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代词人对词的雅化做了哪些努力代表人：柳永李清照婉约词派作家1.晏殊，字同叔，谥元献作品：珠玉词浣溪沙、踏莎行、清平乐、采桑子、山亭柳、蝶恋花。 风格：富于哲理、引人深思。珠圆玉润、气象富贵、格调闲雅。 和婉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2.张先，字子野，张三中，张三影作品：安陆词天仙子、谢池春慢、沁园春、归朝欢、破阵乐、剪牡丹。 风格：词以小令为主，内容主要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其中不乏感情真摰健康而手法细腻新颖之作。 善于于以工巧之笔表现一种朦胧含蓄之美。3.柳永，字耆卿，柳七，柳屯田作品：乐章集八声甘州、雨霖铃、夜半乐、安公子、蝶恋花、定风波、曲玉管。 风格：情意凄凉而境界开阔，描写委曲而笔力矫健。采用铺叙和白描手法，「铺叙展衍，备足无余」，把叙事、写景、抒情、议论镕为一炉，淋漓尽致而又层次井然。 一、形式方面，多采慢词。二、内容方面，或抒怀才不遇之悲哀，或叙羁旅飘零之苦闷，或写沉溺歌酒之风流生活。 三、表现方面，工于铺叙手法。四、字句方面，多以俚俗语句为之。 4.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作品：清真集片玉词瑞龙吟、苏幕遮、兰陵王、解连环、玉楼春。风格：笔力回环往复，缕缕艳情，欲言又止，曲折含蓄，自然浑成，有沉郁顿挫之致。 一、音律严整。二、词句工丽。 三、多咏艳情景物。 2.文人把什么词雅化为高抬贵手的旧时乡下演戏，往往先由乡绅出钱，包下戏班子在祠堂庙宇中演出；而后他们再向群众卖票赚钱，群众凭票进场看戏。 戏场当然只开一扇边门，由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把门收票。在无人进场时，壮汉双腿跨在门槛上，双手挺在门框上，以防无票者溜进戏场。 农村孩子很想看戏，但又无钱买戏票。 有的孩子便瞅空边向守门壮汉哀求，边察言观色，掌握“火候”，伺机轻轻托起壮汉胳膊说：“叔叔，请您把胳膊抬高一点吧！”于是孩子便趁势从壮汉胳肢窝下钻进去看戏了。 后来，文人便把“请抬高胳膊”雅化为“高抬贵手”，意思就是请人“开恩”，推而广之，应用于各种场合的求情。 3.把宋词语言进一步推向文人化,典雅化的是 代表作是宋初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如晏殊在亭台楼阁之间“一曲新词酒一杯”地观赏景色，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丝丝缕缕的闲愁，终不掩“太平宰相”雍容华贵之气度。欧阳修则能在“狼藉残红”的暮春季节，发现大自然另一种清新寂静之美。晏欧仍有部分代言体的小词，显示了“花间”的影响，但不占主导地位，且不掩高雅的文人气质。宋初小令词人的努力，使歌词又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晏殊之高远、欧阳修之疏俊，皆被后辈雅词作家所景仰和承继。إ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从南唐词到苏轼词，为词体“雅化”演进之第二阶段。至此，广义的“雅化”嬗变过程已基本上完成，词体所等待的将是一种纵深的“雅化”演进。 4.宋词世俗化是什么意思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王朝”，宋代文化市场的繁荣达到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巅峰。而文化市场的繁荣也引发了宋代文化消费的变迁。宋词作为紧贴当时时代步伐的一种文化载体也毫无疑问地更好地反映出其的变迁特征。本文即通过对不同时期宋词的比较与分析而得出宋代文化消费的变迁过程。 就历史背景来看，在宋代，文人收到了中国封建时期前所未有的优待。这与宋代文治而非武治的社会背景有关，通过抬高文人，为社会树立榜样与方向，稳定刚刚从五代战乱走出的社会结构。因而在宋代的文化娱乐市场中，文人居于非常明显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文治的社会形态下，文人士大夫凭借其崇高的地位，较为宽裕的经济环境，成为了整个社会歆羡的阶级团体。这种歆羡在市井阶层中便已积极参与文化消费的形式显现出来。而市井阶层对文化消费的参与也反过来对宋代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市场的刺激下，一些直接面对市场的文化形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一代之文学宋词而论，宋代发达的娱乐市场的存在构成了其创作的背景，因而在一些文学大家的笔下我们也不难见到表达风花雪月，偎红倚翠的内容，这样的风格，若没有了文化市场作为媒介便也无从发迹。从宋词的繁盛体会宋代文化消费的变迁，对研究宋代历史或是今日文化消费变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唐宋时期乃是华夏古代商品经济的第二次高峰时期。时至宋朝，虽然主体经济形态还是封建社会下的自然经济，然而处于次位的商品经济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发展；词曲艺术的繁荣，改变了人民生活的习俗。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宋词乃至整个文化消费提供了改变的基础。这些改变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宋词、文化消费趋于世俗化。 在宋词不断雅化的总体态势下，随着市井文化的形成，文学不断俗化。在这一大背景下，宋词亦浸染时风，颇多俗化之处。尤其是在北宋后期至南渡之际，俗化成为一种潮流。而这种潮流也拉近了宋词这种文学形式与市井百姓的距离，从而使文化消费实现了世俗化的改变。宋词俗化的主要表现可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题材世俗化。唐五代以及宋初的词多关注与歌舞宴会、男欢女爱、感伤时世。然而宋代中后期无论在文人还是在词人的作品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很多以“市井细民”生活为主要内容，反应“下里巴人”的生活为主题的例子。这些转变，令词作具有浓郁的市井气息与乡野风味。如柳永擅写市井妇女、歌伎的恋情，游子、士子的愁思。然而区别于其他词人的填词方法，他善于以市井男女之声转述情思。《忆帝京》（薄衾小枕天气）中男子委婉曲折的离愁和近于宋白话的词语，是柳永这一转变的有力证明。虽然这样的俗化招致其他词人的批评，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说明了词早已成为文化消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技巧通俗化。一部分词人有意识的借用谐音、双关、顶针等类似民歌中的技巧而填词。词人的这种主动向民间学习的行为进一步加深了词在市井小民中的传播。纵观欧阳修所著文章，仿佛在聆听一个哲学家对人生的感悟与深思，然而在其写作的词中却如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这与他充分学习民间联章体，描绘景物，续写情思，从而使词洋溢着清新的格调不无关系。 词的这种俗化，一方面可以看做是词人对自身文学风格的一种探索，然而另一方面，则是由特定时间下的文化市场需求所决定的。这不仅反映出各阶层认识现实生活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文化艺术下移到市井生活的趋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或许是对这一变化的最好解释。宋代市民除了追求基本的物质消费，也开始追求人体感官的消费，其中主要就表现在伎艺演说方面。而词的衍生与妓乐可谓唇齿相依。填词的主要动机便是付诸歌妓，在瓦子勾栏里吟唱，很多词便是以此流传。经过俗化后的词韵律简单轻快，用语简单明白，不像诗文端庄肃重，更受市井小民的喜爱。因而不难理解宋词中这种世俗化的趋势。 2.文化消费的群体从贵族阶级、精英阶层走向了市井百姓。 5.柳永苏轼周邦彦,谁对宋词的开拓发展起的作用更大一些看你这题就想起你关于周邦彦词是否雅词的那题，有些类似，只是侧重点有不同。 要想弄清这三人对宋词开拓发展所作的贡献，就必须弄清词的嬗变过程。这个题目很大，说实在话，我答起来有些力不从心。 但还是试着把一些想法说出来，大家一起参详。（楼上icedmartini的回答有见地，但欠全面，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 自中晚唐至宋初，“花间”的内容和风格占据词坛的绝对主流，思妇怨女，花前月下，绮靡香艳，词被深锁在闰阁重楼之中。 在那一段时期，作家们似乎有意无意地遵循着“诗言志，词抒情”的规条。这里的“情”是什么？是不大好启齿的“私情”，上不了士大夫的桌面，登不了大雅之堂。 所以，家国之思，功业之志，人生之慨，都在“诗”里写，而词就只好躲在自家小院里低吟浅唱了。 词是怎样从那狭小的天地拉出来的？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 很多当时的杰出之士都在这个过程中尽过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甚至可以为他们开出一个不算短的名单。在这里，我们仅讨论几个关键人物。 宋初，欧阳修、大小宴等人在“花间”内容范围内尽力脱去香艳之风，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正题；李煜后期、宋初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已开始突破“词抒情”的苑囿，但这些人作词极少，力量分散有限，不足以对“花间”形成冲击，这也不去说了。 下面说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关键人物：柳永 柳永对词的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在形式上开创了漫词长调。漫词的出现不仅是篇幅拉长的问题，它使词比起过去的小令来容量加大了，更能表现广阔的生活内容；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柳永把词从深闰重楼里拉出来，词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深闰里的思妇怨女，而是市井儿女，有专家说，柳永词是专为市井的少男少女们歌唱。 虽未脱绮靡香艳，但天地宽广多了。而且，由于柳永长年浪迹漂泊，羁旅愁思，旅途风光，都入词中，大大拓宽了词的表现范围。 因为柳永词语言柔美清新，内容又迎合当时的“大众口味”，使得当时“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说这个过程的第二个关键人物：苏轼。 词在苏轼这里，彻底摆脱了深闰重楼的狭小圈子，突破了“词抒情”的束缚，变得无所不能。亲情，友情，儿女私情，人生慨叹，功业之志，无一不可以自由抒写。 在表现手法上，苏轼更以议论入词。这些，在他之前的词人们（当然也包括柳永）那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是苏轼对词的第一个巨大贡献。 苏轼对词的第二大贡献，是词的彻底“雅化”，即使词的内容“充分士大夫化”。 无论是语言，还是情趣，都彻底去除了自中晚唐以来香艳之气。 由于以上两点，使苏轼词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广泛传播，再加上“苏门”文人的推波助澜，张孝祥等人起而效仿，“雅词”在北宋词坛蔚然成风，对后世词也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苏轼对词的第三大贡献，是他开启了豪放词之先河。确实，豪放词只有到了辛派词人那里才蔚然成风，堪称一派。 但说苏轼开豪放词的先河却毫不为过，试问，在苏轼之前，还有谁在词中涉足过“豪放”一路？没有！豪放词自苏轼始，是苏轼影响了辛派词人！ 至于周邦彦，他并未在词的内容上有开拓之功，只是在词的音律形式上作了考订规范的工作。 综观词的演化嬗变过程，柳永有承先启后之功，而苏轼彻底完成了使词与其它文学样式“身价”等同的构建。 如一定要比出个贡献上的“最”来，苏轼当之无愧。 6.宋词属于市民文学吗不属于。 词一开始源于民间俗文学，内容局限于市井生活。随着词的发展，宋词也渐渐雅化。 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所以宋词起源是市民文学，但随着词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词人，把词的内容扩大化了，特别是在宋词的巅峰时期。例如苏轼、欧阳修、李煜等仕人的作品很多都超出了市民文学的范畴。 故不属于 7.四唐诗风的嬗变及特征唐宋词的“雅化”进程 一，从敦煌民间词至“花间”代言词 文人开始大量创作歌词，是唐末五代之事，后蜀赵崇祚编集西蜀词人的作品为《花间集》。 此前文人填词，不过偶一染指。文人词的传统，是从“花间”词开始的。 词从此自巷陌新声向文人士大夫之雅曲转变。 二，从“花间”代言词至文人抒情词 南唐词人变“花间”代言体为文人抒情达意的自言体。 他们在词中描写自我日常生活，抒发时世危难之艰辛困苦，倾诉濒临绝境之郁闷苦痛。词体由卑渐尊，本质上有了新变。 宋初杰出词人晏殊、欧阳修等，皆承继南唐词风，于小词中抒情达意，伤离念远。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 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 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 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 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 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 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 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 （《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 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三，从文人抒情词至大晟典雅词 北宋前期和中期，词在承继南唐绪风之同时，内部正起着多种的嬗变演化，呈现出百花斗艳、五彩缤纷之繁荣盛景。 雅俗之争，此起彼伏，迂回曲折，贯穿其间。柳永的步入词坛，对词风的转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创立俚俗词派和大量填写慢词。 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 大晟词人的“雅化”努力，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融化前人诗句以求博雅。其二，推敲章法结构以求精雅。 其三，追求韵外之旨以示风雅。其四，注重音韵声律以示醇雅。 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 8.《四库提要》云：“词至晚 唐五季以来，以 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 关于宋词宏观的变化，一直有学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梳理、把握其脉络，以期呈现“历史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以下诸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以作家为纲、以人系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进行概括和。王文认为，柳永发展了词体，以其创调之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苏轼则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南渡前后女词人李清照异军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言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而辛弃疾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比辛弃疾略晚的姜夔移诗法入词，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 而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以温、柳、苏、周、姜五人为基点，对唐宋词史流变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以为温庭筠奠定了诗庄词媚的分野，其词可称“听者之词”；柳永偏于俚俗，为“歌者之词”；苏轼以诗为词，称“雅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而趋工艺化，谓“赋者之词”；最后，辛弃疾独成一派，姜夔将词推向工艺、高雅、朦胧化，可称“清客雅词”。 与上述两文思路相似，梅大圣《论词的传统与东坡词定位及创作动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对词史发展的梳理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认为早期的隋唐民间词以较强的社会功能与诗骚传统相承，至晚唐五代侧艳新风始取代了早期传统；北宋初中期，欧阳修始有闲适旷逸之作；至东坡藉词为“诗之裔”理论表现庄严人生与冷酷现实，复早期传统之“古”，从而给词以新的生命力。 张雁《从（花间集〉到〈花外集〉——从词集名称看宋人词学观念的演进》（《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则从词集的具体名称和变化入手，描述了宋人词学观及其变化轨迹。词由花间尊前的歌词走向社会，走出儿女之情的狭窄空间，在词集名称的发展变化上得到了直接明显的体现。而蔡义江《从花间尊前到慷慨悲歌——词的特点及发展》（《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以词的形式结构特点、发展历程和重点作家为线索，也清晰勾勒出了词的发展脉络。 除了词史的宏观研究以外，对于词史阶段性和横截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 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剖析了东坡“雅化”对词史的重大影响，认为苏轼“以诗为词”本质上是引诗之雅以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言志变为宋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题材、境界、艺术手法三者之雅完成了这一改造。其影响自秦、周而达姜、吴。 邹志勇、韩晓东《论北宋前期词的过渡意义》（《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分析了北宋前期60年中词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词作的个性色彩和对现实的关注，指出60年词史对于宋词的过渡意义在于：一是宋词繁荣的先声；二是对提高词体的地位功不可没。董希平、刘尊明《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6期）则分别以“汴都不唱江南词”、“江南才子江南老”、“艳风虽发归寂寥”为题，对宋初50年词坛创作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宋人对亡国之音的警惕、对南人的歧视以及对媚软艳风的排斥、抑制，压缩了词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宋词50年的岑寂局面。 乔力《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对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这一词史巅峰期的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苏轼变词为陶写之具、弘扬主体意识、提高词的文化品位和周邦彦专心词法、建立规范、示人门径是本阶段词史的重要特征；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精神则可以表述为：本体意识强化和主体自觉性的高涨、新旧传统错综融汇、多种风格竞艳并驰及艺术水准成熟完美。 至于南宋词，陶尔夫《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描述了自宋至清的尊南宋与尊北宋之争的过程及清代长期存在的尊姜夔、张炎与尊辛弃疾之争，指出南宋词思想内容的高、阔、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齐备，已达历史极致，而清人面对南宋词所表现出的困惑迷失，实是对南宋词的历史评价和整体观照存在欠缺和失误，这一点，在现在和将来都值得我们借鉴。 9.试概括宋词的发展概括起源 曲子词源自汉族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汉族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 发展在唐朝时已经出现，最初在汉族民间流行。经过五代到两宋，词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宋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 巅峰苏轼应该可以说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而一些人认为，这也正是历史发展的下坡路的开始，宋词只是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