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代扬州八怪的艺术成就~谢谢~~急用~~谢谢~~"扬州八怪"是清代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 扬州八怪生前即声名远播。李鱓、李方膺、高凤翰、李勉，先后分别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召见，或试画，或授职。 乾隆八年，弘历见到郑燮所作《樱笋图》，即钤了"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玺。乾隆十三年，弘历东巡时，封郑燮为"书画史"。 罗聘尝三游都下，"一时王公卿尹，西园下士，东阁延宾，王符在门，倒屣恐晚；孟公惊座，觌面可知。" 扬州八怪大胆创新之风，不断为后世画家所传承。 近现代名画家如王小梅、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年、任渭长、王梦白、王雪涛、唐云、王一亭、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等，都各自在某些方面受"扬州八怪"的作品影响而自立门户。 他们中多数人对 "扬州八怪"的作品作了高度评价。 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 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他们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 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左道旁门，而受到“非议”。 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画坛上新的局面，为花鸟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2.<<墨竹图题诗>>诗、诗意、中心1、作者简介： 介绍作者：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 做官前后，以书画营生。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竹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 体貌疏朗，风格劲峭。 2、题目意思：墨竹：单用墨画的竹子。 墨竹图题诗就是单用墨画竹子的图画上面的诗。 3、本诗含义： 我们这些小小的州县官吏，衙门卧室外竹子的一枝一叶，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 而实际的含义是：我们虽然只是小小的州县官吏，但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感情。充分体现了郑板桥对百姓疾苦的关心。 感知诗意：这首诗以“竹”为依托之物运用象征手法，表达了诗画家淡薄名利，以解除百姓之苦为己任的胸襟，以及“任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 这首诗是郑板桥在乾隆十一、二年间出任山东潍县知县时赠给包括的。 第一句“衙斋卧听潇潇竹”，写的是作者在衙署书房里躺卧休息，这时听到窗外阵阵清风吹动着竹子，潇潇丛竹，声音呜咽，给人一种十分悲凉凄寒之感。 第二句“疑是民间疾苦声”，是作者由凄寒的竹子声音产生的联想。 作者由自然界的风竹之声而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好像是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老百姓的呜咽之声，充分体现了作者身在官衙心系百姓的情怀。 第三句“些小吾曹州县吏”，既是写自己，又是写包括，可见为民解忧的应该是所有的“父母官”，这句诗拓宽了诗歌的内涵。 第四句“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句诗既照应了风竹画和诗题，又寄予了深厚的情感，老百姓的点点滴滴都与“父母官”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呀！郑板桥的这首题画诗，由风吹竹摇之声而联想到百姓生活疾苦，寄予了作者对老百姓命运的深切的关注和同情，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对劳动人民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确实是十分可贵的。 4、1句与2句之间的关系： 第1句是实写，作者听到了竹子潇潇作响。 第2句是虚写，是作者自己的联想。第1句的实是第2句发挥联想的基础。 有这样的声音才有了作者这样的联想。这样的声音可能谁都能听见，可是也只有那些关心百姓疾苦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联想。 这是又一次对中心的强化。 5、我们如何理解“一枝一叶总关情”一句？ 明确：似是写竹，实则写人。 写诗人对百姓的仁爱之心，体恤之情，令人叹为观止。文中作者以竹喻人，比喻新颖奇物，把一个铮铮铁骨的文人写得极入情理，表现了他的高标挺立、特立独行、充满爱民之气节。 6、回顾反思：竹象征了“有气节”，象征诗人“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 四、阅读链接： 扬州八怪：包括郑燮、罗聘、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鲩、汪士慎八位画家。 从康熙末年崛起，到嘉庆四年“八怪”中最年轻的画家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他们绘画作品为数之多，流传之广，无可计量。 “扬州八怪”生前即声名远播。李鲩、李方膺等先后分别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召先试画，后授职。 乾隆八年，弘历见到郑燮所作《樱笋图》，即印了“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玺。乾隆十三年，弘历东巡时，封郑燮为“书画史”。 “扬州八怪”大胆创新之风，不断为后世画家所传承。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其思想奇，文奇，书画亦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悲奇妙，成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扬州八怪”大胆创新之风，不断为后世画家所传承。 3.曾巩的文章有哪些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 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 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 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 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 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 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 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 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 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 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 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 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 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 《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 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 《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 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 《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 《明史·王慎中传》载：“。 4.“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著作和经历1、著作 著述：《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 散文：《答李沿书》《与王向书》《回傅权书》《赠黎安二生序》《越州赵公救灾记》《醒心亭记》《游山记》《道山亭》《辞中书舍人状记》《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 诗歌：《胡使》《追租》《东轩小饮呈坐中》《人情》等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2、人物生平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 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 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 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元丰四年（1081），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 元丰五年（1082年），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5.随便两首古诗但要赏析好的句子老将行 王维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 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 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 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 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 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这首诗叙述了一位老将的经历。他一生东征西战，功勋卓著，结果却落得个“无功”被弃、不得不以躬耕叫卖为业的可悲下场。边烽再起，他又不计恩怨，请缨报国。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赏罚蒙昧，冷酷无情，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 全诗分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是写老将青壮年时代的智勇、功绩和不平遭遇。先说他少时就有李广之智勇，“步行”夺得过敌人的战马，引弓射杀过山中最凶猛的“白额虎”。接着改用曹操的次子曹彰故事，彰绰号黄须儿，奋勇破敌，却功归诸将。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描绘老将的智勇才德。接下去，以“一身转战三千里”，见其征战劳苦：“一剑曾当百万师”，见其功勋卓著：“汉兵奋迅如霹雳”，见其用兵神速，如迅雷之势：“虏骑崩腾畏蒺藜”见其巧布铁蒺藜阵，克敌制胜。但这样难得的良将，却无寸功之赏，所以诗人又借用历史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汉武帝的贵戚卫青所以屡战不败，立功受赏，官至大将军，实由“天幸”；而与他同时的著名战将李广，不但未得封侯授爵，反而得罪、受罚，最后落得个刎颈自尽的下场，是因“数奇”。这里的“天幸”，既指幸运之“幸”，又指皇帝宠幸：“数奇”，既指运气不好，又指皇恩疏远，都是语意双关的。诗人借李广与卫青的典故，暗示统治者用人唯亲，赏罚失据，写出了老将的不平遭遇。 中间十句为第二段，写老将被遗弃后的清苦生活。自从被弃置之后老将便“衰朽”了，岁月蹉跎，心情不好，连头发都白了。他昔日虽有后羿射雀而使其双目不全的本领，但久不习武，双臂就如同生了疡瘤，很不利落了。古人常以“柳”谐“瘤”，并且“杨”“柳”通假。在这里诗人以“杨”谐“疡”（疮）是照顾到诗的平仄声调。老将被弃，疡生左肘，却还得自寻生计，“路旁时卖故侯瓜”。“故侯”，指秦东陵侯召平，秦破，为布衣，种瓜于长安东城。这里说他不仅种瓜，而且“路旁时卖”，可知生活没有着落：“门前学种先生柳”，也是指他以耕作为业的意思。陶渊明门前有五柳，因自号“五柳先生”。至于住处则是“苍茫”一片“古木”丛中的“穷巷”，窗子面对着的则是“寥落寒山”，这更见世态炎凉，门前冷落，从无宾客往还。但是老将并未因此消沉颓废，他仍然想“誓令疏勒出飞泉”，象后汉名将耿恭那样，在匈奴疏勒城水源断绝后，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终于又得泉水却敌立功；而决不象前汉颖川人灌夫那样，解除军职之后，使酒骂坐，发泄怨气。 最末十句为第三段，是写边烽未熄，老将时时怀着请缨杀敌的爱国衷肠。先说西北贺兰山一带阴霾沉沉，阵战如云，告急的文书不断传进京师；次写受帝命而征兵的军事长官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一带征召大批青年入伍，诸路将军受诏命分兵出击。最后写老将，他再也呆不住了，先是“拭拂铁衣如雪色”，把昔日的铠甲磨擦得雪亮闪光；继之是“聊持宝剑动星文”，又练起了武功。他的宿愿本就是能得到燕产强劲的名弓“射天将”（“天将”一作“大将”），擒贼擒王，消灭入寇的渠魁；并且“耻令越甲鸣吾君”，绝不让外患造成对朝廷的威胁。结尾为老将再次表明态度：“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借用魏尚的故事，表明只要朝廷肯任用老将，他一定能杀敌立功，报效祖国。魏尚曾任云中太守，深得军心，匈奴不敢犯边，后被削职为民，经冯唐为其抱不平，才官复旧职。 这首诗十句一段，章法整饬，大量使事用典，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刻画出“老将”的艺术形象，增加了作品的容涵量，完满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沈德潜《唐诗别裁》谓“此种诗纯以对仗胜”。诗中对偶工巧自然，如同灵气周运全身，使诗人所表达的内容，犹如璞玉磨琢成器，达到了理正而文奇，意新而词高的艺术境界。 6.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是曾（zeng）巩还是曾（ceng）巩zeng 一声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汉族，抚州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 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 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 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 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编辑本段]曾巩与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於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 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 他在《辞中书舍人状》中论述应用文的历史发展时，断定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时代。在唐、虞、夏、商、周时代。 君主一方面创新政事，按百官的实绩赐与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诏、号、令、命一类的应用文诏告天下，传达君主的意图。于是君主挑选聪明、才能出众、工於语言的文学大臣载於典册，使君主的意图传布畅达，施行於天下，传於后世，这样就产生了应用文，以作为教化治理的工具。 “窃以唐虞三代之君，兴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际，所以播告天下，训齐百工，必有诏号令命之文，达其施为建立之意。皆择当世聪明隽逸、工於言语文学之臣，使之散扬演畅，被於简册。 以行之四方，垂之万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辞中书舍人状》）应用文起源于尧舜是他根据有圣君就有应用文推断出来的。 因为圣君要治理国家，治国的号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径就是借“能言之士”通过文字传达，应用文是治理国家所必须的。”盖圣君难谕之情，将欲施於号令，得当世能言之士，然后是於文辞”（《谢中书舍人表》最早的应用文见於甲骨卜辞，是现今通行的说法，曾巩认为应用文的起源早于甲骨卜辞。 这种说法还是可信的。其一，符合应用文为应用而产生的实际；其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据近年考古研究的资料表明，汉字历史可远溯到五六千年前。 （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曾巩应用文论》）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 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 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 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 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 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 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 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 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 7.明清杂剧是怎样的状况元代后期，统治者逐渐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杂剧作家队伍的成分、境遇、心态有了很大变化。当年的剧坛宿将渐渐老去。 新染指杂剧的文人既无前辈们的坚韧老辣、落拓不羁，又无“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压抑感和紧迫感。他们往往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到历史故事中去寻找题材。 不是通过历史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而是借历史表彰、赞美孝夫节妇、忠臣义士、圣主贤臣。爱情婚姻剧的数目也还不少，但多半描写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大大减弱了。 与此同时，前期已初露端倪的山林隐逸、神仙道化剧增多了。内在生命力的空疏枯萎导致外部形态的僵化凝滞。 元末以后的杂剧，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因袭模仿、雕琢矫饰之病。 进入明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力倡程朱理学，规定“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士子必读教材，强化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诗坛上出现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杂剧创作进一步宫廷化、贵族化。 明初的杂剧作家队伍，主要是藩王朱权（宁献王）、朱有炖（周宪王）及周围御用文人。作品主要是神仙庆寿、美人赏花、金童玉女、月令承应之类。 少量的水浒戏、妓女戏也被阉割、削弱了积极的社会内容。此期的杂剧代表作是朱有炖的《诚斋乐府》，流行颇广。 明中叶，王九思、康海、徐渭的出现，为日渐衰颓的杂剧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游春》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借杜甫之口痛骂时相，“词气雄宕〔dang荡〕，固凌厉一时”（王骥德《曲律》）。 康海的杂剧《中山狼》取材于马中锡的寓言小说《中山狼传》，搬演妇孺皆知的东郭先生救狼却险些被狼吞吃的故事。据传有所影射，但客观效果已远远超出作者的创作动机。 这出寓言剧的意义不在于抒一己之愤，或鞭挞某个忘恩负义之人，而在于总结同邪恶势力斗争的经验教训。说明对邪恶不能有丝毫的怜悯和慈悲，必须除恶务尽。 此剧结构完整，情节紧凑，曲白生动，在典雅骈俪之风笼罩的杂剧剧坛上，显得十分清新可喜。 徐渭（公元1521—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道人，又号天池生，字画常署“田水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他聪颖早慧，才思超逸，放达不羁，蔑视权贵，鄙夷庸俗文士，一生坎坷，被人誉为“旷代奇人”。他“行奇、遇奇、诗奇、文奇、画奇、书奇，而词曲尤奇”（磊砢居居士《四声猿跋》）。 他的杂剧《四声猿》乃“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王骥德《曲律》） 《四声猿》包括四个短剧。 其中，《狂鼓吏》演祢衡死后，在阴间受判官之请，重拘曹操之魂，重演生前击鼓骂曹的情形。祢衡在堂上傲然击鼓，一一列举曹操罪状，痛骂权奸的狠毒、伪善、狡诈、阴险、沉溺声色、草菅人命、借刀杀人等罪恶。 “其辞如怒龙挟语，腾跃霄汉间”（陈楝《北泾草堂曲论》），寄托了作家深沉的哀怨和无边的愤懑。 《玉禅师》将玉通和尚私红莲、月明和尚度柳翠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场与佛门的尔虞我诈，暗含着对宗教思想的挑战和批判。 曲文幽默，令人叫绝。 《雌木兰》演花木兰女扮男妆，替父从军，立功后回乡，嫁给五郎的故事，塑造了驰骋疆场、杀敌立功的巾帼英雄形象。 嫦娥变金刚，金刚变嫦娥的故事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女状元》演五代黄崇嘏〔gu古〕女扮男妆，考中状元。 她领袖文苑，不让须眉，并在审案中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剧本热情歌颂了古代妇女的聪明才智，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 徐渭还写过《歌代啸》杂剧（一说托名徐渭），演李和尚偷了张和尚的帽子，却让张和尚去顶替奸情罪。州官奶奶因为吃醋，在后堂放火。 老百姓点灯救火却被处罚。这是一出具有严肃思想内容的滑稽闹剧，通过荒诞的情节、漫画式的人物，揭露了黑白颠倒的荒谬现实。 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谚语形象化。其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笔触，比《四声猿》更为锋芒毕露。 徐渭的杂剧不受北杂剧体制的局限，曲不分南北，折可多可少，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其笔力雄健，文辞酣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汤显祖称他为“词坛飞将”。 除上述三人的杂剧外，梁辰鱼的《红线女》、陈与郊的《昭君出塞》、王衡的《郁轮袍》和《真傀儡》、徐复祚的《一文钱》、孟称舜的《桃花人面》、卓人月的《花舫缘》等也都是比较优秀的杂剧。 入清，杂剧进一步衰落，但仍不绝如缕。清初，一批由明入清的文士，借杂剧抒发兴亡之感，寄托故国之思。 如王夫之的《龙舟会》，吴伟业的《临春阁》、《通天台》，尤侗的《西堂乐府》（包括《读离骚》、《吊琵琶》、《黑白卫》、《桃花源》、《清平调》五种杂剧），都是这类抒情遣愤之作。 乾隆年间，最重要的杂剧作家是杨潮观（公元1712—1791年），字宏度，号笠湖，江苏金匮（今无锡）人。 官居四川邛州时，得卓文君妆台旧址，乃建吟风阁，广征文人吟咏其间，且令优人搬演自编杂剧于其中，作为纪念，辑为《吟风阁杂剧》四卷，包括32个短小精悍的单折杂剧，大都取材于历史、神话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