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曹植的诗经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论文百事通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 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 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 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 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 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 ……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 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 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 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 2.朔风诗朔风诗五章 曹植 仰彼朔风。 用怀魏都。 愿骋代马。 倏忽北徂。 凯风永至。 思彼蛮方。 愿随越鸟。 翻飞南翔。 四气代谢。 悬景运周。 别如俯仰。 脱若三秋。 昔我初迁。 朱华未晞。 今我旋止。 素雪云飞。 俯降千仞。 仰登天阻。 风飘蓬飞。 载离寒暑。 千仞易陟。 天阻可越。 昔我同袍。 今永乖别。 子好芳草。 岂忘尔贻。 繁华将茂。 秋霜悴之。 君不垂眷。 岂云其诚。 秋兰可喻。 桂树冬荣。 弦歌荡思。 谁与销忧。 临川慕思。 何为泛舟。 岂无和乐。 游非我邻。 谁忘泛舟。 愧无榜人。 魏明帝太和二年（228）的一个冬日，北风挟裹着飞雪，越过豫东平原，刹时间便把小小的雍丘（今河南杞县），化为茫茫白地。 一位神色憔悴的诗人，却还在庭中徘徊——他就是屡遭朝廷贬谪疑忌的雍丘王曹植。一年前，他才被明帝“徙封浚仪（今河南开封北）”；而今，又被责令“复还雍丘。” 诗人壮志难酬、身如飘蓬，再也按抑不住心头的悲怆，终于用那“骨气奇高”之笔，在风声雪影之下，写下了这首名作《朔风诗》。 这首诗共分五章。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开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 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 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 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多么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呵！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 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 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 诗之二、三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 诗人于太和元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 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从黄初二年（221）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 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多少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 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 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怎不令诗人怆然泣下！ 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人当然明白。 诗之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 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 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又有谁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又有谁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 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 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 3.关于曹植的诗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作为《诗品》全书中品第最高的诗人、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在诗史上具有“一代诗宗”的历史地位。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4.急求曹植的诗句~~~~~~~~~~~~~[三国·魏]曹植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相传曹植的哥哥魏文帝（曹丕），要他在七步之内作成一首诗， 不然就要杀他的头，曹植愤然写了这首诗。豆和豆秸是同一个 根上长出来的，好比同胞兄弟。豆秸燃烧起来把锅内的豆煮得 哭泣不已。比喻兄长逼弟弟，十分贴切感人。 [七步诗简析] 对于七步诗的作者，谢灵运曾这样评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这是说，天下的才能如果是一担（石），曹植一个就占了八斗，八斗为一担。（《释常谈》）刘勰的《文心雕龙·才略》中也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也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避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可见前人都指出了曹植才华出众，禀赋异常的特点，而最能表现其才华的例子就是这首《七步诗》。 关于七步诗的传说很多，据《世说新语·文学》中说，曹丕做了皇帝以后，对才华横溢的胞弟曹植一直心怀忌恨，有一次，他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如做不到就将行以大法（处死），而曹植不等其话音落下，便应声而说出六句诗来，就是上面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因为限止在七步之中作成，故后人称之为《七步诗》。据说曹丕听了以后“深有惭色"，不仅因为曹植在咏诗中体现了非凡的才华，具有出口成章的本领，使得文帝自觉不如，而且由于诗中以浅显生动的比喻说明兄弟本为手足，不应互相猜忌与怨恨，晓之以大义，自然令文帝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七步诗》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寓意明畅，无庸多加阐释，只须于个别词句略加疏通，其意自明。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七步诗》的前两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燃”一“泣”写出“萁”“豆”的尖锐矛盾，及豆萁对豆子的残酷迫害。最后两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画龙点睛提示诗歌主题。“同根”一语双关，表面上指“萁”和“豆”是在同一根上面生长起来的，实际上是说自己与曹丕是同一父母所生，责问曹丕为什么要对同胞兄弟逼迫得这样急。 《七步诗》的比喻十分贴切，浅显生动。虽然诗歌本身是否真为曹植所作，还难以确定，但这首诗反映曹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倒是十分形象真切的，确实是一首好诗。 5.诗经《美女篇》的写作背景你说的美女篇可能是曹植的，诗经里没这篇。 美女篇》是乐府歌辞，属《杂曲歌.齐瑟行》， 以开头二安为题。这首诗以美女盛年不嫁，比喻志士怀才不遇。 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诗人，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上），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还具有政治才能，曹操曾认为他在兄弟之间"最可定大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注引《魏武故事》），打算立他为魏太子。 后在与其兄曹丕的竞争中失败。建安二十五年（200） ，曹丕篡汉自立，从此，对曹植进行一系列的迫害。 直到曹丕之子曹叡即位（即魏明帝），情况也没有改变。曹植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他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在曹丕父子的迫害下，他过着如同"圈牢之养物"的生活，有才能，得不到施展的机会。 终于在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232年）， "汲汲无欢"地离开了人间，卒年仅四十一岁。刘履评论《美女篇》说："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 "（《选诗补注》卷二）结合曹植的遭遇看，刘履的理解是有道理的。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这是交代人物、地点。人物是一个美丽姑娘，她的容貌艳丽，性格娴静。 地点是"歧路间"，即岔路口，她在采桑。"歧路间"是来往行人较多的地方，这就为下文"行徒"、"休者"的倾倒预作铺垫。 "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紧接"采桑"，写柔嫩的桑枝轻轻摇动，采下的桑叶翩翩飘落。 这里明是写桑树，暗是写美女采桑的优美动作。景物的描写对表现人物起了烘托作用。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休，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主要写美人的服饰，也写到神情。 "攘袖"二句，上承"柔条"二句，美女采桑必然挽袖。挽袖方能见到洁白的手。 为了采桑，素手必须高举，这样又可见到带着金手镯的洁白而光泽的手腕。用词精当，次第井然。 因为是采桑，所以先写美女的手和腕，然后写到头和腰，头上插着雀形的金钗，腰上挂着翠绿色的玉石。身上佩着明珠，还点缀着碧色宝珠和红色的珊瑚。 以上几句写美女身上的装饰品，多为静态的描写。"罗衣"二句，写美女轻薄的丝罗上衣，衣襟随风飘动，是动态的描写。 动静结合描写美女的服饰，写出美女婀娜的身姿和轻盈的步态。形象十分鲜明。 "顾盼"二句，以精妙的字句，勾勒美女神情。美女的一顾一盼都给人留下迷人的光彩，长啸时呼出的气息，芬芳如幽兰。 使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能不为之倾倒吗？所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行路的人见到美女停车不走了，休息的人见到美女忘了吃饭，从侧面描写美女的美貌。 应该指出，曹植的这段描写，显然受了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陌上桑》描写罗敷的美貌是这样写的：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怨，但坐观罗敷。 这是描写罗敷的美丽，并不直接描写她的容貌，而是描写她用的器物（" 笼系""笼钩"）和穿戴的服饰（"倭堕髻""明月珠""下裙""上襦"）之美及"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四种人见到罗敷以后的反应，从正面和侧面来烘托罗敷的美丽。这些描写与《美女篇》的描写对比起来，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写法却不尽相同，表现了曹植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交代美女的住处，点明她的高贵门第。美女住在城南大路附近的高楼里。 "青楼""高门""重关"，说明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而是大家闺秀。"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美女的容光如同早晨的阳光，谁不爱慕她的美貌呢？上句写美女容貌之美，可与前半首合观；下句说无人不为之倾倒，引起下文。 这里写美女高贵的门第和美丽的容颜，是隐喻诗人自己的身份和才能。有才能而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为他不能不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媒人都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不及时送来聘礼，订下婚约呢？诗人对媒人的责怪，反映了自己内心的不平。 媒人不来行聘，这是客观上的原因。而美女爱慕的是品德高尚的人，要想寻求一个贤德的丈夫实在很困难。 这是美女主观上的原因。这是比喻志士有理想，但难于实现。 美女的理想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可而吵吵嚷嚷，议论纷纷，他们哪里知道她看得上的是怎样的人。这是比喻一般人不了解志士的理想。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美女正当青春盛年，而独居闺中，忧愁怨恨，深夜不眠，发出长长的叹息。 这是比喻志士怀才不遇的苦闷。 这首诗通篇用比，比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手法，《诗经》、《楚词》多用之。 《美女篇》以绝代美人比喻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以美女不嫁，比喻志士的怀才不遇。含蓄委婉，意味深长。 其实美女所喻之志士就是曹植自己。所以，清人王。 6.曹植《七哀》曹植（192-232）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曹植的诗歌，一般皆以建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正值年少气盛之际，以洋溢的才华令人侧目外，更因此受尽了父亲疼爱。 曹操对这个「每见进难问，应声而对」的儿子，是「特见宠爱」 的。於是这个时期的曹植，过的是富贵无忧的公子哥儿的生活，诗歌里也就充满著少年人的雄心壮志及趾高气扬的意味，可作代表。 而本来凭著出色的天赋与才华，曹植极有可能继承其父的霸业，只可惜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终於渐渐使曹操对他丧失信心。相反的，曹植的同父异母的兄长曹丕却自重自持，虽然才华光芒皆稍逊其弟，但曹操考量「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曹操的逝世，是一代风云的终结，同时也是曹植生命中的转捩点。曹丕继位以后，对这个一度曾是王位准继承者的弟弟十分防备。 他不只把曹植分封至京城以外，使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甚至还设了「监国使者」，以防其弟图谋不轨，威胁本身的地位。人们耳熟能详的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说的正是曹植在曹丕的胁迫下，所作的一首哀泣骨肉相残的诗歌。这首诗歌真正的渊源不可考究，流传的版本亦有不同，出於曹植之手的可能性也很低，可是从这首诗里，还是得以见出曹丕兄弟间相互争斗猜忌确属事实。 曹植满腔抱负无处施展，而手足胞兄对自己处处防范，不禁令曹植心灰意懒。被压制受监视的结果，令他后期所作诗歌多倾向於感伤哀怨一类，而以弃妇自比更是其诗歌的特色之一。 除了这首，其他如、等诗里皆有怨妇形象的运用。怨妇形象的运用，可以追溯至《诗经》。 《诗经》里的女性有两种形象，一是窈窕贤淑的美女如；另一类则是现实中的弃妇，例如。到了楚辞，女子常常是一种美好的象徵，用来代指美好的品性又或是借喻君主。 此后的《古诗十九首》里，怨妇的形象更是运用得很普遍，如、等，但这里面的思妇怨妇以写实居多。而发展到建安时期，诗文里的女子形象则是真实的弃妇形象与用作托讽的象喻两者兼而有之。 曹植这首>里的弃妇，就是用作象喻的。曹植一直是有政治野心、期盼成就丰功事业的，他在中就说：「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应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这种致君为国的理想，不仅是曹植个人的志向，同时也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反映。建安时代时局动荡不安，曹操的雄才豪行、英伟气势，在当时的建安文士间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带动了一股求取建功立业的风潮。 曹植就是如此深受乃父与整个时代风潮的薰染，汲汲渴望能「名编壮士籍」、「捐躯赴国难」（）。可是抱著成就功名期盼的臣子，如果不能获得君主的赏识任用，那便全无施展才能抱负之机，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 这样的君臣关系，就彷佛那个时代全心托靠男性的女子，一朝被夫君离弃，那就是没了依傍的怨妇，失去生存的价值以及生命的重心。曹植此时已自知功名无望，於是将满腔哀怨寄托在和他具备相同情感的怨妇的愁苦里。 刘履评道「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 。此话实在总括了此诗的内容思想。 七哀，李冶《古今注》谓人有七情，今哀戚太盛，喜、怒、乐、哀、恶、欲皆无，唯有一哀，故谓之七哀 。这样阐释七哀题旨的旨意，可说非常确切合适。 七情失其六，唯余一哀，这份哀伤弥漫整体，本来应有七情之别如今同为一哀，十分突显了哀伤之厚重。《文选》就将本篇归入哀伤一类，而本诗的确是笼罩在浓浓的哀戚伤痛里。 开头两句用的是托物起兴的手法。明月在中国诗歌传统里，往往起著触发怀想相思的作用 ，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月光月夜，常常会撩起诗人绵绵不尽的思绪，勾起心中思念怪挂怀的人或事。所以当皎洁的明月照著高楼，清澄的月光如徘徊不止的流水轻轻晃动著，伫立在高楼上登高望远的思妇，在月光的沐浴下伤叹著无尽哀愁。 曹植接著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牵引出怨妇幽幽地叙述悲苦的身世，这同时也是曹植牵动了对自己崎岖境遇的感慨。从明月撩动心事到引述内心苦闷，曹植写得流畅自然，不著痕迹，难怪能成为「建安绝唱」 。 丈夫外行已经超过十年了，为妻的常常形只影单的一人独处。夫妻本来像尘和泥那般共同一体，如今丈夫却像路上的轻尘，自己则成了水中的浊泥。 轻尘浮空飞扬，浊泥却深沉水底，一浮一沉地位迥不相同，什麽时候才能重会和好？曹植於此自比「浊水泥」的弃妇，那麽「清路尘」指的自然是曹丕曹睿了。曹丕继位后不再顾念手足之情，疏远甚至防范著自己的亲弟。 曹睿称王时，曹植多次上表上书自试，终究无法获得任用。所以曹植用了浊泥和清尘的远离相互映照，衬托出和兄长侄子形势两异的遥远距离。 曹植是多麽盼望著骨肉相谐和好，多麽期盼能在曹丕曹睿身。 7.曹植诗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曹植诗歌和《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据文学的题材领域，让位于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遂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概括起来，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