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人及宋词给了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智慧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 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 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 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苏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2.宋代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文学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具体体现。 陈寅恪认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是华夏文化之“本根”。他甚至认为：“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 唯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此亦当今“新儒学”孜孜以求者欤？宋学“本根”对于近现代之影响由此可见。 王夫之《宋论》卷一论宋太祖一统天下垂及百年，原始其因就在于与创业诸帝相较，无事功世胄之依凭而颇有惧心： 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而有不能终日之势。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熏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 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 宋之文治，实在是出于忧患的不得已。 但王夫之接着指出：“虽然，彼亦有以胜之矣，无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废也，无积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宋人求自立、求变革之精神寓其中矣！而所谓自立精神，即王夫之“求诸己”者，就其文化内涵言之，便是起自中唐为“攘夷”而张扬华夏自家文化之运动，是六朝至盛唐充满“胡气”的外向型多元文化之反拨。 唐君毅称：“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 收敛正是“绚烂归于平淡”的内向型宋文化之特征。中国文化转型之幸与不幸，关键在此。 宋代独特而渊深的美学意识是由其文化土壤所培植、文化精神所孕育出来的，经过有机的整合和融化，产生出特定的审美形态、格调和风味，遂成为文化型美学，有别于前代的唐美学。宋文化从下述诸多方面影响了美学的生成、表现和状态。 宋代文人地位的变化。宋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十分宽裕，生活富足。 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北宋词言及六朝，其主题不外兴废事、兴亡感。 北宋积贫积弱而又豪奢宽绰，故词人对六朝奢靡之风的斥责就包含有现实隐喻意义。到了北宋末年，已是山河破碎，六朝作为回忆性对象再次出现，词人情感意绪趋于悲咽苍凉。 到了南宋，南北分裂成为长期的事实，中兴无望，而权要者文恬武嬉，不思抗战，直把杭州当汴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下，对六朝的感受也就更为不同，更为深广。 把六朝与南宋的所有联结点全部发掘出来，几乎成为词化了的六朝史，又在六朝史的历史回忆中寄托着炽热的情感。 宋代治史风气颇盛，出现了一批名史家和名史著，有的居于历代史学之一流地位。 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欧阳文忠公集· 事迹》中说：“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书中最精彩的传序，如《〈一行传〉序》十分赞美和强调作为人臣的忠、节，这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价值观，也是宋代史学思想的核心。 宋代特别是两宋交替以及宋亡时期忠、节意识如此强烈，是有原由的。又如《〈伶官传〉序》从五代后唐庄宗兴衰倏忽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极其重要、深刻的经验教训。 其兴也速，其衰也忽。兴则不可争锋，衰则难以抗拒。 兴在“忧劳”，衰在“逸豫”，关节点即在此。这又不仅是针对五代的，而且普遍适用于各朝各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罕见的历史深度。 这便成为宋代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资治通鉴”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命题，体现了宋人的史学意识，宋人高度重视史学文化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因此，宋代文学审美类别上，咏史诗的存量特别丰富，涉及到先秦以来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单是咏王昭君的就有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以及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人的和诗，以王安石的成就为高。 议论风格 宋人的思维是思辨型的，所创立的哲学是思辨型的哲学。这就孕育了他们爱议论的习惯。 宋人好为人师，好指点、发话、评论，滔滔不休。在这一点上，宋人的议论风生，确实不同于唐人的感性描述。 微言阐明大义，意象引发哲理，这是总体性的思辨结构所决定的。 宋人好思、多思。 由于以形上道者为先导，就不会满足于对形下器者的描述。往往从形下器者出发，进而加以提升，达于形上之道。 因此，“器”乃所借对象，“道”才真正成为所论目标。“器”乃缘由、工具，“道”乃归宿、本体。 或引发人生哲理，或申述宇宙精义。不满足于浅表之“象”，而是不断探寻“意”，形成了宋人的思维线路和模式。 这样，宋代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审视和思辨的时代。 从文化风习上看，宋人颇有策士之风。 宋代的精神领袖、文化精英领风气之先，整个文化精神领域便弥漫议论之风习，成为时代之精神现象。这就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文学、美学。 诗歌是其中之一，形成了最富宋代诗美学风格的议论化、哲理化特征。宋文亦如此，这并不包括那些纯议论的文章，而是借助于某一具体对象生发开去，以表述某一生活、人生、宇宙哲理的文章。 这样，对象是具体的，所引发的则是抽象之理。而宋人在发表议论时常常在实践性中包含着现实用意，是有感而发，有现实针对目标。 求异思维 宋人的思维是求异型的，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看法，决不轻易认同前人和当代人。求异思维使其有独创性，他们对人、事以至国事的看法、见解总是与众不同，有自身独到的视阈、观。 3.宋人写词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清代潘德舆说：「词之有北宋， 犹诗之有盛唐.」宋是词的兴盛时期， 上自帝王卿相， 下至倡优歌妓， 莫不竞作新声.据唐圭璋《全宋词》辑入两宋词人一千二百馀家， 词二万一千六百馀首.可见， 宋代词人之多， 词作之富， 任何时代都不能与之比拟.宋词兴盛， 大致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1） 经济的繁荣北宋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治统治， 加强了集权制度， 抑制了地方势力的兴起， 使国内局势较安定； 宋室还采用一系列措施，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兴起， 城市经济颇为繁荣.北宋前期， 中原地区百馀年间没有受到兵祸， 与社会经济繁荣相适应的艺术文化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其中特别是形式简短， 以歌唱为特色的词， 如同盛唐之诗， 得到了非常突出的发展.（2） 教坊与歌楼的设立为了适应当时统治者的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 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坊」， 大城市中都有歌楼妓馆， 贵族豪绅家中也多有歌妓舞女， 这都促使歌词更加普遍地发展.（3） 文学本身的发展诗歌发展到唐末， 无论长篇短制，古体律绝， 都达到成熟的阶段， 作家再难有新的突破， 另一种文体代之而兴， 而词正是代诗而起的新形式.词在晚唐五代专门摹写闺情， 而在宋代， 词则成为士大夫享乐的一部分.由於晚唐五代的词境界狭窄， 这便给宋代作家留下充分驰骋才情的广阔天地.他们运用自然而通俗的腔调， 表达著真挚而坦率的感情， 因此词的题材越加广阔， 词的体制也逐渐完备， 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多样化， 可谓进入词的黄金时代.宋词的发展概况北宋前期北宋前期词坛的上层文人， 一般来说都是承袭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等人的词风， 并无多少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词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柳永，苏轼等， 而以柳永，苏轼成就较突出.晏殊词内容主要抒发歌乐宴饮以及惋惜时光流失的衰迟落寞之感， 其词作闲雅而有情思， 词风典雅清丽， 语言工巧， 音调和谐， 较有艺术特色.其《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破阵子 燕子来时新社》等， 都是为人传诵的名篇.欧阳修词题材狭窄， 多写女子体态风姿，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交游饮宴等， 喜以俗语入词， 清新自然， 情意真挚缠绵， 其《踏莎行》最能代表这种风格.张先词内容多写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男女之情， 对都会生活也有反映.他喜作慢词， 对词的形式发展有过一定的作用.柳永词的出现， 使北宋的词风为之一变， 他在创作中继承并发展了民间词和文人词的优良传统， 以其朴素自然的词风， 给婉约派词带来了新的面貌， 还发展了慢词的体制， 对后来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苏轼对词作进行了革新， 以诗为词， 使词诗化，散文化，议论化， 扩大了词的题材， 提高了词的意境.其词意境豪放雄壮， 使北宋词在形式，内容和风格上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 为宋词开辟了一条健康而广阔的道路.北宋后期北宋后期词坛， 在意境，声律方面有所开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是婉约派词人秦观，格律词派的始创者周邦彦， 其次是词风与秦观相近的贺铸.秦观词内容多写柔情，男女恋情，离愁别绪， 亦有感伤身世之作， 如《踏莎行 郴州旅社》，《满庭芳 山抹微云》等， 皆感情真挚， 风格纤弱， 语言工巧， 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周邦彦精通音律， 能自度曲， 所作词格律法度极为精审， 为后世词人的轨范， 影响巨大.贺铸词内容与词藻并重， 兼具婉约与豪放的风格， 为北宋后期重要作家.其作品多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 少数写人世沧桑与个人闲愁的作品较为出色， 如《青玉案》.南宋前期北宋末年， 北方女真贵族建立的金国， 占领了宋朝统治的北方广大地区.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建立了偏安的小朝廷， 是为南宋.为了维持偏安局面， 他向金国称藩称臣.当时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人民和士大夫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 这种伟大精神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 就汇成文学思潮中的爱国主义.南宋前期的词作家不少， 较著名的有李清照，张元干，岳飞，陆游，张孝祥，辛弃疾，陈亮，刘过等.李清照是南宋初年的杰出词人， 其词婉约清新， 在她颠沛流离的晚年作品中， 有意兴阑珊的消极情绪和感伤调子， 也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辛弃疾是一个爱国志士， 他既有文才， 又有武略， 其词慷慨豪放， 唱出了处在民族危难中的一个英雄豪杰奋发激越的恻怀， 表达了当时人民反抗女真入侵者的愿望.辛词抒情，写景，记事，说理， 无往不宜， 可说是当时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张元干词长於抒发悲愤之感， 为南宋爱国词人开辟了广阔的创作道路.他的《贺新郎 梦绕神州路》，《石州慢 雨急云飞》等都是为人传诵的佳作.其词豪宕悲壮， 直抒胸怀.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 被奸相秦桧所陷害， 死於狱中.其词《满江红 怒发冲冠》是一首千古不朽的英雄诗篇， 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岳飞词风格粗犷， 音调激越， 感情真挚， 其他如《小重山 昨夜寒蛩》，《满江红 遥望中原》等， 也流传后世.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 亦长於词.其词内容多抒发强烈的爱国思想，杀敌报国的雄心， 及对腐朽朝廷的不满， 如《诉衷情》，《卜算子 咏梅》等.南宋后期南宋后期， 统治集团因宋金南北对峙局面的相对稳定而更加习於苟安和享乐.当时文坛上逃避现。 4.宋代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是什么宋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尤其宋代的散文、诗、词，继承唐五代的成就，继续有所发展。话本、戏曲、说唱文学更为元明以来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欧、苏等人并不绝对摒弃骈文，他们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以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同时，他们又借鉴古文手法，对骈文进行改造，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 这样，古文和骈文经过取长补短而各自获得了新的活力。此外，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 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 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 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 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宋代散文的风格丰富多采，几位大家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 就整体倾向而言，宋文的风格是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从而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宋文的风格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 这种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得以确立。 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 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他们所能做的，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 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 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 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 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然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 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 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唐宋诗在美学风格上，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 它们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 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如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都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 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 在词的过片、句读、字声等方面，宋词都建立了严格的规范。词与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 宋词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五七言诗难以达到的，它为丰富古典诗歌的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次，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了领域。 晚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创作出大量的抒情意味更浓的美丽动人的爱情词，弥补了古代诗歌爱情题材的不足。此外，经过苏、辛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咏物词、咏史词、田园词、爱情词、赠答词、送别词、谐谑词，应有尽有。 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相竞。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后代词人很少能超出宋词的范围。 在中国诗歌史上，唯一堪与唐诗媲美的是宋词。词在宋以后并未完全衰退，到了清代，还呈中兴之势，但清词的各种流派都与宋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清词的复兴，正体现了宋词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5.范仲淹的渔家傲对宋词的发展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一句话：范仲淹《渔家傲》一扫五代南唐奢靡婉约词风，开创边塞豪放词作流派！ 在北宋仁宗时代，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羌族逐渐强盛起来，建立了夏国。 北宋王朝和它作战屡次失败。范仲淹于庆历元年到三年（公元1041到1043年）奉命与韩琦等经略陕西，才算稳定了局势。 他在工作当中，爱抚士兵，推诚接待羌族，使汉、羌民族得以和平相处，很得人民的爱戴。他写过几首反映边塞生活的〔渔家傲〕，都以“塞下秋来”开头。 这是其中的一首。 这首词是写边塞的萧条景色和远离家乡、久戍边塞的将士们的沉重心情的。 心情是主，景色是宾。它的结构和无名氏〔菩萨蛮〕有共同之处，也是上片以写景为主，而景中有情；下片以抒情为主，而情中有景。 景色的描写，正好衬托出人物的心情，从而更深刻地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上片写景。 它一上来就说明了这里是边塞的秋天，与内地的秋天背景有所不同。接着，以候鸟大雁之到了季节要回到南方，来坐实“风景异”。 “衡阳雁去”，按照一般的语法，应当是雁去衡阳；这里是因为要符合格律，把结构颠倒了。大雁在这个地方度过了春、夏两个季节，现在要离开了。 按照情理来说，人，推而至于雁，在一个地方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临别之时，总不免有些依依不舍。桑下三宿，尚且为佛徒所忌，何况两个季节呢？而竟至于“无留意”，那么，可见此时此地，已经十分寒苦，实在是无可留恋了。 雁的来去，完全是从人的立场去设想的，因此，这事实上是写人之所感。 第三句写边塞上的声音。 泛说“边声”。包括一切自然界和人类的声音，如风声、雨声、人喊、马嘶，都在其内。 它们是边塞上所特有的，因而听到以后，容易引起怀乡之情。“边声”以“四面”来形容，更显得其无所不在，充塞了整个空间，虽想不听，也做不到。 下面再接上“连角起”，更进一步写出这些凄凉的声音又还是伴随着军营中的号角一道发出来的，就更在凄凉之外加上了悲壮的气氛。这种加倍渲染的手法，也是为了加深人所感受的描写。 这是写词人所闻。 第四、五句写边塞上的景色。 在数不清的山峰像屏障一样的围绕之中，傍晚的时候，烟雾弥漫，即将西沉的太阳正照射着一座紧闭了门的孤零零的城堡，这是多么荒凉的景色！“长烟”的“长”字，在这里是广阔的意思，它与“落日孤城”的“落”字、“孤”字合色，都是为了形容环境的辽阔荒凉而挑出来使用的。而孤城紧闭，则又显示了戒备森严，在冷落的背后，隐隐地露出了紧张的局势。 这是词人所见。 所感、所闻、所见如此，那么，身临其境的人，不免有怀乡之念，就很自然了。 下片以抒情为主。在这种环境之中，欲归不得，惟有借酒浇愁。 但是，“浊酒一杯”，怎么能够排遣离家万里的乡愁呢？结果是如李白《宣城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所说的，“举杯消愁愁更愁”了。 “一杯”和 “万里”相对为文，是强烈的对照。“家万里”，点出路途遥远，回乡困难，但它却不是不能回家的主要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还没有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还没有能够如东汉窦宪那样，打退匈奴统治者的侵扰，在燕然山勒石纪功，然后胜利地班师还朝。在这里，词人写出了边防将士们的责任感。 在严峻的环境里，虽然对家乡非常怀念，但是面对着侵扰者，他们是决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在完成抗击侵扰的任务以前，当然是无法回乡的，只有在这里坚持下去。 傍晚之时，对景思乡，欲归不得，借酒小愁，消磨了许多时光，已经由黄昏进入深夜，这时听到的是悠长的羌笛，看到的银白的浓霜，怎么能够入睡呢？词中这位人物，可以是指词人自己，也可以是泛指某一位将军或征夫，因为他们的感情是共同的。将军的年纪当然大些，久戍边城，备极辛劳，已生白发，而征夫则流出了眼泪。 末句极写久戍之苦，结出主旨。 一方面，边塞寒苦，久戍思乡；另一方面，责任重大，必须担负，这是词中所描写的一对矛盾。 词中篇幅绝大部分是写前一方面的，但只用“燕然未勒归无计”一句，便使后一方面突出，成为这对矛盾的主要矛盾面，正如俗话说的“秤砣虽小压千斤”。用传统的文学批评术语来说，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仪。” 作者虽然身为将军，但并非高适《燕歌行》中所谴责的那种“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将军，所以能够体会普通将士们的思想感情，他们对家乡的怀念和崇高的责任感。 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痛苦常常是漠不关心的，更不会想起戍边将士的辛苦。 范仲淹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在他以前，还不曾在文人词中反映过，以后也不多见，因此，是值得重视的。贺赏《邹水轩词筌说》：“按宋以小词为乐府，被之管弦，往往传于宫掖。 范词如‘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将军白发征夫泪’，令‘绿树碧檐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者听之，知边庭之苦如是，庶有所警触。此深得《采薇》、《出车》、‘杨柳’、‘雨雪’之意。” （“绿树”二句，见吴融《华清宫二首》之一）这。 6.1. 浅述宋代文人的优逸生活对宋词繁荣的影响日常生活是目前学术界和文化界关注讨论的热点。 后现代思潮对于传统哲学地位的解构，使得更多的学者将研究视点转向日常生活。作为哲学范畴的日常生活，是指与人类本能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节俗交际等层面的生活。 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但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日常生活的需求往往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内在动力，促使文学艺术创作者感悟、加工、表达，以文学艺术形式来呈现生命本体的需求。 就唐宋词的发展历程而言，中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成熟，庶族地主阶级进入主流社会并对社会文化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唐以后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日常生活艺术化：游宴生活的兴起，歌舞表演成为宴饮生活的重要内容，歌妓“要索新词”，词人填词应歌成为文人宴饮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从而，文学创作活动与宴饮生活的结合日益紧密，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呈现出高度互渗的现象。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互渗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向日常生活的饮食行为中渗透，还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向交际行为、日常情感和节日活动渗透。 这一互渗的结果一方面形成了宴饮文学、礼俗文学、抒情文学和节日文学；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活动也成为了宴饮文化、礼俗文化、节日文化和情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人生活的逐渐成熟，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交际、节日庆典和男欢女爱等行为的模式化，文学创作活动就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交往、言情、过节、饮酒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文人词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加以考察，词的娱乐功能、抒情功能、社交功能都是词与日常生活高度互渗的结果；词在体制上、风格上的特点、词的发展演变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如歌舞佐酒和填词听歌为唐宋词兴盛的渊薮，文人的歌妓情结和歌妓对文人的谢娘心曲是花间范式确立的根本原因。正因为词与文人的宴饮生活和情感生活的互渗，使得唐宋词在风格上形成了“词为艳科”的本色，并使得词在体制上表现出音乐性的特点。 就宋代而言，由于官吏选拔任用制度造成了官员的频繁转徙，从而形成了羁旅生活。羁旅词的创作远离了酒筵歌席，歌妓舞姬，所以被漂洗了秾艳的脂粉气，表现出悲情雅化的特点。 由于唐宋社会文化特定的氛围，词被用于搭建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桥梁。大量的寿词和干谒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所以表现出喜庆、阿谀、千篇一律的特点。总之，从日常生活入手来研究文学现象，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析文学文化现象。 在社会文化学研究领域还是一次尝试，期待为文学文化学研究带来一点有意义的启示。 宋词繁荣的原因：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 宋初是令词继续发展和长调勃兴的时期，晏、欧等词家主要承继南唐词风，柳宗则大力创作长调，扩大了词的容量。 北宋后期为词的雅化时期。柳永将词引向市井，引起文人雅士的不满。 苏轼进行了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以诗为词”；周邦彦则主要在艺术手法上去俗求雅，因而形成词坛的两个流派。 南宋词风转变，爱国志士感于亡国之痛，以词抒发爱国思想与身世之感，趋于苏轼一路。 至辛弃疾，遂极大开拓了词的境界，影响巨大，形成辛派词人群体，豪放派得以确立。 姜夔重音律，格调骚雅，宋金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南宋后期词人大多以姜夔为宗，刻意追求音律谐和、韵味悠长和形式精美，导致宋词韵高和寡，无以为继。 唐代皇帝的爱好与唐诗的兴盛 一般都认为盛唐是东方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它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又一个光彩夺目的高峰，而唐诗无疑是这座文化高峰上的璀璨明珠。 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蜚声四海，映照古今，其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艺术之精湛，都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若追溯唐诗的起源，应该说是魏晋以来文风不断转变发展的结果，但唐诗的繁荣又确实得益于唐代统治者的“导向”作用。 唐朝的皇帝，特别是前期的皇帝几乎都擅长诗赋，多有作品传世。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不但在政治上具备雄才大略，同时也是一位写诗高手。 虽然他的诗宫廷味较浓，但他的示范作用影响了他周围的文人学士，并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唐玄宗的祖母武则天与伯父唐中宗也都是诗人，他们倡导宴饮赋诗，群臣应制，有时一次多至百篇，那些不擅长作应制诗的大臣，便很难参与朝会。 到盛唐时期即玄宗、肃宗时期，也是唐诗最繁荣的时期，诗坛人才辈出，群星璀璨，风格各异，流派纷呈。高适、王昌龄的边塞诗，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更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终将唐诗推向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 唐诗的繁荣，除皇帝爱好的原因外，也得益于诗歌在士子入仕中的导向作用。唐以进士科取士，应试者必须长于作诗，而这也就成为士人们获取功名的正路，唐诗也因以诗赋取士而繁盛起来。 高宗时，进士科加试“杂文”（诗赋），是以诗文茂美者入选之始。及至盛唐，诗赋取士更见推重，玄宗朝的进士及第或位极卿相者如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是精于诗赋的。 7.柳永苏轼周邦彦,谁对宋词的开拓发展起的作用更大一些看你这题就想起你关于周邦彦词是否雅词的那题，有些类似，只是侧重点有不同。 要想弄清这三人对宋词开拓发展所作的贡献，就必须弄清词的嬗变过程。这个题目很大，说实在话，我答起来有些力不从心。 但还是试着把一些想法说出来，大家一起参详。（楼上icedmartini的回答有见地，但欠全面，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 自中晚唐至宋初，“花间”的内容和风格占据词坛的绝对主流，思妇怨女，花前月下，绮靡香艳，词被深锁在闰阁重楼之中。 在那一段时期，作家们似乎有意无意地遵循着“诗言志，词抒情”的规条。这里的“情”是什么？是不大好启齿的“私情”，上不了士大夫的桌面，登不了大雅之堂。 所以，家国之思，功业之志，人生之慨，都在“诗”里写，而词就只好躲在自家小院里低吟浅唱了。 词是怎样从那狭小的天地拉出来的？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 很多当时的杰出之士都在这个过程中尽过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甚至可以为他们开出一个不算短的名单。在这里，我们仅讨论几个关键人物。 宋初，欧阳修、大小宴等人在“花间”内容范围内尽力脱去香艳之风，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正题；李煜后期、宋初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已开始突破“词抒情”的苑囿，但这些人作词极少，力量分散有限，不足以对“花间”形成冲击，这也不去说了。 下面说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关键人物：柳永 柳永对词的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在形式上开创了漫词长调。漫词的出现不仅是篇幅拉长的问题，它使词比起过去的小令来容量加大了，更能表现广阔的生活内容；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柳永把词从深闰重楼里拉出来，词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深闰里的思妇怨女，而是市井儿女，有专家说，柳永词是专为市井的少男少女们歌唱。 虽未脱绮靡香艳，但天地宽广多了。而且，由于柳永长年浪迹漂泊，羁旅愁思，旅途风光，都入词中，大大拓宽了词的表现范围。 因为柳永词语言柔美清新，内容又迎合当时的“大众口味”，使得当时“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说这个过程的第二个关键人物：苏轼。 词在苏轼这里，彻底摆脱了深闰重楼的狭小圈子，突破了“词抒情”的束缚，变得无所不能。亲情，友情，儿女私情，人生慨叹，功业之志，无一不可以自由抒写。 在表现手法上，苏轼更以议论入词。这些，在他之前的词人们（当然也包括柳永）那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是苏轼对词的第一个巨大贡献。 苏轼对词的第二大贡献，是词的彻底“雅化”，即使词的内容“充分士大夫化”。 无论是语言，还是情趣，都彻底去除了自中晚唐以来香艳之气。 由于以上两点，使苏轼词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广泛传播，再加上“苏门”文人的推波助澜，张孝祥等人起而效仿，“雅词”在北宋词坛蔚然成风，对后世词也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苏轼对词的第三大贡献，是他开启了豪放词之先河。确实，豪放词只有到了辛派词人那里才蔚然成风，堪称一派。 但说苏轼开豪放词的先河却毫不为过，试问，在苏轼之前，还有谁在词中涉足过“豪放”一路？没有！豪放词自苏轼始，是苏轼影响了辛派词人！ 至于周邦彦，他并未在词的内容上有开拓之功，只是在词的音律形式上作了考订规范的工作。 综观词的演化嬗变过程，柳永有承先启后之功，而苏轼彻底完成了使词与其它文学样式“身价”等同的构建。 如一定要比出个贡献上的“最”来，苏轼当之无愧。 8.周邦彦对宋词的贡献有： 【王国维认为：“（周）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 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 惟张叔夏（张炎）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 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 昔人以耆卿比少陵，未为犹当也。"意谓周邦彦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 周邦彦词的"集大成"，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从词的搜求、审定、考证方面来说，他有集成和创制的功劳；就其写作功力之成就而言，他善于体悟言情，描绘工巧周至，又善于融化千人诗句，炼字妥帖工整；从创作风格来说，清真词能集北宋词自柳永到秦观、贺铸等人之成就而独具特色。他发展了柳永以赋为词的铺叙手法，兼取秦词的柔婉、贺词的艳丽，综合形成自己善于勾勒，妙于剪裁，精巧工丽的典雅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