瓞”等见于《大雅·绵》；见于其他诗的还有“百谷、稻、粱、黍、稷、粟、穋、稙、穉、藿、稌、来牟、苎、苴、瓠、壶、匏、果臝、葵、韭、芹、葱”等农作物名称. 为了表达人的各种动作行为的情态，《诗经》对人的动作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表示手的不同动作，就有“流、采、芼、掇、提、握、拾、投、携、抱、抽、拔、捣”等词. 《诗经》的句首、句中、句尾还经常运用一些语气词，如“之”、“乎”、“者”、“也”、“而”、“矣”、“焉”、“哉”、“兮”、“只”、“思”、“斯”等.这些语气词的运用摹写了诗人的说话语气，加强了诗的语义表达，有的凑成音节，使诗句整齐，韵律和谐.如《大雅·生民》第三章连续使用两个“矣”字，《大雅·绵》第七章最后几句连续使用四个“矣”字，《大雅·大明》第四章句中连续使用三个“之”字，读来颇有韵味.《诗经》中使用的这些语气词，后来一直被人们写诗作文所沿用.如宋洪迈所言：“毛诗所用助语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容斋随笔》五集）可以说，古代文献中使用的最基本的单音词词汇在《诗经》中已经基本齐备了. 颇具特色的复音词在《诗经》的时代，汉语复音词还不是很发达，这一时期依然以单音词为主，但从《诗经》的词汇运用状况来看，复音词已占有一定的比例.据向熹《诗经词典》的统计，复音词大约有1000个.这些复音词大多是在单音词的基础上构成的，包括了汉语复音词的种种情况：合成词、单纯复音词、重言词.《诗经》中的合成词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有，占据了复音词的相当一部分，这些词也大多被后来文献所继承.如“天子、君子、农夫、武夫、先王、先君、先人、公子、爪牙、宾客、家人、良人、淑女、美人、征伐、逃亡、反复、安息、从事、伤悲、忧伤、劳苦、光明”等等.《诗经》复音词中最为人们所称道、对后来文人创作影响较大的是读来琅琅上口、颇具韵律感的重言词以及单纯复音词.据夏传才研究统计，《诗经》三分之二的篇章使用了重言叠字，计有646次，涉及198篇（《诗经语言艺术新编》56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大量使用重言叠字，以增强诗的形象性、音乐性，更好地写景状物、绘声绘色地传情达意，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突出特征.《诗经》复音词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丰富的联绵词的使用.联绵词是由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词素、一般不能拆开来解释的词，这类词在声音上往往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在诗句中使用一定数量的联绵词，可以增强诗的音乐性，加强诗的感染力.《诗经》中的联绵词可以分为：（1）双声类.爱而不见，搔首踯蹰（《邶风·静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周南·关雎》）.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2）叠韵类.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唐风·绸缪》）.尔公尔侯，逸豫无期（《小雅·白驹》）.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羔羊》）.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陈风·东门之枌》）.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豳风·七月》）.（3）双声兼叠韵类.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伊威在室，蟏蛸在户（《豳风·东山》）.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大雅·民劳》）.优游尔休矣（《大雅·卷阿》）.这一特有的《诗经》语言，对后来的诗赋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清洪亮吉所说： 三百篇无一篇非双声叠韵.降及《楚辞》与渊、云、枚、马之作，以迄《三都》《两京》诸赋，无不尽然。 2.快来帮帮我《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 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 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 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 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 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 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 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 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 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 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 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 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 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 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 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 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 3.关于诗经的论文,1000至2000字左右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 4.关于《诗经》的议论文提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拙，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请欣赏： 蒹葭（诗经.秦风） 关雎 （诗经.周南） 子衿（诗经.郑风） 5.《诗经》中爱情的研究论文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恋人之歌，多集于《国风》。风即指音乐曲调，国是地区、方城之意，“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 。 《国风》取材于各地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之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 《诗经》第一首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例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歌由内心的感发所产生，而爱情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诗歌来歌颂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酸酸甜甜：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春游的欢快的《郑风·溱洧》，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写饱含思念的《王风·采葛》，有写情女想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意中人不可求空余恨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 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 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开爱的情趣。 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可爱的姑娘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也许为了逗着玩，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来时见不着她，急得搔首踯躅。等到他发现姑娘已经来了而且情意深长的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 幽静的城角，情侣来调情，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 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 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 《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 《诗经》的爱情诗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 另外，《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 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 《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 6.跪求汉语言文学论文：《诗经》的地域性特征《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关于《诗经》的研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围绕《诗经》文本的研究和阐释，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诗经》学，包含着广泛的研究领域，其中就有史学领域。对《诗经》文本不同属性的确认，与相应的研究方式和特点相互作用。将《诗经》及《诗经》学视为思想学术史的史料，正是对其史学功能和性质肯定的结果。“五四”以后以及现代《诗经》及（诗经》学研究，有不少有益的尝试和启发。但是，在将《诗经》文本定为文学文本、《诗经》的文学研究占据核心地位的情况下，这个领域的系统深入研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 本文选择《诗经》学史上打破定于一尊的宋代《诗经》学作断代的研究，努力揭示《诗经》学学术现象和理学的内在关系，因此，命名为《宋代<；诗经>；学与理学——关于<；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在对理学家和其他学者纷繁的《诗经》学学术成果考察和归纳的基础上，尝试将其中的理学及思想因素剥离和凸现出来。通过对《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一方面，有助于从思想学术史角度观照和解释一些单纯在文学领域考察而难以理解的问题；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扩展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