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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经中的民 诗经中的民1.在作者眼中,《诗经》所反映的先民的生活有哪些特点《说文》所反映的中国先民的审美文化意识具有多样性、和谐性的特征。 多样性的特征从上述种类繁多、异彩纷呈的“美”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和谐性体现为先民的“美”不象西方极度夸张变形的崇高之美（如数量和体积的无限膨胀），而是处处表现为和谐之美：如味美体现为讲究色、香、味合理调匀，和谐搭配的和谐之美；人体美体现为讲究比例适当，完整匀称的和谐之美；伦理美体现为讲究温柔敦厚，优雅平和的和谐之美。因为《说文》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所体现的先民审美文化意识基本上与儒家道德标准不谋而合。 同时，它也接受了道家、法家等众多流派的思想内涵。《说文》许多字词解说体现出来的先民审美观正是这些情况交相辉映的真实写照。 同时，《说文》所蕴涵的先民审美文化意识，一方面是先民传统文化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也是《说文》作者主题意识参与和选择的结果。 2.诗经中有哪些名篇1.《诗经•卫风•淇奥》 如切如磋①，如琢如磨②。 ①[切、磋]本义是把骨角玉石加工制成器物，引申为学问上的商讨研究。 ②[琢、磨]本义指制玉器时精细加工，比喻对德行或文章修饰使其精美。 2.《诗经•卫风•木瓜》 投①我以木桃②，报③之以琼瑶④。 ①[投]这里指赠送。 ②[木桃]就是桃子。 ③[报]回赠。 ④[琼瑶]美玉。 3.《诗经•郑风•风雨》 风雨如晦①，鸡鸣不已②。 ①[如晦]昏暗得好像夜晚。 ②[已]止。 4.《诗经•小雅•鹿呜》 呦呦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①[呦呦（yōuyōu） ]鹿呜声。 5.《诗经•小雅•棠棣》 兄弟阋①于墙，外御其侮。 全句的意思是，兄弟在家中争吵，但对外来的入侵和侮辱却共同抵御。①[阋（xì）]争吵。 3.诗经中的名篇《诗经·邶风·绿衣》译文及赏析 【原文】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 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 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 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题解】 执政文化是政权的核心，是内在的‘衣’（衣，里衣，即‘依据’），‘禄’是政权的红利，是外在的‘裳’（裳，外衣，外在的），衣之于裳的关系犹如矛盾论中的“内因和外因”之辩证关系。 本诗歌诗旨是：执政文化核心是强国之内因，‘衣’都皮之不存，外在的‘禄’又毛之焉附？ 关于‘邶风’。邶，周武王灭殷后，殷王僟之地朝歌，一分为三，东为鄘地、北为邶地、南为卫地，其中邶地又用来安置殷王室及贵族，‘邶风’反映的主要是亡国之思，这是‘邶风’的主要特点，必须把握，亡国之音必须引以为戒，‘慎终追远’是儒家治国安民之术基本战略思想之一。 本诗成于公元前1043年武庚叛乱之后，最后一节‘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为孔子添加之雅文，以纠殷商亡国之士的错误结论‘绿兮丝兮，女所治兮。 我思古人，俾无訧兮’。风从‘周南’、‘召南’之德风以正后，紧接着就是‘邶风’，极为符合儒家‘慎终追远’思想。 关于‘绿衣’，《毛诗序》云“绿，间色（即贱色之意）”，‘绿兮衣兮’即‘绿衣缺黄’的春秋笔法表达方式。‘绿衣缺黄，其国必亡’是孔子在本诗中，要阐述的真正中心论点。 皇权的正统颜色，自汉武帝“罢绌百家，独遵儒术”后，一直定‘明黄’为皇家御用颜色，其理论是取《尚书·尧典》的孔子前叙‘钦明文，思安安’ 之‘明’，另取《周易·坤卦·六五》“黄赏元吉”之‘黄’。‘黄’为何意？《周易·坤卦·文言》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之，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看大白菜，菜心为黄，才有勃勃生机之绿叶，去掉黄色菜心，绿叶自然无法完美白菜的形象。江山如处于菜心被去掉的险境，自有“有女怀春”之辈跃跃欲试而起“逐鹿中原”之心，其祸大焉！ 【我的译文】 国强要有依， 执政为公国恒强。 忧愁我心者 文质相克命不长？ 国盛要有依 共荣同耻君恒王 忧愁我心者 共荣同耻核心亡？ 周行文武道 灭商暴敛无常 我思文武王 “黄赏元吉”国运长。 商为天道亡， 凄风已令国民寒 我思尧舜禹 雅正‘钦明文，思安安’ 【赏析】 这是一首关于执政文化能不能德行天下，将直接关系国家存亡的政论诗。 据历史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商王朝崇尚陪活葬制度，极其残忍，对诸侯各国实行强佂暴敛，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治国理论是《归藏易》：只崇尚坤道和自己的祖先，极度自私自利，这是商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本诗是邶之风，讲述殷余民经武庚叛乱平息后，经周公的德化，终于认识到《周易·坤卦·文言》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之，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的道理，进而开始被周的文治武功所折服。 孔子通过加上的最后一节‘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之雅文，要告戒后人，一定要牢记‘钦明文，思安安’的居安思危、按客观规律做事、做人的道理。 本诗的译文，词不达意处在所难免，只因本诗的涵义非常丰富多彩，这是春秋笔法的奇妙之处，非我之过也。正如中国瓷之窑变，主要在于触景生情和个人领悟运用之妙。 附录：武庚叛乱 武庚（？—约前1039年），商纣王之子，幼时聪明好学。约公元前1046年2月底，商亡周立。 武庚管理殷余民，殷民大悦。 武王为防武庚叛乱，又在朝歌周围设邶、卫三国。 朝歌以东设卫国，使管叔由管徒封卫，朝歌西与南为，使蔡叔由徒蔡封；朝歌以北为邶，使霍叔自霍徒封邶。共同监视武庚。 此时，武庚留居在纣宫（今淇县城内的西坛、三海一带）续殷祀。 殷亡第四年，（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姬发驾崩，儿子周成王姬诵年幼（13岁），武王之弟周公旦代成王掌管国事。 对此，管叔、蔡叔皆不满，散布周公想篡位之谣言，并串联武庚起兵反叛。 周公和召公为保周江山，“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周公以成王命率军东征，伐朝歌叛军，武庚兵败被诛。 周公又杀管叔、放蔡叔、贬霍叔，将朝歌“殷顽”迁于洛阳管教之。 武庚之乱后，使周初统治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亲戚、蕃屏周室的重要性。 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周分、成王再次大规模分封诸侯。相传周公分封七十一国，其中有五十三人是姬姓子弟，他们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如文王之弟封于东虢、西虢，文王之子封于邗、晋、应、韩；周公之子封于凡、蒋、邢、茅、砟、祭。 原来属于武庚的封和殷遗民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纣兄微子启，他在灭商后投降周，也未卷入叛乱，因此封于商丘，国号宋。另一部分封给成王的叔父康叔，在殷商故墟。 国号卫。此外，还有一些异姓贵族为周公、成王所封。 两次分封，不仅使周人巩固了在原属殷商的广大地区的统治，而且扩大了周人的势力和影响，使周成为国力和疆域远远超过商朝的强大国家。 4.诗经中十五国风,周南风的特点诗经分为风、雅、颂；风主要是各国民间的诗歌像秦风无衣这样的，雅有小雅、大雅，是贵族宫廷诗歌、颂主要是祭祀用的诗歌 附：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kuài〕、曹、豳〔bīn）） 《诗经》风、雅、颂的分类，主要是从音乐入手。 风，即乐调。《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见楚囚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 ……乐操风土，不忘旧也”。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国风，即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周南》、《召南》列于国风之中，应是两个地方的土乐，但其命题不同于其它国风。 于这一点，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明言：“南，乐歌名也。” 当代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说：“南是南方的民歌。……这个‘南’字，不但指方向，也是乐器名（就是‘ ’字）”。 我们一般认为“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它国风的性质一样，但既然如此，为何其名为《周南》、《召南》而不是《*风》呢？ 据史料记载分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和召公姬是分陕而治的。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 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注：周南、召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 既然是诗乐，那就是南音了。因而，《周南》、《召南》可以说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 “二南”作为南方民歌，其地域性还可以从十五国风整体的地域特征来作进一步的论证。十五国风大都是流行各地的土风歌谣。 不过，纵观全局，却不见有“楚风”，似乎不曾辑有楚地歌谣，古人因此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风并录于《经》而为楚憾”。实际上，这“二南”民歌也就是楚地歌谣。 《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流域。”这说明《汉广》就是江汉流域的诗歌。 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中也说明：“江汉皆楚地，盖自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清人何天宠则进一步强调：“楚何以无‘风’，后儒以为删诗不录‘楚风’，非通论也。” 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 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而《诗经》对于产生于楚地的《周南》《召南》在编定时为何不标明为“楚风”呢？其原因可能是楚国在西周初年尚且是江汉流域一个“土不过同”的小邦，至春秋中叶方壮大到据有整个江汉流域乃至半边天下，因而，周朝乐官在编订《诗经》之始，就只是将这些南方歌谣加以编订而分称为“周南”“召南”，并且在《诗经》最终成书时也一直沿用这一称呼而未作修改。 以上从地域位置对《周南》《召南》的地域特色作了分析，下面再来看诗歌的内容。 《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 “二南”共有诗歌25首，其中较多的是用于祀典或礼俗活动的仪式歌，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前南方楚地远没有中原那样开化，民风朴野，其俗尚尊鬼神且好祠的缘故。《周南•桃夭》，就是一首古老的礼俗活动的仪式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蒉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古往今来，解说《诗经》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歌谣。 其实从原始歌谣的产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首祝福歌谣最初应是一首祀典祭歌，可以说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注：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失误.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而桃，作为一种“图腾”是完全可以考证的。 图腾主义的起源和母性崇拜是分不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妇女受到尊重与崇拜，其生殖、蓄衍关系到整个氏族的生存，而对“生殖”却是充满着神奇和神秘，这便是妇女受崇拜的原因。 妇女怀孕的原因是什么，无从解释，于是妇女们自己也觉得这是由于某种机会，遇到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无生物，无意间有动于心便使自己怀孕了。因此生下的婴儿，便以这种物体命名，而名与实是不分的，这物件便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孙作云先生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所谓图腾，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他们的祖先、保护者。”也就是说，作为图腾，一般具有生殖、崇拜、保护等要素。 《桃夭》三章歌辞的前两句，都是对桃的热烈礼赞。而桃在先秦时代是江淮流域常见的生长茂盛的植物，与楚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也被当地的人们所崇拜。 据《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5.从《诗经》所表现的先民生活与我们现实生活的关系看中华文化源流的产生《诗经》的社会基础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 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摘自：/view/1507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