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说苏轼是继柳永之后,宋词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苏轼的词不论从数量上、题材上、风格上还是影响上，都是两宋词人中的一座高峰。 其中最突出的应该还是他对宋词内容领域的扩展，一反“词为艳科”狭窄题材。但是他自身词作又有不少风格，如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如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如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2.里程碑是怎么来的中国的里程碑可以上溯至汉朝。 最早的 里程碑用泥土堆成，名叫“堠”。人们于大路 旁每隔一里即设置一个这样的小土堆，易于识认。 但这种小土堆经不住雨水的冲刷，常 常颓毁，不得不重新修复，十分麻烦。南北朝 的周文帝时，韦孝宽出任雍州刺史，有鉴于堠 易遭毁坏的弊病，便命令雍州境内一律用槐 树代替堠。 这样，既免除了修复之苦，又使行 人得以遮阴避雨，的确是一种改进。周文帝 的皇后得知韦孝宽这一举措后大为赞赏，立 刻建议在全国推广，并就此颁布敕令：道路两 边一律每一里种一棵槐树。 十里种两棵，百 里种五棵。自此以后，周朝境内道路两边的 标志都整齐划一，十分明确。 后人将这种里 程碑称为堠槐。 树木做里程碑也并非十全十美，树大招 风，又常被人砍去做柴薪。 而且北周仅统治 中国北方20余年，既未统一全中国，立国时 间也短，植堠槐的政令实行的时间、地域就都 有限，因此，至隋唐时期便又被原先的堠所代 替。 这一时期设置的堠分为单双两种，五里 单堠，十里双堠。 韩愈《路傍堠》诗：“堆堆路 傍堠，一双复一只”就是其真实写照。宋朝时 堠又有了发展，南宋人徐照诗：“堠碣苔侵字， 鱼塘水过栏”（《途中诗》），碣是一种圆形的 石碑，可见此时已用石做里程碑了，这已与当 代的里程碑十分接近了。 3.为什么说柳永是词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你好，满意请采纳哦！在慢词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词人便是柳永。 而且，柳永还发展了词的俚俗性特征，使之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开创了“俚俗词派”。柳永是宋词发展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 正是因为柳永的出现，才使宋词的创作走向更为广阔的道路。他的创作为宋词的发展展示出灿烂的前景。 慢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是新事物，柳永词的特点，也集中体现在这个“新”字之上。“新”，是“新声”、“新腔”，是新的艺术，新的形式。 历代对这一“新”字，有许多记载和精辟的分析、评价。《苕溪渔隐丛话》卷一引《后山诗话》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 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函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说：“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 清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说：“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慢词“起仁宗朝”之说有误，但对柳永词的评价大体是得当的。 具体地说，柳永词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形式上有新的创造；内容上有新的开拓；艺术上有新的进展；语言上有新的变化。1、形式上有新的创造2、内容上有新的开拓3.艺术上有新的进展4、语言上有新的变化对柳永词的俚俗、直率、大胆，时人几乎持一致的非议态度，因为这与词坛整体“趋雅”的审美倾向完全相违背，与时人的审美期待心理相矛盾。 同时代的文坛领袖晏殊的态度十分鲜明。其后，苏轼特意将柳永标举出来，立为反面靶子，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柳永的审美风格。 然而，正是这种“俚俗”、“尘下”和“鄙语”，才赋予柳永词以崭新的时代特征；也正是这种“俚俗”，才使得他的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 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两宋时期，尽管文人阶层对柳永俚俗词加以贬斥，而平民百姓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文人阶层口头上虽然不断对柳词加以指责，创作实践中却或多或少都要接受其影响。在以后讨论各家创作时就会常常接触到这一话题。 当然，柳词并非全用俚俗的口语入词，根据内容的需要，他还善于提炼书面语言，善于融化前人的诗句入词，使他词的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柳永在词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 柳永词由于三点原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喜爱：其一，语言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后山诗话》称柳词“作新乐府，骫骨皮 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徐度在《却扫篇》中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柳永词首先被民间下层以及边疆汉文化修养层次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喜闻乐见是不容置疑的，《避暑录话》卷下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边词序》中也说：柳词“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 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虽然口头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对，现实中也掩饰不住对柳词的喜爱。仁宗在人前人后的两套作为，以及晏殊、苏轼等事实上是熟读了柳词却加以贬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李清照《词论》说：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 在艺术欣赏方面，人们的审美心理永远是“喜新厌旧”的。最动听迷人、流行一时的乐曲也要逐渐被新兴的音乐所替代，柳永“新声”的出现，正好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 其三，“艳冶”的话题，迎合了人们的性心理。《艺苑雌黄》说：“柳之《乐章》，人多称之。 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张端义《贵耳集》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 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男女**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了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时代的读者的普遍欢迎。 尤其是宋代都市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市民阶层”，他们由中下层官员及家属与仆人、衙门吏卒、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城市贫民等等组成，他们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而这个阶层平日最大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谈论“性”话题。柳永词因此深得他们的喜爱，趋之若鹜。 德国著名音乐家舒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尊重前人的遗产，也要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正是这样做的。 他全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并直接继承唐、五代词的创作经验，其中，他接受“花间”词人，特别是接受韦庄和李煜的影响更为明显。贺。 4.为什么说柳永是词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你好，满意请采纳哦！在慢词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词人便是柳永。 而且，柳永还发展了词的俚俗性特征，使之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开创了“俚俗词派”。柳永是宋词发展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 正是因为柳永的出现，才使宋词的创作走向更为广阔的道路。他的创作为宋词的发展展示出灿烂的前景。 慢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是新事物，柳永词的特点，也集中体现在这个“新”字之上。“新”，是“新声”、“新腔”，是新的艺术，新的形式。 历代对这一“新”字，有许多记载和精辟的分析、评价。《苕溪渔隐丛话》卷一引《后山诗话》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 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函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说：“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 清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说：“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慢词“起仁宗朝”之说有误，但对柳永词的评价大体是得当的。 具体地说，柳永词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形式上有新的创造；内容上有新的开拓；艺术上有新的进展；语言上有新的变化。1、形式上有新的创造2、内容上有新的开拓3.艺术上有新的进展4、语言上有新的变化对柳永词的俚俗、直率、大胆，时人几乎持一致的非议态度，因为这与词坛整体“趋雅”的审美倾向完全相违背，与时人的审美期待心理相矛盾。 同时代的文坛领袖晏殊的态度十分鲜明。其后，苏轼特意将柳永标举出来，立为反面靶子，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柳永的审美风格。 然而，正是这种“俚俗”、“尘下”和“鄙语”，才赋予柳永词以崭新的时代特征；也正是这种“俚俗”，才使得他的词在下层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正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 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两宋时期，尽管文人阶层对柳永俚俗词加以贬斥，而平民百姓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文人阶层口头上虽然不断对柳词加以指责，创作实践中却或多或少都要接受其影响。在以后讨论各家创作时就会常常接触到这一话题。 当然，柳词并非全用俚俗的口语入词，根据内容的需要，他还善于提炼书面语言，善于融化前人的诗句入词，使他词的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柳永在词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 柳永词由于三点原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喜爱：其一，语言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后山诗话》称柳词“作新乐府，骫骨皮 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徐度在《却扫篇》中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 柳永词首先被民间下层以及边疆汉文化修养层次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喜闻乐见是不容置疑的，《避暑录话》卷下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边词序》中也说：柳词“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 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虽然口头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对，现实中也掩饰不住对柳词的喜爱。仁宗在人前人后的两套作为，以及晏殊、苏轼等事实上是熟读了柳词却加以贬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李清照《词论》说：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 在艺术欣赏方面，人们的审美心理永远是“喜新厌旧”的。最动听迷人、流行一时的乐曲也要逐渐被新兴的音乐所替代，柳永“新声”的出现，正好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 其三，“艳冶”的话题，迎合了人们的性心理。《艺苑雌黄》说：“柳之《乐章》，人多称之。 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张端义《贵耳集》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 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男女**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了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时代的读者的普遍欢迎。 尤其是宋代都市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市民阶层”，他们由中下层官员及家属与仆人、衙门吏卒、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城市贫民等等组成，他们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而这个阶层平日最大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谈论“性”话题。柳永词因此深得他们的喜爱，趋之若鹜。 德国著名音乐家舒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尊重前人的遗产，也要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正是这样做的。 他全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并直接继承唐、五代词的创作经验，其中，他接受“花间”词人，特别是接受韦庄和李煜的影响更为明显。贺裳在《皱。 5.苏轼对宋词的贡献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 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 6.请帮忙归纳下宋词的发展脉络（要两宋的）1、词的产生 词是唐时兴起，宋代繁荣的一种新兴歌诗，最初称“曲子词”或“曲子”。词体虽句式参差，但“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唐代“燕乐”兴起，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导致了以娱宾遣兴为目的的曲子词流行，吸引文人参与创作。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二词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唐时张志和的《渔歌子》、白居易的《忆江南》是词中小令的杰作。后经温庭筠、李煜、冯延巳等发展，到宋代迎来词创作的高峰。 2、宋词的发展 北宋前期的词坛，承续晚唐、五代，以欧阳修、晏殊为首的文人代表在词中主要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其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 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柳永发展了长调的体制，善于用民间俚俗的语言和铺叙的手法，组织较为复杂的内容，用来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声誉。柳永善于化旧曲为新声，创制大量的篇幅较长、句子错综不齐的慢词，使词的体式趋向完备了。 北宋苏轼高举创新的旗帜，首先打破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开拓词的内容，提高词的意境，开创了一种新的豪放词的风格。苏轼“以诗为词”，不仅用诗的某些表现手法作词，而且把词看作和诗具有同样言志的作用，使它具有较以前宽广得多的社会功能。他特别重视词的文学方面的意义，不把它作为音律的附庸，不让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受损害，给词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周邦彦以高度形式格律化被称为“集大成”的词人，他的词精于词法，在词的写作技巧上有所提高，开了长调咏物的风气。周邦彦精于音律，在词律方面起了规范作用，使词的语言风格趋向典雅、含蓄，受到文坛词人的推崇。 词到南宋发展到了高峰。中原沦陷和南宋偏安的历史巨变，激起了南渡词人的爱国觉悟，整个词坛的面貌为之一新。此时，在士大夫阶层里涌现出一批坚决抗敌的词人，如岳飞，张孝祥等人，他们的作品表现爱国情感，气势壮大，对于豪放刚健的新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贡献。辛弃疾、陆游两个伟大的作家，进一步发展了南宋词，尤其辛弃疾在词作方面，成就更为突出。他继承苏轼的革新精神，突出发扬了豪放的风格，扩大了词体的内涵，使其丰富多彩，把词推向更高的阶段。在词的创作手法上，他不仅运用古近体诗的句法作词，又吸收了散文、骈文、民间口语入词，辛词代表了文人词的最高成就。词是慷慨、豪迈，抒写抑郁不平之气。有时也存在用典过多，不免使人晦涩难懂的缺点。和他唱和的作家有陈亮、韩元吉、刘过等，就是与他的风格迥异的姜夔也写过仿效稼轩体的词。 南宋后期，以姜夔、张炎为代表，感喟哀时，描写亡国的惨变，抒发内心的黍离之悲。他们精通音律，偏重词的格律，讲求句法、字面，有时难免流于形式化，也束缚了词的内容。 总之，宋词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将音乐与诗歌相结合方面，达到了唐诗所未能达到的独特的审美地步，在文学史上留取了自己的地位。 3、流派 婉约派：“诗庄词媚”，不仅指词在题材上以抒写男女恋情为主，更主要指词的风格。婉约是词的正宗。 柳永 秦观 李清照 周邦彦 姜夔 豪放派：打破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开拓词的内容，提高词的意境，开创了一种新的豪放风格。 苏轼 辛弃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