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中运用比的例子“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扩展资料： 诗经的社会功用 1、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 2、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 3、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诗经的价值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赋比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经 2.关于诗经的“比”的问题“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2]很明显，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是指什么，则没有说明。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 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至今也没有定论。 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一、三种不同角度的解说 政治的解说。如汉代的“比刺兴美”说。 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3]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 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 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 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解说。 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4]赞成此说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 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 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详下） 文学的解说。 最值得重视的解说。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 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这里先简单介绍钟嵘、李仲蒙的说法，然后再回过来重点阐述刘勰的说法以及徐复观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 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 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的解说。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是十分有意义的。 钟嵘对“兴” 的这种解说影响很大，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 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也很有意义，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5]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 “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 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要求。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 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这。 3.“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意思是：赋这种文体，就是直接铺陈叙述，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喻，就是通过其它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明的事物。起兴，就是先说其他事物，再说要说的事物的方法。 赋、比、兴，是《诗经》创作的三种表现手法。 “赋”是铺陈事物直接叙述；“比”是类比；“兴”是先言他物以引出所咏之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即兴感发，二是在感发时借客观景物婉转地表达出某种思想感情。 “赋比兴”为汉代儒家所总结和提出，后来演变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出自南宋朱熹《诗集传》：“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扩展资料 《诗集传》，简称《集传》，共二十卷，为《诗经》的研究著作。 一般认为，《诗集传》是全面批判《毛诗序》的，但此书是朱熹《诗》学的代表作，是贯彻其《诗》学大纲的产物，居于《诗经》宋学的顶峰，仅用反《诗序》一点，并不足以概括它。 朱熹将《诗经》作为理学的教材，他希望读《诗》者通过熟读讽咏、即文求义的文学方法，明白诗中有美丑善恶，从而警戒自己从善弃恶；明白诗中有三纲五常的“天理”，从而抑制自己情胜性动的人欲。 《诗集传》以朱熹的《诗》学大纲统摄一切，诸如“淫诗”说、“思无邪”说、《风》《雅》正变说、《二南》说、乃至体例的改革等，无不依大纲而行。 这些完全改变了汉人以《诗》为美刺、为谏书的传统，将理学的涵咏道德、修身齐家，作为读《诗》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确有其现实意义。 但自从元代将《诗集传》奉为科举标准后，其地位越来越高，最初的求实精神逐渐消亡了。宋学末流的空疏浮浅，使《诗集传》变成一块科举敲门砖，违背了朱熹的初衷。 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和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集传 4.著名的有诗经,整理者是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先秦时期称《诗》，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305篇诗歌。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但关于诗经的编辑者，至今仍有争议，传统认为，孔子对诗经进行了整理，从而对诗经的流传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迁最早提出“孔子删诗”一说。《史记·孔子世家》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从汉至隋，历代学者及有关史志对此皆深信不疑，且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和解释说明。唐初，孔颖达始以“《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从而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疏》）。此说实开否定“孔子删诗说”之先河。唐宋以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支持“删诗说”的著名人物有欧阳修、程灏、王应麟、马端临、顾炎武、赵坦、王崧等人；反对“删诗说”的阵营要大一些，有郑樵、朱熹、吕祖谦、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现代的主要反对者是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当代的《诗经》学者基本上不同意孔子“删诗”的说法。 从新出土的简帛情况来看，诗经的流传情况远比我们原先预想的要复杂，可以肯定，孔子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诗经进行过整理的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无疑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理者，因此，如果问诗经的编辑者是谁？我们很难说就是孔子，或者就是周朝的采集诗歌的官员，我认为，不妨可以这样回答，诗经的编辑，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历经了从东周到西周的许多人之手，孔子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代表。因为请注意，当时的成书和我们现在的成书不一样，古书的形成往往要经过漫长的时期，非一人一时之手，是很正常的现象。 5.《诗经》中兴与比的异同异：“比”就是比喻；“兴”就是起兴，即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比”具有更多的文学因素，是借外物以明人事，具有更多的伦理功能。“兴”具有更多的艺术因素而超越了出伦理的范畴，它直接连接了万物与人类自我，而在自我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观照。 同：比兴手法的运用，加强了古代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了古代诗歌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使得我国的古代诗歌永远散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不外乎情景交融、意在言外。 拓展： 比兴是古代诗歌的常用技巧。 宋代朱熹有比较准确的解释。他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通俗地讲，“比”就是比喻，是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兴”就是起兴，即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比”与“兴”常常连用。 参考： /link?url=zFUg7qwYVgFMXSzAP9jZzxqCh86gbpJ3mULvSOxoCQijxJ0ogiU-1EyfxdKPOfHQDY-iOI73aj9wnNqdJ2gkWK 欢迎追问哟~满意的话请采纳吧（づ￣3￣）づ╭❤~ 6.那些叫诗经的赋,比,兴编辑本段《诗经》概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 “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也称《诗三百》。 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 《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及代表作。 编辑本段《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和《大雅》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颂》包括 《周颂》《鲁颂》和《商颂》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 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 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 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也可能根据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区别而分。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7.赋,比,心在诗经中各自的用意宋代朱熹《诗集传》：“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 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无耻的卫宣公比作蟾蜍（籧篨（qú chú ）：亦作“ 籧蒢 ”）；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 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 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 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 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 ， 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 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