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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1.建安时代的诗歌有哪些特点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2.建安诗歌的特点有哪些建安是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当时的国政已经持于曹操之手，而文学上的建安时期比建安这个年号所存在的时间前后各长二十年。 建安时代，上承《诗经》、《楚辞》，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高峰，诗歌的特点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慷慨激昂。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涌腾，打破了汉代诗坛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此兴盛，七言诗从此初步奠定基础。 建安时代的主要作家有三曹和建安七子等，他们都生活在北方的魏王朝中。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曹操诗的特点是深沉古直，气韵沉雄，他的诗今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一部分是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如《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另一部分表现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如《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曹丕诗风格纤弱，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首七言诗，写景抒情都很细腻，诗逐句押韵，说明这一时代的七言形式尚未成熟。 曹植的诗慷慨活泼，词藻丰富华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名都篇》、《白马篇》、《赠白马王彪》、《美女篇》、《洛神赋》、《野田黄雀行》都是他的名作，《诗评》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其中孔融年龄最大，仅存诗七首；王粲的成就最高，诗赋都很出色；陈琳、阮瑀除诗歌外还擅长公牍文书；刘桢的五言诗在当时名气很大；徐干的情诗写得很好；应瑒的诗较为平淡。 《建安诗三百首评注》选择了建安时代流传下来的三百首诗，建安文学多是文人诗，它的语言较之《诗经》和《古诗十九首》都更难懂，《建安诗三百首评注》对所选的诗歌都加以评点和详细的注释，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3.【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①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②张扬个人的积极进取精神；③悲凉哀怨的慷慨之气；④鲜明的民歌情调建安文学在思想内容特征：一是反映了当时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的疾苦，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送应氏》等，都是这类内容题材的作品.二是抒发个人的理想、抱负与情感、心志，如曹操的《短歌行》抒发的是建功立业的理想，总的来说体现了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建安文学的艺术特征：1.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它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充实的内容.对时代乱离的反映及个人情志的抒发，形成了慷慨悲凉的主体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有恰切的概括：“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开阔，自由通脱.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除了时代的群体的总体特征之外，也具有很强的个体的个性特征.3.建安诗歌：以五言成就最高，为五言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散文：体式多种多样. 辞赋：沿着汉末抒情小赋的创作道路，而题材更加广泛，抒情、咏物、感事、饮宴、游猎无所不至. 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辞，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文心雕龙：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貎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俶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袵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槩而多气也.。 4.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是什么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 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 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 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 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 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 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 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 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 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 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 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 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 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 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 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 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 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 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 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 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 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