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篇关于唐朝的论文,1500字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 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激情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 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 2.关于唐代的历史论文2000字左右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 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 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 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 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 《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 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 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 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 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 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 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 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 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 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 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 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 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 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 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3.关于唐诗的历史小论文,三百字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 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连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乌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锐敏.“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孑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运思的细密. 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径称“江枫”，也许是因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青枫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伴”的意蕴，不过不象“伴”字外露.这里确有孤孑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轻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幽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 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而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刘学锴）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诗是一座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伟高峰.大凡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吟得出几句唐诗来，唐诗就好象碗中的饭粒，你总可以捞上那么几粒来.长期以来国人也就是嚼着唐诗长大的.说起李白杜甫白居易，就好象在拉爷爷姥姥的家常，总有扯不完的话头.唐诗虽然高雅，文质俱美，但能进入民间，是可以挂在老百姓口头的艺术.唐诗的妙处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看唐诗只有惊叹.惊叹唐代怎么盛产诗人，唐时的文艺园地怎么盛开诗的奇葩，我们还惊叹唐代的诗人哪有那么雄豪，哪有那么缠绵，哪有那么大江南北，那么花前月下！可是，历史的烟尘湮没了一切.古人的情怀我们今人已无法把捉，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的烟尘，撩开历史的帷帐，去遥想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了，去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去欣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一部《唐诗三百首》给我们大致描绘了唐诗脉络起伏的轮廓.初唐的诗人总是那么青春年少的样子，骨子里就充满激情充满奇幻，其诗情激扬，有奔放傲视环宇睥睨群雄的气慨，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度.盛唐的诗人却又是那样平和大度，其诗其情不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旷达，有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而晚唐的诗人难免沾染了沉沉暮气，其笔力不再俊美飘逸陷入苦涩之境，大有凭轩啼泗流的落寞感慨. 唐诗的高产与盛传是与唐代的社会背景时代风尚有关.唐朝的鼎盛给一大。 4.帮我写一篇关于唐朝的2000字的论文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 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称神都，史称武周，也称“南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 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1位皇帝（加武则天则为22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文化方面，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军事方面，在继北魏破柔然之战之后，唐朝又一次取得了中原王朝对大漠部落的军事上的巨大胜利。 经济方面，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经济已经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拜占庭以及阿拉伯。 “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 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佐命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隋代周后，累官居太原留守，起兵后，李渊自称“唐王”，后废隋帝杨侑遂建“唐”朝。 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 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 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赵郡名望，同时李氏家族也是陇西军事贵族。 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西汉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 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为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暠亦是其远祖。 北周时期，奉行关陇集团的本位政策，李氏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 唐朝连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贞观之治 太宗时期将为突厥所支配的蒙古高原纳为势力范围，唐朝北方的诸民族专称李世民为天可汗。内政方面承继了宰相制，发展完善和确立了后世运用的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又推行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他不计出身，网罗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不论降将或建成旧臣，他也一一重用。 例如魏征，为前太子建成的幕臣，太宗登位后不计前嫌，而且事事也听从魏征的劝练。这时期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 其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朝鲜的帝王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彷学习的对象。 5.求一篇分析唐宋文化的论文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 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 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 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 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 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 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 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 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 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 6.求唐代诗词与山水文化的小论文1000论开拓“中国山水文化”的研究 郑国铨 中国山水千姿百态，可谓得天独厚；中国又是文明古国，历代人文荟萃。 这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特点，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山水文化。中国众多的名山胜水，不仅自然景观雄奇秀丽，而且沉积着深厚的文化，闪耀着灿烂的异彩。 所谓“中国山水文化”，就是山山水水中蕴涵和引发的文化现象。这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全 人类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 一、中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及本质 天人合一，人类就是在山山水水中孕育出来的，自始就与山水相依存。山水，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所，构成生态环境的基础，为人们提供了生活资源，好象母亲的乳汁养育着她的儿女；山水，又是人们实践的主要对象，人们在这个广阔的舞台上，从事着多方面的形形色色的活动。 人有生存、发展、享受等多种多样的需求，适应这些需求而与山水结成各种对象性关系，在利用和改造山水的过程中，使自身的需求、智慧、能力凝聚于山水之中，也就是使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积累起丰富的山水文化。自然环境本身不是山水文化，而是它赖以生成的客观条件；山水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晶。 山水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创造的过程，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各个方面的进步，人对山水的需求和关系自然也在演变。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体现出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 。 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优越的客观自然条件。中国位居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深入大陆腹地，背山而又面海，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位置十分理想。 中国到底有多少山？历来各说不一。据今人统计，大山名山主峰达779座，既有高插云天的世界屋脊，又有连绵起伏的莽莽林海，也有奇峻峭险的山岳，还有幽邃秀丽的层峦叠嶂，构成各种异彩纷呈的奇山胜景。 是的，如果说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那么中华民族的母亲就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 人与山水的关系发端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在这种对象关系中实用性具有至上的意义 ，人类的文化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在中国山山水水中，留下了中华民族利用、改造自然的许许多多遗迹和传说。 这些遗迹和传说，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开发锦绣江山的丰功伟绩，使山水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光辉， 渲染上古老而神奇的色彩。 宗教活动和山水的开发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山水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宗教内容。 在文明发展的初期，人们由于对自然的敬畏，相信山川有播风雨的神力，从而开始了最初的山川祭祀。此后，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这种自然崇拜被归纳为对天地的崇拜。 当帝皇出现后，与天地相交通的职权也随之为最高统治者所掌握，天子祭祀天地的场所逐渐神圣起来，显示出从自然崇拜走向神道设教的政教结合。所谓“五岳” 、“四渎”，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基础上形成的。 “世上名山僧建多”。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渐与山水结下不解之缘。 山林幽深，云雾缭绕，寺庙坐落在这样的地方，更显出佛的尊严和神秘，同时也适合佛徒修心养性。佛因山而显赫，山以佛而著名。 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起，五台山就开始兴建佛寺，成为我国最早的佛教名山。此后，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相继崛起，形成举世闻名的四大佛教名山。 此外，佛教各宗派的祖庭也多在山青水秀的地方。中国佛教名山数以百计。 这些佛教名山不仅记录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且又是各代文物荟萃的场所。历代的建筑家、雕塑家、绘画家、书法家等各色艺人和能工巧匠，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杰作。 历代高僧、名士、文人学者的遗迹，也引起人们无限的兴趣和追念。佛教名山同时又是保存着形形色色的文物的文化宝山。 佛教信仰对中国山水文化的形 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古老宗教，和我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密切关系。 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创道教于四川鹤鸣山，曾在青城山、龙虎山等清幽之处修道炼丹，奉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同时又承袭了古代的巫术和神仙方术。道教宣扬修道成仙，追求超凡脱俗的“仙境”。 神仙信仰起源神话传说，古代神话有昆仑和蓬莱两大系统，都和山水联系着。道教认为，除了升天的神仙，还有一些“地仙”，居住于十洲三岛、洞天福地。 十洲三岛在四海之中，三岛就是蓬莱、方丈、瀛洲；洞天福地则在陆地之内，包括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自古以来，一些洞天福地成了人间的佳境，道侣期荫仙风栖息于此，游人仰慕名胜寻迹而至。 为道教所染迹的山水，其中就沉淀着中国特有的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改善自身，使自身的感觉和思维能力不断提高。 在这 个基础上，我们的先人逐渐对自然界产生了审美需求，以审美态度对待山水，与之建立起审美关系。山水美是一种精神价值，是人与自然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亲善而又和谐的关系的特殊体现。 人与山水之间审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表征。在我国文化发展史。 7.关于唐诗宋词鉴赏的论文八百字以上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 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 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 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 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 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 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 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 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 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 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 8.求一篇关于唐诗宋词历史情怀的论文花间词派”鼻祖温庭筠 沮庭筠（约812-870年），本名歧，字飞卿，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世居太原，是晚唐著名的诗人、词家。 也是当时作词最多，对后世长短句的发展影响极大的词人之一。 庭筠出身于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虽为唐初名声显赫的太原温氏后裔，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时，早是家道中落，衰微而已。 他少年时代，即以善思敏悟。才华横溢而称著乡里。 逮至长成，更是博闻强记，通晓音律，善为管弦，而且，尤以诗词文赋见长。世传，庭筠每入试，押官韵作赋，从不起草， “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得“温八吟”之号。 曾经“八叉手而成八韵”，又别称“温八叉”。大约是因为其长相较为丑陋的缘故吧，所以时人亦有称他“温钟馗”的。 温庭筠虽然甚有才思，弱龄有志.然而，仕途却闭不得意。从28岁到35岁的八年之中，他屡屡应试，屡屡不第，尤其是最末一次应试，竟因恃才傲物，讥讽权贵，触犯上司，被诬为“有才无行”，再次名落孙山，以至于一生都未能得中进士。 大约是唐直宗大中三年（849年）的前后，温庭筠以善于诗词，被当朝宰相令狐绹选用为考功郎中，进入相国的书馆工作。有一次，令孤绹看到他填的一首《菩萨蛮》词很好，就假冒自己的名字把它进献给唐直宗，并再三嘱咐庭筠为其保密。 但是，温庭筠非常鄙夷令孤绹的这种行为，很快便把此事宜捅出去，弄得堂堂相国尴尬异常，大失体面。又一次，宣宗赋诗，上句用了“金步摇”，但对句一时怎么也想不出来，遂令庭筠来对。 庭筠立即以“玉条脱”应对，宣宗听罢非常满意。当时在旁的令狐相国不知温庭筠所对词语的出处，庭筠便告诉他典出《南华经》，井很不客气地指出：“《南华经》是一部极普通的书，并非什么生僻著作，相国在公事之余，应读一点古籍才是。” 他的这一番语带教训的批评，使令狐绹出乖露丑，遂把他忌恨在心。在一次科举考试中，庭筠替应试者提笔代劳，事发后，令狐绹便以他搅扰科场罪名，贬为隋县尉。 此后，庭筠依附徐商，被任为巡官。在这段时间，他常与段成式、余知古、徐商等，往来唱和，吟诗作赋，度过他一生最愉快的几年。 咸通七年（865年），徐商攉升宰相，任庭筠为园子助教。然而，好景不长。 是年秋试中他竭力赞赏推荐邵谒的文章，而邵谒之文以激切的育词揭斥了时政，温庭筠也因此被罢官。从此，他落魄江湖，四处飘流，几年后，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 在晚唐的诗人中，温庭筠声名鹊起，与李商隐齐名，史称“温李”；在晚唐的词家中，温庭筠填词最多，和著名的韦庄齐名。但是，他的诗作，无论思想境界，表述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远不能和李商隐相提并论。 至于他的词，尽管存在着题材狭窄，用词轻艳的不足，但在构思的精巧，语言的含蓄，声津的和谐等方面，都有自己艺术风格上的特点，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在词在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有着突出的贡献。半个世纪之后出现的花间词派，就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对于温庭筠的品行，历来毁誉参半。不过从他那些充满脂粉香泽，浓艳重抹，刻意描述女子体态、容貌的词作来看，他的生活确是比较轻浮，比较放荡。 这必然会影响他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升华，同时，也给后世的词人带来了不甚良好的影响。 婉约派 宋词风格流派之一。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 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相近。 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 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 《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 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 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 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 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