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爱情婚姻诗表现了当时女子怎样的精神风貌说到婚姻，就不得不说一下当时媵妾制。 周代，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夫人，女方须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同时还须从另两个与女方同姓之国各请一位女子陪嫁，亦各以侄、娣相从，一共九人，只有夫人处于正妻地位，其余都属于贵妾。媵，相送，引申指陪嫁。 诸侯和正妻如亡故或被休径，不可再娶，应由众妾中依次递补，此种制度称为媵妾或媵婚制度。 天子媵嫁，与诸侯相似，唯媵嫁数目更多，连正妻共十二人。 这一制度，体现了周人对嫡庶的严格区分，但同时也是对多妻的现像的承认，使其明确化和合理化。随着周王室权威的下降，战国时代有的诸侯行天子之制，一娶十二女，表示对周天子的蔑视，但仍被视作“僭越”的行为。 至后来，有的甚至娶得更多，或一娶再娶，至此，媵妾制即走向没落。《分羊传。 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而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伺一聘九女。” 《左传。成公八年》：“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九则否。” 《召南·雀巢》写的是男迎女送，娶妻嫁女、庄严、热烈、喜庆的婚礼场面，其中的“维鹊有巢，维鸠盈之”（盈，满也。 ）更是隐喻了诸侯媵妾众多。 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已经销声匿迹，只剩下被选择的权力。《小雅·斯干》中有两章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 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禓，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离。 ”若是生个小儿郎，做张小床给他躺，给他穿上小衣裳，拿块玉璋让他玩.他的哭声如钟响，将来穿上大礼服，便是安邦定国王.若是生个小姑娘，地上铺块小木板，一条小被裹身上，拿个纺锤给她玩，教她说话要谨慎，操持家务多干活，不给爹娘添麻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也没有同等的期望与责任。 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值非常低，不要求她有自主的能力，只要求她顺从。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即便是夫妻之间的婚姻生活也遵循着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 《邶风·泉水》的作者是卫国的女子，远嫁他国，思念祖国和父母，但又无法回国，只好出游以排遣忧愁。 “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问我诸姑，遂及伯姊”《毛诗序》言：“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那么出嫁妇女都有什么规矩，为什么非要“问我诸姑”呢？《礼记·内则》曰：“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 妇将有事，大小必请於舅姑。 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以待乏。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 这些如今看来有些严厉到变态的规矩，便是当时妇女各个阶层要遵守的“礼”，而且这是关系到会不会被“出”的大事。 《礼记·内则》有言：“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 ’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也就是说，自己的媳妇适不适合自己，自己说的不算，爹妈说的算。 这是“孝”的一部分，是“礼”的重中之重。《诗经》中有不少怨妇诗，《周南·卷耳》就是一首征夫怨妇的诗歌。 诗中已出嫁成为人妻的女子，全部的情感与依托都系于夫君一人身上。丈夫出征在外，在家中守侯的她不仅要孝敬公婆、养育儿女、操持家务，连本该由丈夫所尽的那份义务也得义无返顾的承担起来。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颓。 我姑酌彼金櫑，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同样是女性，同样是劳作，此篇中的女子却已不像《关雎》、《葛覃》中那些女子们专注，而且神情忧郁，动作迟缓，显然是心不在焉。 为什么呢？原来是思念心上的人儿。 想着想着，女子干脆连筐子也丢弃在一边，独自在大路旁发痴。 一阵风过，卷耳菜开出的白色小花便在风中簌簌抖动，仿佛是要挣脱茎干的束缚像蒲公英一样飞向远方……内心的幽怨、苦楚、情思、想象除了自己之外，更与谁人诉？她们还有等待的希望，那些被丈夫抛弃的女子却只能剩下满腔的哀怨与不甘了。 《氓》是《诗经》里弃妇诗的翘楚。 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口气，回忆了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痛苦，读之感人心弦，催人泪下。“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则以“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 （《诗集传》），《诗经》的好处在于往往言人所不到，发人新见。 我们多习惯以鸠毒比爱情，把痴情不悔说成是含笑饮鸠酒。 2.诗经中适合结婚的词语有哪些1，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佚名-《关雎》 释义：那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 2，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 释义：在天愿为比翼双飞鸟，在地愿为并生连理枝。 3，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佚名-《诗经·邶风·击鼓》 释义：不论生死离别，都跟你说定了，我要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白头。 4，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卓文君《白头吟》 译文：嫁了个情意专一的称心郎，可以相爱到老永远幸福了。 5，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 身上虽然没有象彩凤那样能让两人人比翼齐飞的翅膀， 但是心里有灵犀，彼此的心理一点的明白， 6，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佚名《击鼓》 译文：握住你的手，白头到老此生休。 7，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佚名《留别妻》 译文：和你结发成为夫妻，就从没怀疑与你恩爱到老。 8，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白居易《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译文：我问这江潮和海水，哪里像郎君的深情和女子的心意。男女互相埋怨的时候认为对方不如潮水守时有信，互相思念的时候才发觉海并不算深。 9，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王雱《眼儿媚·杨柳丝丝弄轻柔》 译文：刻骨的相思如今只在，那芬芳的丁香枝上，那美丽的豆蔻梢头。 10，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李白《古意》 译文：新婚夫妇，夫君就像是女萝草，妻妾就如菟丝花。 3.《诗经》中婚制和婚俗的研究综述《诗经》中的爱情诗一度被曲解，近来逐步恢复原貌。 其中的婉转情韵，虽经千载，如今读来仍有感于心，它反映出的当时婚俗与民俗也极具研究价值。一.一夫一妻制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曾经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亚血族婚、对偶婚等形态，后来才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由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实行，女子离开自己氏族嫁到男方，从夫居住，所生子女由父系计算世系。《周官》记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这种活动很可能是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过渡形态遗留。至今苗族仍有“游方”等类似社交活动。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一夫一妻制已确立下来。《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 《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从中可看出对爱情的专一已是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念，并有信誓来坚定专一的爱情。 这种观念只有在父系社会一夫一妻制确立时才可能产生。至于《鄘风·柏舟》中“之死矢靡他”的激烈誓言，就更加动人心魄了。 其《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及《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故”，无疑是一种与现代极为接近的专一爱情观。 二.婚礼制度周代有一整套婚礼仪式。据《仪礼·士昏礼》规定，媒聘婚有六道程序是为六礼。 包括：（1）纳采。男家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应允后派使者送上雁为礼物，向女家正式提出缔婚要求。 （2）问名。男方使者问女子生母之名，以分嫡庶，并问女子名字、排行、出生年月，以用占卜。 （3）纳吉。男方占卜，获吉兆后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行纳吉礼后，婚约正式确定，凶兆则无须纳吉。 （4）纳征。亦称纳成，向女方送聘礼。 （5）请期。男方占卜选好结婚吉日后，征求女方同意。 （6）亲迎。到婚期，新郎乘黑漆车亲往女家迎娶。 这种制度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即体现了占卜和迎娶。《豳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回忆新婚的景况。《郑风·将仲子》“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描写了情人订婚后，女子仍怕人言可畏。 《诗经》中还有对媒的描写。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周代的六礼与男女双方家族的关系密切，要有双方父母、媒人等一系列手续。 但这并不等同于后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关于这一点在以下还有叙述。三.婚年与婚时《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越语》勾践法令则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 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再来看《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子心情如此迫切，不能简单地以“有女怀春”（《召南·野有死麕》）来概括之了。 关于婚时也有规定。《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杀止。” 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田牧之世，分散尤甚。 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来而以为礼，燕来则祀高媒，皆可见嫁娶之时节。 《媒氏》：“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吕思勉《先秦史》）《卫风·氓》中诗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女主人公提出的婚期正是秋天。在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要以雁为礼物，有说是取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象征阴阳和顺，也有说象征爱情忠贞。 但我认为其初始来源还是与季节有关，以雁为礼则限制了婚礼的季节。正如吕思勉先生分析，秋末至春初是农闲时节，又因收成而有余财办婚礼。 可见礼制不是凭空规定，而是与当时社会情况相适应的。（罡风案：由此想到《史记·礼书》中司马迁所概括的“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实礼并不是现代人所臆断的“形式主义”，礼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这里补充一句，由古籍“奔者不禁”、“令会男女”的记载看，当时男女交际较自由，《诗经》中大量的情诗证实了这一点。从《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也可看出当时青年状况之一斑。 当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后世礼教压制下的情况及今人的想象是不同的，子女也有一定自主权。繁复的婚礼意义在为当事男女作公证，确认将来的子女、财产分配等问题，是对双方的保护，无疑具有社会进步意义。 这与后人臆想的是大相径庭的。 婚，古写作昏。 婚礼都是在黄昏进行的。《唐风·绸缪》“三星在天”，可见婚礼在晚上举行。 有意见认为《陈风·东门之杨》是写男女在城外相会，实际应是写新婚。“昏以为。 4.《诗经》婚姻、爱情诗有那些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 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 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 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