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白和苏轼对比从唐诗与宋诗的整体风格上看，我们知道，唐诗重意兴，宋诗重理趣。 盛唐的诗歌将诗人的思想感情熔铸于诗的形象之中，达到深化无痕的境地，令读者产生兴趣无穷的审美体验，宋诗不讲究兴趣，而讲究能否表现诗人的学问，并好发议论。可以说唐诗重兴趣，宋诗以才学和议论为诗；唐诗气象雄浑，宋诗气度闲淡；唐诗偏于创作实践，宋诗创作与诗学研究并行。 正是这两个不同时代造就了李白和苏轼两位伟大的诗人，他们在各自的艺术空间驰骋，为后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诗篇。 李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浪漫诗人，他的诗如天马行空、神龙出海、气概轩昂、天才流溢、神韵清绝，体现了他张扬的个性、飘逸的气度，并有诗仙的美誉。 赵翼在《瓯北诗话》卷五中是这样评苏轼的“以文为诗，始自昌黎，至东坡亦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今试平心读之，大慨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 此所以继李、杜之后为一大家也 ”。大体能说明苏轼诗的艺术特色。 苏的诗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于情韵之中，比喻生动，绘形绘声绘色。 苏轼生在宋代，宋代各种文体繁荣、百花齐放，诗、词、散文、说唱文学都比唐代有新的发展，宋诗则在唐诗盛极难继的形势下，另辟蹊径，形成独特的风格，苏轼的诗就诞生在这个时代并达到宋诗的艺术高峰。 苏轼用饱蘸感情的笔触描写常见的事物，视点平近，用词雅俗共存，奇趣横生. 李白取的是大景，视点高远，取其势，是一幅大写意的山河图。 2.为什么律诗繁荣在唐朝律诗繁荣在唐朝 一；唐代社会在开展中解决了良多的约束，在一些政治革新、经济革新、获得很年夜的前进，更主要的是由‘门阀仕族拢断政治’场面已根本完毕，使老苍生在糊口理论中，思惟年夜年夜解放，从而为文化糊口之一的方式‘诗歌创作’开辟了视野、诗歌艺术获得了‘死水源泉’。 二；因为经济的遍及进步，给文学的繁荣供给了物质前提和普遍的来历。 三；前代文学积聚；获得了很好的担当，因而也为唐诗奠基了坚实的根底。唐代诗人们是在前人的文化遗产上，发扬光年夜才有可能兼收并蓄，取人之长，新陈代谢，把中华诗歌文化推向新的顶峰。 四；唐代采纳了科举轨制，测验内容就有诗（诗歌归纳综合性强）、赋（文彩韵章），而皇帝也酷爱诗歌，（这很主要！）必然形成注重诗歌的‘社会习尚’，因此，进步了文人的社会位置。 五；是很主要的一点就是；唐朝的政治比拟开通，出格是在宗教和文化上，对儒家、释家、道家，都倡导；许可外来宗教在国内传布，这关于人们坦荡眼界，活泼思惟，促进文艺上，各类作风门户的构成，是有益的要素。同时，唐朝国力壮大，统治者对本身充溢自信心，因此根本上没有‘文字狱’，所以文人胆量都比拟年夜；（例如；李白遭谗，也就是‘赐金放还罢了）所之，文人及诗歌体裁宽广，而反映的社会问题疾速而锋利。（并非是一片颂扬） 六；唐朝同邻国与边境各族实施的是；经济、文化交流政策；音乐、跳舞、绘画、建筑等方面承受西域，及外来影响，（印度、中亚国度）这些新颖事物，同时也给诗人们以宽阔杰出的艺术陶冶。 曲繁荣在元朝 伴随着元杂剧的兴盛，散曲这一新的诗歌形式也在元代大放光芒，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种新诗体承继了传统诗词的因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形式上看，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与诗词相比，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以俗为美，别具特点。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因而散曲的语言更自由轻灵，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 词繁荣在宋 作为一代文学的宋词展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特质，宋代节日的繁荣与节日活动之丰富自然地投射到了宋词中。两宋名家，均作节序词，节序词成为宋词中极为重要的一类。节序词的繁荣与当时统治阶层对岁时节令活动的提倡，社会上宴游、享乐之风的盛行，商业文化、市民文化的兴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节序词展现了宋人拥抱现实，热爱生活的情趣。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 3.李白和苏轼对比区别 1、李白是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苏轼北宋诗人，号称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2、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苏轼是豪放派诗人。 2、李白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苏轼的诗，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扩展资料 诗歌成就 李白 1、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 2、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3、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苏轼 1、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2、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 3、“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 4、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5、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白 百度百科—苏轼。 4.宋词在古代受到市民阶层欢迎的原因是什么有云：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 曼衍繁昌，至宋而词之名始大备。其人韶令秀世，其词复鲜艳殢人；有新脱而无因陈，有圆倩而无沾带，有纤丽而无冗长，有峭拔而无钩棘。 一时之以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不啻肩摩于世云。这里列述的四“有”四“无”，说明了宋词鲜明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上的丰富多彩、尽态极妍；而所谓“曼衍繁昌”、“以赓和名家，而鼓吹中原”及“肩摩于世”云云，又为我们勾勒出了当时词人群体活动频繁，声势浩大，各种流派竞相登场表演，蔚为一代大观的历史盛况。 纵观一千多年的词史，唐五代只能算是一个序幕，元明清以迄近代的六百多年，尽管时间极长，作家作品极多，但因已经过了“词的时代”，只能算是词的尾声和余韵了，只有在宋代，词才可称一代之胜。词体和词的流派的发展、变化及其波诡云谲的高潮，都是在两宋三百来年间有声有色地进行的。 当然，宋词风格、流派的萌生、发展和繁荣并非一蹴而就，他有一个从酝酿到成熟、从潜滋暗长到高潮迭起的过程。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打牢了基础，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但王朝的更迭和国家基本上重归一统并未立即给词的世界带来新的变化，相反，宋初词坛除了被俘的李后主的几声凄怆动人的灵魂绝唱之外，竟然几十年间呈现出园圃丢荒、花枝稀落的景象。 必待适宜于词体文学发展繁荣的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基本具备，并与传统的民间词、“花间”词和南唐这三股势力大致接上轨之后，宋词自身风格流派众芳争艳的春天才来临。词之所以能在宋代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最高统治者倡导的士大夫歌舞享乐之风词能在宋代得到如此的繁荣与最高统治者有意倡导的一代歌舞享乐之风密切相关的。由此，可以追溯到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 赵匡胤蓄意发动“陈桥兵变”而夺得全国政权，深知武将专权对于君主专政政权的危害，以故立国之初就演出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滑稽戏。对于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历来的人们都只注意其中夺取高级将领兵权、根除藩镇动乱之源的内容，却忽略了：这位雄才深沉的“人主”，在那一席谈话中实际上还为宋代士大夫指出了一条既不要关心权力斗争和危及皇家宝座、又能保证他们安享人生之乐的淫逸放纵之路，因而也就造成了全社会追逐歌舞享乐、浅斟低唱的浓厚风气。 试看《宋史·石守信传》的记载：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乐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地，赏赀甚厚。这位开国皇帝在向他的臣民们倡导一种不要过问政治权力而只追求个人享乐的人生观。 这一指示和倡导，似乎不但对石守信等目不知书的武夫，而且对整个士大夫文化阶层，乃至对于宋代的世风民俗及文艺创作都起了导向作用。夏承焘先生将这个历史故事反映的帝王心机与宋代（尤其北宋）的浅斟低唱、柔靡艳丽词风的发展联系起来，论说道：九重心事与谁论，酒畔兵权语吞吐。 说与玉田能信否？陈桥驿下有词源。开国皇帝首倡官僚缙绅“多积金”、“市田宅”和多蓄“歌儿舞女”以进行享乐，自此，所谓“优容士大夫”作为宋代的一种基本国策被定下来，一直延续到这个政权灭亡之时。 在这项国策的鼓励和纵容下，宋代地位较高的官僚士大夫们既领着丰厚的俸禄，有被默许聚敛生财，大量主办包括田宅庄园和家庭声妓班子在内的私人财产，从而形成了包括歌儿舞女之乐在内的整整一个朝代的享乐之风。此风自石守信等开国功臣始，相沿而及后世，且愈演愈烈。 另外出于对宫廷奢靡生活的仿效和对朝廷疑忌回避的考虑，宋代官员大都沉迷于奢华的歌舞生活中，以丰实的物质条件创造歌舞升平，在歌舞升平中满足精神上娱乐与避祸的双重心理。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高品位的享乐【注：譬如宋祁晚年知成都，“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 （丁传靖《宋人佚事汇编》卷七）】，其中最普遍典型的娱乐方式就是在绣幌佳人曼舞轻歌的氛围中浅酌低唱，歌唱他们自己谱写的词曲。有关这方面的文人轶事，词话中多有记载。 譬如“未尝一日不饮酒”的晏殊，饮酒必“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 “呈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晏几道在沈廉叔、陈君宠家作客时为莲、鸿、苹、云四妓作词歌唱；苏轼被贬黄州时，“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清波杂志》卷五）；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因激赏其词而赠予歌女一名。凡是当时地位高的士大夫，家中多蓄家伎；地位较低的官员则有官伎提供歌舞娱乐，像欧阳修、张先、苏轼等人都为官伎作过词。 歌台舞榭中的饮酒作乐成为士大夫生活中频繁演绎的内容，而词在这样适宜的环境中发展迅速，异常兴盛。上层宫廷、官员的奢华，引起了一般市民对奢靡风气的崇尚，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 很自然，词成为文化消费的热点，民间对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