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急《论语》和《诗经》中的“思无邪”到底是啥意思？在《论语•为政》当中，孔子的弟子记录了孔子谈《诗》的一句话：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是当时孔子读《诗》有感，引用《诗•鲁颂•駉》当中的一句话（“思无邪”）来概括整个《诗经》所收录的“风、雅、颂”三百首先秦诗篇的某一总体性质的评论词。这句话中，孔子所用的三个字在我们今人看来似乎毫无神秘感可言，普通到再也不能再普通了，然而，就其释读来说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 现有解读实例 ⑴ 杨伯峻、吴树平：孔子说：“《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没有邪念’。”[1] 这种观点在大陆学者当中颇有代表性，许多书籍中有关本句的解释大同小异。 在国外有相当影响力的Arthur Waley的《论语》英文版本对于这句话的翻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The Master said, If out of the three hundred Songs I had to take one phrase to cover all my teaching, I would say 'Let there be no evil in your thoughts'. [2] 然而，从译者对译文的注释来看，译者将其中的“思”认定为语气助词，这显然是把文中的“思”与后面的“思马斯徂”中的“思”混淆在一起了。（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后者的“思”为语气助词，这也是不对的，本文后面将会论及） ⑵ 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不是一部译着，没有严格的译文，但是从其诠释来看，他也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 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是为了‘思无邪’。”[3] ⑶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对“思无邪”作了这样的注解：思无邪：《鲁颂•駉》篇辞。 或曰，诗有美刺正变，所以劝善而惩恶。则作者有三百篇之思，皆归无邪，又能使天下后世之凡有思者同归无邪。 有一说，无邪，直义。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 故孔子举此一言以包盖其大义。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学于诗而可以兴观群怨。 此说似较前说为得。駉诗本咏马，马岂有所谓邪正？诗曰：“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 祛祛，强健貌。徂，行义。 谓马行直前。思马之思乃语词，不作思维解。 虽曰引诗多断章取义，然亦不当大违原意。故知后说为允。 钱先生的“白话试译”如下所示：先生说：“《诗经》三百首，可把其中一句诗来包括尽，即是‘思无邪’。”[4] 钱穆先生列举了两种通行的观点，并表明自己倾向于后者。 然而，后一种观点虽然符合“诗言志”的大意，但在文字学上很难立足，只是学者们根据诗文大意所得到的一种模糊的推断而已，因为“邪”与“斜”是同源字[5]，但是“无邪”不能代表“直”的意思。因为要满足这个意义，否定词应该用“不”，而不应该用“无”。 更为重要的是，“斜”（邪）本身具有“抒发”的意义（《说文·斗部》：“斜，抒也。”段玉裁注：“抒，各本从木，今正。 凡以斗挹出谓之斜，故字从斗。”），加上“无”以后意义就反转了，无法表示“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的意境。 ⑷ 有别于大陆传统，台湾学者似乎继承了钱穆先生的所取的观点。傅佩荣先生的白话译文为：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称之为：无不出于真情。” 傅先生对于“思无邪”的注释是这样的：思无邪：出于《诗•鲁颂•駉》，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引申为诗人直抒胸怀，所作无不出于真情。[6] 这个注释的问题在于“思无邪”这三个字在诗中并非用来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与Arthur Waley所犯的错误一样，他把真正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的“马斯徂”与前面的“思无邪”混淆了。 （二） 《诗经》中的“思无邪” 为了弄清原委，我们有必要将《诗经•鲁颂•駉》原封不动地抄写出来，进行一番必要的研究。[7] 駉駉牡马，在垧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 思无疆，思马斯臧！駉駉牡马，在垧之野，薄言駉者，有骓有駓，有骍有骐，以车伾伾。思无期，思马斯才！駉駉牡马，在垧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骆，有駵有雒，以车绎绎。 思无斁，思马斯作！駉駉牡马，在垧之野，薄言駉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鉴于其译文有诸多问题，故不列出，我们在此只探讨与“思无邪”直接相关的文字。 笔者以为，整个诗文行文颇有规律性，这对于解读“思无邪”非常有帮助，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论语》注释者和《诗经》注释者忽略了这一点，是素质问题吗？是态度问题吗？笔者只能唏嘘再三，为其扼腕不已！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将“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和“思无邪”放在一起对比，就不难发现“疆”和“期”是表示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文字，因为诗文有排比对称的特点，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斁”和“邪”也应该与此类似。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斁”字。 “斁”：《诗经全解》的作者们将其释为“厌”，并将“无斁”据杨合鸣《疑难词语辨析。 2.“诗言志”是什么意思《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 己的某种政教怀抱。 《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 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 大。 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这从《论语》中孔子要观其弟子之志就可看出来。而 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 《离骚》中所说“屈心而抑 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 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a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 “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他内心的整个 思想、意愿、感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是有发展变化的。 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 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毛诗序》说广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 动于中而形于言。 ”情志并提，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 3."诗言志“ 与 ”诗缘情“ 谁说的对“诗言志”和“诗缘情”，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诗学争论的一个话题，“诗言志”作为一种艺术观念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而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又曰：“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文而造文也。”“诗言志”的意识应该孕育在《诗经》的创作中，也就是说“言志”说不一定出自《诗经》，但《诗经》的作者用自己的创作实绩体现了“言志”的观念，因此，阐释“诗言志”必关涉《诗经》。 诗经的作者喜欢把创作目的写入自己的诗篇，并在披露自己的创作目的时暗含了这样一种意识，即诗是可以言志的，而言志不出乎讽与颂。颂诗言志主要是指《诗经》中《周颂》一类宗庙乐歌。 这类诗歌产生于西周前期社会兴盛时期。周王朝为巩固和发展其安定局面而大兴礼乐，就内容而言，是为歌颂受命于天的先王的功业，美化开国者的品格。 商周时代，人们相信天是世界的真正主宰，君王之所以能够统治天下，乃是受命于天，籍助天意。因此，膜拜上天的仁德和无上的权威是诗歌的主要内容。 同时周人还用《颂》祈求福佑国运长久，五谷丰登等美好愿望。顾颉刚在《〈诗经〉在春秋战国的地位》中说：“大概颂是乐诗中用的最郑重的，不是很大的典礼不轻易用，最大的典礼莫过于祭祀，所以颂几乎全用在祭礼上。” 《诗经》中举凡贤人不遇，政治不公，人生不平，时代不幸，皆自发为哀音，自伤以伤国政世事之非那一类，属于以志讽事之诗。《毛诗序》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所谓“以一国之时，系一人之体”等不言自明，在《诗经》的作者看来，国事兴衰，不只是一国一姓，一朝一代之衰，更留给诗歌一个严肃的命题：担荷国家的灾难与困苦，昭示博大的人类悲情。从《诗经》开始了一个诗学传统———诗的讽喻精神，由此发展成为后世的批判精神。 《诗经》中的怨刺诗歌或规谏时政、针砭时弊，或感叹身世、发愤怨悱。前者直接指斥当时的政治弊端，明确阐发主张政见，表现出诗人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以讽喻王政，劝谏世人的责任感，显示了一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后者则抒写自己的政治遭际的不平，以及对社会人生的诸多感慨，以宣泄自己的愤激怨恨之心。 然而作为诗歌的本然要求，从有诗歌创作起始，诗与“情”就是密不可分的。如《诗经》中大量的爱情诗歌的出现便是例证。 但在创作实践中，最早将“志”与“情”结合起来的却是屈原。屈原在其作品中时而称抒情：“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时而称言志：“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悲回风》）；时而情志并举：“申旦以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思美人》）。 其实情即志，志即情，二者在屈原那里是相通的。屈原的情志抒发虽不乏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个性色彩，但其旨归却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娱”（《惜往日》）的“美政”。 他之所以愤而抒情志，是因为“美政”理想难以实现。因此屈原的情志观念本质上是理性的、社会性的。 换言之，表现为感性和个性对理性和社会性另外，在诗论方面，先秦时就有关于情的表述，如《礼记.乐论》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对人的个体之情作出肯定。但人们普遍认为，陆机的“缘情说”是诗歌理论进入以重个人情感抒发替代重“表见德性”的“言志”说的标志。 所谓“重”个人感情抒发表征出：“缘情说”并非截然隔断与“言志”说的关系。细究《文赋》会发现，陆机所谓“缘情”仍包含“言志”的因素。 如“颐情志于典坟”“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恒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刘勰的“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谓情而造文也”，“夫以草木之微，以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这表明，六朝文人虽然认识到情感与诗歌的关系，但是文化传统的因袭，使他们尚不能完全割断与“言志”之关系，这亦是历史之必然。应该肯定的是，“缘情说”虽未完全摆脱“言志”的影子，但相对于此前的诗论，已不用王顾左右而言它了，“言志”与“缘情”二者虽非一物，但却同居一心。 更何况“志”与“情”确有相通之处，二者都是藏在心中之意，具体到作品，总是情中有志，志中有情。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细加区分，情与志还是有相异之处。 情感是具有超越性的，而“志”如果其含义是指“政教”或者某一时期的统治意识，则只表现为人的狭隘和有限。而文艺本身是对人之有限性的超越，这种超越使文学对人之有限性具有深刻的把握，否则就不足以构成超越。 从《诗经》开始的文学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精神风貌的思考，即昭示了一种自觉地反思与批判精神，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的一种超越精神，而文学如果失去了对人之有限性的批判，也将失去其高蹈之灵魂。 4.什么是“诗言志”“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 《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这种观念的萌芽。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 后来“诗言志”的说法就更为普遍。《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 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情志并提，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从《毛诗序》到刘勰、孔颖达、白居易，直至清代的叶燮、王夫之，都是如此。 他们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应该说，对“诗言志”的这种理解比较符合诗的本质特征和实际作用，因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5.什么是诗言志"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 《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这种观念的萌芽。 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不完全一样。 具体如下： 《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 《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 在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