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代文学唐代文学概论 本世纪的唐代文学概论性的著作主要出现在三十年代，专著主要有朱炳煦的《唐代文学概论》和胡朴安、胡怀琛的《唐代文学》。 其中朱炳煦著简述了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特点流派、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价值，并重点讲述了唐文的演进、分类及唐诗的演进。 胡怀琛等著也简述了唐代诗歌、小说、戏曲、抒情散文和杂文作品的创作情况，介绍了一些唐代文人轶事，以及唐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书后附有研究唐代文学的书目。 同样，相关的专题文章也大多是唐代文学的简单介绍，缺少研究深度，如曦微的《唐代文学之鸟瞰》、张显丰的《唐代文学的研究》、张秀亚的《唐代文学一瞥》、黄江华的《唐代文学概说》等。 但它们客观上起到了向当时普通读者介绍和普及唐代文学艺术的作用，所以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稍具深度的倒是从某一题材角度对唐代文学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孙？Z工的《唐代的劳动文艺》、石笋的《唐代妇女文学之发展》等。 这些成果的出现大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如胡云翼著出版于二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之中，具有较强的反战色彩。 孙？Z工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工至上的思想。石笋文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后全社会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反映了妇女解放的呼声。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本世纪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唐代文学史"并不多，在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该书共分唐代文学概说、初唐诗人、盛唐诗人、中唐诗人、晚唐诗人、古文运动、唐人小说、晚唐五代词人等八章，进行评述。 议论简明扼要，初具"史"的规模。 五十年出版的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文学史"的线索的梳理、规律的总结，还是在一些文学史主要环节、重大现象的研究方面，都较上述陈子展著前进了一大步。 该书首先能把隋唐五代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 这在前此的文学史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 其次，能够具体地提出作家的历史作用，评述其功过，而且其评价的标准也未完全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比较注重文学艺术本身的标准，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第三，在对一些文学史重要环节的研究中时有创见。 如该书以杨炯的《王勃集序》为依据，最先指出龙朔年间曾有一场反上官体的斗争；在论及卢照邻的歌行体时，指出这种体裁的出现是诗的赋化的结果。 总之，这部书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冷落之后，九十年代中前期又出现了两部新的"唐代文学史"，即罗宗强、郝世峰合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 从罗宗强、郝世峰著已经出版的上册和中册来看，比较注重各个时期文学风尚的描述和诗人群体的研究，在对文学家创作成就评价时，已经抛弃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中经常使用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标准，较为看重艺术审美标准，另外，该书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史问题的认识，也较前此的文学史著作更为深入，如他们对初唐宫廷诗歌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对盛唐诗歌艺术风貌的认识，都较有新意和深度。 相对说来，乔象钟、陈铁民著则较为厚重、细密。他们在充分吸收了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史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描述。 这首先表现在该书章节的安排上，他们首次把"唐初宫廷诗人"、"吴中四士"等诗人分别列为专章进行论述，把"大历至兴元时期文学"、"咸通至天佑时期其他作家"分别都用两章的篇幅进行探讨，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前人所谓的"文学史低谷"、"中小作家"的重视，体现了文学史研究已经从以前的思想艺术价值评判开始朝着"文学史"意义的评判标准转化了。 其次，他们也很重视文学体式的形成和演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他们将"律诗体制的完成"单列为一章。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后唐代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和转变。 总的看来，这两部隋唐五代文学史在体例和写法上，基本上还是沿袭的以前的模式，即先分大的时段，然后再以作家作品的评述为主。 并没有充分显示文学艺术流变的历史轨迹，深入总结隋唐五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宏观规律。 值得注意是，世纪末出现了一部写法新颖、面貌不同的隋唐五代文学史著作，这就是由傅璇琮主编，傅璇琮、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合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该书充分吸取了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等文学史编年著作优点的基础上，分段对唐代进行文学的编年，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编排，使读者看到文学上的"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 由于编著者本人在编写这部书的同时，已经对相关的文学时段的史实、作。 2.叙述唐代文学发展轨迹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 唐代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代表，题材广泛，数量巨大，风格多样，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据《全唐诗》载，遗留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诗人二千三百多位。 不仅数量超出以前各代遗诗总和的两三倍，而且还涌现出了大量诗歌艺术天才。除李白、杜甫这两个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也无一不是开宗立派、具有一定独创风格的大家。 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和质量极高、感人肺腑、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共同铸就了唐代诗坛争奇斗艳、百花竞放的伟观。唐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但是空前的，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其次在散文方面。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发起的“变骈为散”的古文运动，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在继承前代文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道结合”等一整套古文理论，并得到李观、樊宗师、李汉、李翱、皇甫？、沈亚之、孙樵等人的响应，进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唐代古文运动，开创了我国古典散文发展的新时代。 他们在实践中写出了众多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杂文、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一类散文，完成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创立了一种自然质朴、畅达明朗、精粹凝练、不拘格式的新型古文。唐代的古文运动不但使散文的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功能得到拓展，而且还为以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体制与方向。 再次是小说方面。在唐代文学繁荣的百花园中，传奇小说也曾散发出诱人的芬芳。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唐代传奇与六朝志怪小说及志人小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内容上，从志怪的主要记述鬼神怪异之事转向描写社会现实生活；艺术上，由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与志人的略语轶事发展到有了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李娃传》《莺莺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红线传》《虬髯客传》等都是广为人们传诵的作品。 唐传奇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还与唐诗一样被誉为“一代之奇”而影响后世。 ？另外，唐代还出现了一些为前代所没有的新兴的文学样式。 如变文是唐代出现的一种通俗讲唱文学样式，是后代说唱文学的源头；词虽萌芽于隋，但到唐代时才得以广泛传播，并出现了众多的民间曲子词和文人词。变文的产生与词的广泛流传，既为宋以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使唐代文学呈现出百花竞放、争艳斗丽的繁荣景象。 正如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所说：“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唐代是一个如日方中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因而也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经济的繁荣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的稳定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基础上建立的，以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汲取了隋二世而亡的教训，认识到了“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的道理，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社会生产、促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措施。 如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引导农民开垦荒地，并适当减轻其负担，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建立各种政治制度，加强中央集权，节用慎刑，纳谏任贤，使唐代出现了自太宗到玄宗一百二十多年的安定时期。社会安定为经济繁荣铺平了道路，经济繁荣又反过来促进社会安定，终于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 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使统治者有了致力于文治和发展文化事业的可能，同时也为更多士人步入文坛创造了必要条件；封建国家的统一，既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合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为创作的繁荣营造了良好氛围。 比较自由、活跃、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是唐代文学形成繁荣局面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 唐人赋诗作文一般都敢于正视现实，直言不讳，故有唐一代批评朝政和揭露时弊的诗歌、章疏甚多，这一切，无不建立在政治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基础上，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中的话可以说是对这一情况的诠注：“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不以为罪。” 儒、释、道并行，但唐代统治者对其矛盾冲突采取折中态度，不加干预，这样，既使传统儒学教条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削弱，也使儒、释、道各家思想得到活跃与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再加上佛经的翻译、传播和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摄取而不推拒，不但对启迪人们的心智、开阔人们的眼界、活跃人们的思想、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对文学的发展繁荣也是非常有利的。 唐代在前代艺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总结、继承和革新，也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的出现。我们知道，文学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而明显的继承性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要向前发展，都必须将前代人所达到的终点作为自己继续发展的起。 3.你认为西方文学有什么发展规律1、「启蒙主义文学」启蒙文学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启蒙运动实质上是法国大革命前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夺权之前的一次舆论大准备。启蒙知识分子顺应了历史要求，提出了“启蒙”理论：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来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用无神论、自然神论或唯物论来反对宗教迷信。启蒙理论实质上是夺权理论。它为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和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2、启蒙主义文学特征：①古典主义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启蒙文学成就最高；②有鲜明的倾向性，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它与17世纪古典主义同属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思潮，但古典主义拥护国王，启蒙主义反对国王，宣传启蒙思想。③启蒙文学自觉地把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主人公来正面歌颂，在文学的人民性方面前进了一大步；④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形式的文体。如正剧、哲理小说等。 3、「正剧」由法国狄德罗、博马舍和德国的莱辛创立。这种戏剧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特点是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它采用散文的形式，描写现实社会斗争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第三等级的普通人作为戏剧的主人公，语言通俗易懂。代表作有狄德罗的《私生子》、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等。 4、「哲理小说」法国启蒙作家创立的一种新型小说。这种小说虽有人物、情节，但它不注意环境与人物的细致描写，而是以人物活动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方面的内容，融叙事、议论、抒情、讽刺与一体，表现作家关于政治、法律、道德、文学方面的启蒙观点，富于哲理性汉语言专业自考文丛：西方文学史发展概况 。 4.唐代的民族大融合的体现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创造了辉煌的唐代文明。 唐代文明的昌盛离不开祖国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唐代文学，尤其唐诗的繁荣亦是如此。其大融合的体现有：1、隋唐制度的渊源及李唐皇室的血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 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 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 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 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 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 陈氏认为隋唐制度有三个来源，其中（北）魏、（北）齐之源实承袭汉魏西晋东晋南朝前半期汉族文化，为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所采用，已融合南北、汉胡文化。其梁陈之源乃汉族文化经隋传之唐者。 2、多民族融合对唐代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对兄弟民族之政策比较开放，且比较成功。岑仲勉《隋唐史》总结有四个特点：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 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 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这种自由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建设意义重大，其效果亦非常显著。 3、李唐王朝在用人上，对各族人员不分彼此，同样信任。诚如陈寅恪所言：“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 ④ 唐之开国，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将两类，而府兵“不堪攻战”，其主力实赖蕃将。其著名蕃将（如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人；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执失思力，突厥酋长；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李谨行，人等）皆受太宗重用，战功卓著。 玄宗时，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数民族出身而任节度使，天宝后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宝臣、李抱玉、李光颜、李克用、王思礼、王镕、仆固怀恩、乌重胤、浑瑊等少数民族位兼将相。《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 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 说明中唐以后，少数民族入相更为普遍。4、少数民族人员出将入相，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 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很为青年人所发扬，许多诗人对尚武精神进行歌颂。5、唐朝的政治思想比较宽松。 李唐的这种文化背景，使他们在融合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方面比较积极，亦比较通达。他们努力造成一种统一的和谐的思想文化局面，所以就容纳百家，并蓄兼收，不但传统的佛、儒、道思想受到同样尊重，而且对于自西域传入的景教、祆 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听任它们在国内传布。 6、对传统礼教的突破。西晋以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深受胡风影响。 唐兴以后，虽仍然以中国传统礼教治国，但时转世移，民风世俗不能不有所变化，很难再回复到魏晋以前。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⑤ 就指出了这种情况。 7、对世俗民风的转移。 《新唐书》卷八？太宗诸子条：“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 陈寅恪云：“此突厥俗，见《通典·突厥传》首，太宗以突厥为宫工，故承乾习染其俗也。”李承乾作为皇子，爱好突厥语言、风俗，以致于极力摹仿。 又《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载：“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 5.怎样评价唐代文学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公元7~10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的唐代，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 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唐代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代表，题材广泛，数量巨大，风格多样，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据《全唐诗》载，遗留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诗人二千三百多位。不仅数量超出以前各代遗诗总和的两三倍，而且还涌现出了大量诗歌艺术天才。 除李白、杜甫这两个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也无一不是开宗立派、具有一定独创风格的大家。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和质量极高、感人肺腑、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共同铸就了唐代诗坛争奇斗艳、百花竞放的伟观。 唐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但是空前的，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其次在散文方面。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发起的“变骈为散”的古文运动，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在继承前代文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道结合”等一整套古文理论，并得到李观、樊宗师、李汉、李翱、皇甫？、沈亚之、孙樵等人的响应，进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唐代古文运动，开创了我国古典散文发展的新时代。他们在实践中写出了众多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杂文、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一类散文，完成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创立了一种自然质朴、畅达明朗、精粹凝练、不拘格式的新型古文。 唐代的古文运动不但使散文的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功能得到拓展，而且还为以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体制与方向。 再次是小说方面。 在唐代文学繁荣的百花园中，传奇小说也曾散发出诱人的芬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 唐代传奇与六朝志怪小说及志人小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内容上，从志怪的主要记述鬼神怪异之事转向描写社会现实生活；艺术上，由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与志人的略语轶事发展到有了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李娃传》《莺莺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红线传》《虬髯客传》等都是广为人们传诵的作品。唐传奇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还与唐诗一样被誉为“一代之奇”而影响后世。 ？另外，唐代还出现了一些为前代所没有的新兴的文学样式。如变文是唐代出现的一种通俗讲唱文学样式，是后代说唱文学的源头；词虽萌芽于隋，但到唐代时才得以广泛传播，并出现了众多的民间曲子词和文人词。 变文的产生与词的广泛流传，既为宋以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使唐代文学呈现出百花竞放、争艳斗丽的繁荣景象。 正如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所说：“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 唐代是一个如日方中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因而也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条件。经济的繁荣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的稳定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基础上建立的，以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汲取了隋二世而亡的教训，认识到了“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的道理，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社会生产、促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措施。如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引导农民开垦荒地，并适当减轻其负担，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建立各种政治制度，加强中央集权，节用慎刑，纳谏任贤，使唐代出现了自太宗到玄宗一百二十多年的安定时期。 社会安定为经济繁荣铺平了道路，经济繁荣又反过来促进社会安定，终于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使统治者有了致力于文治和发展文化事业的可能，同时也为更多士人步入文坛创造了必要条件；封建国家的统一，既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合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为创作的繁荣营造了良好氛围。 比较自由、活跃、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是唐代文学形成繁荣局面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唐人赋诗作文一般都敢于正视现实，直言不讳，故有唐一代批评朝政和揭露时弊的诗歌、章疏甚多，这一切，无不建立在政治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基础上，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中的话可以说是对这一情况的诠注：“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不以为罪。”儒、释、道并行，但唐代统治者对其矛盾冲突采取折中态度，不加干预，这样，既使传统儒学教条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削弱，也使儒、释、道各家思想得到活跃与发展。 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再加上佛经的翻译、传播和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摄取而不推拒，不但对启迪人们的心智、开阔人们的眼界、活跃人们的思想、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对文学的发展繁荣也是非常有利的。 唐代在前代艺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总结、继承和革新，也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的出现。 我们知道，文学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而明显。 6.唐代民族大融合的体现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创造了辉煌的唐代文明。 唐代文明的昌盛离不开祖国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唐代文学，尤其唐诗的繁荣亦是如此。 西晋之乱后，南北朝对峙，北方中原地区少数民族政权轮番更迭，形成多民族冲突、融合共处的状况。 最后，隋文帝杨坚取代宇文氏的北周，建立隋朝，不久，攻灭陈后主，统一中国。隋王朝的制度、政策基本沿袭北朝。 唐承隋后，亦大致如此。大一统后，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大唐文明。 一 隋唐制度的渊源及李唐皇室的血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 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 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 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 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 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陈氏认为隋唐制度有三个来源，其中（北）魏、（北）齐之源实承袭汉魏西晋东晋南朝前半期汉族文化，为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所采用，已融合南北、汉胡文化。 其梁陈之源乃汉族文化经隋传之唐者。其（西）魏、周之源者乃汉族文化与鲜卑等少数民族文化之混合品。 此三个来源本身都已是混合文化，而在隋唐时又进行总的融合。唐代文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的。 关于李唐氏系，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 ① 缪凤林曾提出为汉胡混合之北统。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则云：“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其初之血统亦未与外族混杂。总而言之，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也。”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 就陈寅恪所言，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后来之事。李渊母亲独孤氏、妻窦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是鲜卑族，所以李渊父子始为混血。 李唐文化渊源既是融合之文化，加之李唐氏族长期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且血统上又有胡汉混血因素，势必影响李唐皇室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也势必对唐代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自五胡乱华起，北方中原名门大族多数南迁，但仍有许多留在家乡死守先坟，严守家风，而不受民族融合影响，如范阳之卢、荥阳之郑、清河博陵之崔等。 这些豪宗大族在大骚动时期能保存其家，并对照五胡之异种夸示汉人神明之遗胄，因此受到社会的尊崇。岑仲勉认为当日山东门第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是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 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② 这种尊崇门第的做法，在唐初就受到高祖李渊的批评，他说：“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 太宗李世民亦对这种现象“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下诏修氏族志，书成，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表示强烈不满，下令根据现实状况重修。这件事说明唐初民族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固守传统的人还想维持原先汉族礼教，把坚守汉族礼教的家族列为上等已不能为胡汉混血的李唐皇室所接受。 氏族志重修后，列李唐皇族为第一等，调整了一些氏族的等级，正反映了社会现实的要求。《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唐初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唐太宗李世民对隋炀帝大忌胡人的做法很不赞成，据《贞观政要》二《慎所好篇》三。 7.契丹人的特征契丹历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这一件件记载着契丹文明的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那个创造了辉煌历史，却又神秘消失了的北方古代民族的想象，也渐渐丰富和清晰了起来。 几个世纪以前，在内蒙古大草原的东部，曾经有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契丹，他们创造了名震中外的辽王朝。但是在官方修订的史书中，辽史却是最薄的一本，契丹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印象。 这个民族从哪里来？为什么自明朝以后突然就在历史的记载中神秘消失了呢？这至今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到 困惑，没有完全揭开的谜团。 。 人们根据着一点一滴的线索去寻找历史的答案。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图）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 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所以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叫“老哈河”，也叫“土河”，两河流域孕育了草原上的文明。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勇士，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 历史学家根据这个传说和一些相关史料的考证，对契丹族的起源作了如下解释：（图）他们认为仙女和勇士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居住在“马盂山”；一个以“青牛”为图腾，住在“平地松林”。后来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他们联姻繁衍，形成了契丹族。 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末年，一个叫耶律阿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并于公元916年建立了辽，辽与北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常年征战之余，中原地区林立的城镇和喧哗的都市，给了“逐草而居”的契丹人不小的影响。 （图）他们仿效北宋的都城--东京，建立了东、西、南、上、中五个京城。辽代的南京就是今天的首都北京。 辽代是草原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图），生活在交通要道上的契丹人得到了来自中原和西方的商品，同时也被两种文明所浸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图）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了219年后，公元12世纪，辽被金所灭。 又经过大约五百年的时间，契丹的名字就从史迹中销声匿迹了。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的后裔还在吗？如果存在，他们今天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又是另一个亟待解答的历史之谜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这一件件记载着契丹文明的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于那个创造了辉煌历史，却又神秘消失了的北方古代民族的想象，也渐渐丰富和清晰了起来。 （图1）打开中国历史地图册我们可以看到，契丹所创立的辽，在它最强盛的时期，它的疆域曾经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叶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一带。 在此期间，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通路曾一度被暂时阻断。以至于那时亚欧大陆中西部的许多国家都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辽的统治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 在斯拉夫语国家中，这种称呼还一直沿用至今，这也足以说明辽王朝在当时的影响了。 辽在中国北部存在了两百多年后，公元1125年被完颜阿骨打率领的金军所灭。 朝代的更迭本无疑义可言，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历史上无论谁掌握政权，原有的文化传统总还能代代相传。然而辽王朝覆灭后，却为什么连整个契丹文化甚至契丹民族都突然在史书上销声匿迹了呢？ 1922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内蒙古巴林右旗，一位名叫克尔文的比利时传教士，在一座古墓的石碑上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 它不同于当时已知的任何文字，这些形如天书的符号就是契丹文字。（图2）契丹文字被发现以后，关于那个远逝了的王朝和销声匿迹的民族才重新显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来。 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能识别的契丹文字仍屈指可数，但正是这些文字帮助人们发现了契丹后裔的去向。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文字进行比较，发现今天的达斡尔族人和云南境内部分的居民，有着与契丹族极为密切的联系。 后来又通过DNA的科学实验，更证明了他们与契丹族的遗传关系。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大略地知道契丹族在史迹之外的踪迹了：（图）公元1125年，辽被金所灭。 契丹贵族耶律大石收集契丹各部的残余力量，向西越过沙漠，到达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政权，史称西辽。西辽存在了80多年后被蒙古元军所灭。 元代连年征战，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入伍，他们随元军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了较大的族群，达斡尔人就是这样作为民族存续了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就像当年落籍在云南的契丹人后裔。 契丹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忆，有关它的一切还有待着人们去发现。就像追寻传说，破译文字那样，不断地去发现，一个消失的民族，和一段沉睡的历史。 海上诗作者：【耶律倍】 年代：【辽】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耶律倍（899-936），辽太祖长子，契丹名图欲。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灭渤海国，建东丹国，他被封为东丹王。 辽太宗即位，遭到疑忌，逃奔后唐。此诗作于其流亡途中，是见于记载的辽代最早的五言诗。 其诗以物拟人，大山喻己，小山拟弟太宗，仅寥寥几笔，即勾勒出皇室内部斗争。 8.唐代文学的概貌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公元7~10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的唐代，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 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唐代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代表，题材广泛，数量巨大，风格多样，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据《全唐诗》载，遗留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诗人二千三百多位。不仅数量超出以前各代遗诗总和的两三倍，而且还涌现出了大量诗歌艺术天才。 除李白、杜甫这两个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也无一不是开宗立派、具有一定独创风格的大家。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和质量极高、感人肺腑、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共同铸就了唐代诗坛争奇斗艳、百花竞放的伟观。 唐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但是空前的，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其次在散文方面。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发起的“变骈为散”的古文运动，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在继承前代文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道结合”等一整套古文理论，并得到李观、樊宗师、李汉、李翱、皇甫？、沈亚之、孙樵等人的响应，进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唐代古文运动，开创了我国古典散文发展的新时代。他们在实践中写出了众多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杂文、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一类散文，完成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创立了一种自然质朴、畅达明朗、精粹凝练、不拘格式的新型古文。 唐代的古文运动不但使散文的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功能得到拓展，而且还为以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体制与方向。 再次是小说方面。 在唐代文学繁荣的百花园中，传奇小说也曾散发出诱人的芬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 唐代传奇与六朝志怪小说及志人小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内容上，从志怪的主要记述鬼神怪异之事转向描写社会现实生活；艺术上，由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与志人的略语轶事发展到有了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李娃传》《莺莺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红线传》《虬髯客传》等都是广为人们传诵的作品。唐传奇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还与唐诗一样被誉为“一代之奇”而影响后世。 ？另外，唐代还出现了一些为前代所没有的新兴的文学样式。如变文是唐代出现的一种通俗讲唱文学样式，是后代说唱文学的源头；词虽萌芽于隋，但到唐代时才得以广泛传播，并出现了众多的民间曲子词和文人词。 变文的产生与词的广泛流传，既为宋以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使唐代文学呈现出百花竞放、争艳斗丽的繁荣景象。 正如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所说：“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 唐代是一个如日方中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因而也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条件。经济的繁荣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的稳定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基础上建立的，以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汲取了隋二世而亡的教训，认识到了“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的道理，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社会生产、促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措施。如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引导农民开垦荒地，并适当减轻其负担，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建立各种政治制度，加强中央集权，节用慎刑，纳谏任贤，使唐代出现了自太宗到玄宗一百二十多年的安定时期。 社会安定为经济繁荣铺平了道路，经济繁荣又反过来促进社会安定，终于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使统治者有了致力于文治和发展文化事业的可能，同时也为更多士人步入文坛创造了必要条件；封建国家的统一，既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合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也为创作的繁荣营造了良好氛围。 比较自由、活跃、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是唐代文学形成繁荣局面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唐人赋诗作文一般都敢于正视现实，直言不讳，故有唐一代批评朝政和揭露时弊的诗歌、章疏甚多，这一切，无不建立在政治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基础上，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中的话可以说是对这一情况的诠注：“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不以为罪。”儒、释、道并行，但唐代统治者对其矛盾冲突采取折中态度，不加干预，这样，既使传统儒学教条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削弱，也使儒、释、道各家思想得到活跃与发展。 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再加上佛经的翻译、传播和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摄取而不推拒，不但对启迪人们的心智、开阔人们的眼界、活跃人们的思想、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对文学的发展繁荣也是非常有利的。 唐代在前代艺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总结、继承和革新，也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的出现。 我们知道，文学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而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