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宋词建构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 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 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 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 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 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 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 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 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 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 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 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 （《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 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 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 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 2.宋代词人柳永和周邦彦慢词艺术的不同一、题材之不同：柳词内容丰富，周词内容较单薄 柳永、周邦彦虽早年生活相似，都曾长期与歌儿舞女在一起过着偎绿倚红的生活。 但不甘约束而狂放不羁，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的柳永几乎浪荡、漂泊了一辈子。而周邦彦却几历官场风云。 如此身世反映在他们的词作中，艳情是相同的一面，而不同者居多，也可以说柳词有拓展性，周词则在题材内容上显得相对狭隘。 柳词中反映妇女生活、男女恋情、别愁离恨的词作占去了《乐章集》大半，其中妓女生活写得尤为细致、大胆。 陈锐认为“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碧斋词话》）。如：《洞仙歌》此词极写“洞房深处”男恋女爱的甜蜜而嬉戏的生活情景。 《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极写离别之意。 柳词中描写都市繁华的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如：著名的《倾杯乐》咏京城元宵节的盛况；《木兰慢》咏京城清明节。词中所写的“路旁拾簪”、“珠翠纵横”，就大可与《东京梦华录》所记的盛况相互印证；还有著名的《望海潮》，词中细致地描绘了杭州的繁华富丽。 京城如此，京城以外的城市又怎样呢？《一寸金》描写了成都景致，其中“雅俗多游赏”一句，表明了士大夫文人和市民群众竞相游赏的乐景象；《瑞鹧鸪》写苏州景致，其中“万井千闾富庶”之语，即道出了这个“人间天堂”当时的富足程度。 柳永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中，然而他个人的遭遇却未免坎坷。 因此，他曾一度宦游西蜀和江浙，写下了许多表现身世遭遇的“羁旅行役”之思的词篇。如《迷神引》、《双声子》等。 而相对于柳词，周词在题材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因周邦彦生活面的狭窄，词的题材未能超出传统内容：一是艳情词几乎占了《清真词》的全部内容。 代表作如《兰陵王》、《西河》、《金陵怀古》等。二是少量抒写宦海感慨和羁旅之思的怀古伤今的词篇。 如《苏幕遮·燎沉香》表达了家乡的美好和自己深怀渴慕的心情。总之，周邦彦的词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创作题材上都不及柳永丰富，他的词往往是“旧曲翻新”，内容上往往显得较为空虚、苍白。 正如王国维所说周词“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二、风格之不同：柳词具有雅俗共赏之特点，周词却以纯雅取胜 对词的内容有所拓展，这是柳永对词的贡献，而雅俗结合的风格则体现了他对词的继承与革新。 柳永描写自己与歌妓艳情生活的词总的来说是较俗的。他毫不避讳，甚至是欣然自得地写自己的情场生活。 他对女性作充满色相的具体化、世俗化地描写。如：《驻马听》、《定风波》、《锦堂春》、《慢卷袖》中所描述的那样：“红茵翠被。 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 “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须臾放了残针线。 脱罗裳，恣情无限。”（《菊花新》）为了直露地表现以上内容，柳永最爱用对女性声色体态及对环境香艳温柔进行描写的词汇，即所谓“语俗”。 如写女性动辄是“嫩脸羞娥”、“风柳腰身”、“香靥深深”、“檀口含羞”、“抬粉面，携纤手”等。写环境是“洞房深处”、“凤衾鸳枕”、“深屏香被”等。 在他的词作中出现了类似描写女性声色“套语”，体现了柳词俗美的语言风格。 当然，柳永词并非一俗到底，也有很大雅的成份。 这种雅词主要体现在他“羁旅行役”词和描写都市风光的词作中。柳永写这些词，特别是写羁旅行役词时，表现出文人，特别是失意文人的典型心态与情感。 大有文人悲秋的情调。如《安公子》，此词由羁旅行役诱发出人世社会兴亡替代的感慨，这是典型的文人雅志。 且柳永在写以上这些雅词时善于配以文人的雅语。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 苏轼曾评述“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出”。又如“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满江红》）；“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曲玉管》）。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双声子》、《夜半乐》、《望海潮》、《望远行》等。 纵观柳词，确实存在着雅俗共赏的特点。 相比之下，周词却是以纯雅取胜的。周词的纯雅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内容之雅。说其词内容雅，并不是说他不作艳情词，而是说他写这类词时多以“和婉委曲之笔写相思之情与心理之爱。” （《白雨斋词话》）这和柳永写**不同。因此陈锐说“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清真词如《红楼梦》。” 周词中的多数艳情词写得较雅，即使是那些狎妓之词，也尽量求雅。如《意难忘》，虽有“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的体态描写，但能就此煞住，转而进行心理描写，比起柳词，就较为典雅。 正如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所说的周词“不像柳永有时只知在“枕席”上滚来滚去。”另一方面，周词之典雅的风格表现在语言上。 这主要体现在融化前人诗句、诗意，工于炼字炼句，善于对仗用典上。周邦彦能自铸伟辞，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 周词往往是一首词中数句化用，不仅从字面上化用前人诗句变成新的语言，更从意境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从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语言技巧。最典型的是《西河·金陵怀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