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朝代以后人们把唐诗选本作为少儿的或者作为初学者的读书启蒙读宋朝。《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上有论述。 南宋诗坛出于对“江西”流弊的反思，在师法对象上逐渐将目光投向晚唐，由此开启了南宋以来的“宗唐”之风，掀起了唐诗编选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在整体观照南宋诗学流变与唐诗编选的视野下，对存世的五种南宋唐诗选本——《唐诗绝句》、《众妙集》、《二妙集》、《唐诗三体家法》、《唐僧弘秀集》，做了细密的个案研究。 从南宋唐诗选本与南宋诗歌创作、批评互动的角度入手，探讨选本的编选倾向及其与选家、诗坛的诗学观念、诗歌风貌间的联系，阐明选本的诗史意义。 同时，也注意掘发南宋唐诗选本在唐诗研究史上的价值和贡献。通过选本研究，本书对姚贾诗派的确认、“江湖”诗风的成因、南宋“宗唐”诗学的流变等问题，进行了扎实可信、富有新意的论述。 扩展资料： 自宋以来，唐诗选本在各类私塾教育体系中已成为必修课程与启蒙教材，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遗产与公共资源，对于建构民族共同意识与文化认同感作用甚大。 唯因如此，这类教材不仅具有诗学教育作用，还有着传承文化传统与道德教育的功能。元初北方的元好问《唐诗鼓吹》、南方的谢枋得《二泉精选唐诗绝句解》之流行，就反映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胡氏之解未必有精深的诗学思想，但是他以解读唐诗的方式抒发遗民之情绪，叹息时代的急变，表达理学的思考，正说明元代私塾中的唐诗教育已发挥了这种特殊的文化功能，因此，同样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 2.怎样选择唐诗选本作诗难，选诗亦不易。 自唐以来，选本达数十种，但能通行者不多。原因如纪晓岚所说：“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场，各肖其人之学识。 自明以来，诗派屡变，论唐诗者亦屡变，各持偏见，未协中声。”即是说选者偏狭，各持己见，不够全面。 笔者认为，所谓全面，应包括五方面：一是全面表现时代，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都要有。二是要全面反映作者的面貌，一个作者的诗风是多方面的，如李商隐以绮丽著称，却也有《韩碑》这样的雄浑之作。 三是要全面反映名家、名篇和名句，有些作者不是名家，却也有传世之作。四是要反映不同读者的要求，即能雅俗共赏。 五是评注要全面反映作者和诗的优缺点、疑点。 达此要求，确属不易，差近的通行本有四种，兹简评如下。 《唐诗三百首》 相对全面，但编选比较保守 选者孙洙（蘅塘退士），乾隆十六年进士。自序选诗原则是代替通行的《千家诗》，选脍炙人口之作，作为家塾读本，确达到“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 共选77家，诗302首。以盛唐为主，达150首，尤以李白、杜甫、王维三家居多，选了98首，几达全书的1/3。 其次是田园派的孟浩然，边塞派的岑参、高适、三王（王昌龄、王翰、王之涣）。中唐则突出韦应物、刘长卿，在10首以上，白居易虽只选6首，但有《长恨歌》、《琵琶行》等长诗，亦见其重。 晚唐则以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为多。对于小家名篇如王湾《次北固山下》也曾顾及。 大致代表了唐诗概况。 该书最大的缺点是，正值乾隆文网密织时代，选者不能不谨小慎微。 故虽多选李杜，但不选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古风59首，白居易的《秦中吟》、皮日休的《正乐府》等讥讽时事之作，更不敢选了。此外受沈德潜影响，以雅正为宗，故冷峭的李贺诗，一首也不选。 清新婉畅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也未选，使这被闻一多盛赞“诗起六代之衰”的杰作，与读者失之交臂。 3.唐诗排行榜的评价方法作者采集了四个方面的数据：历代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的数据、20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选本方面，采集了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较大的70种唐诗选本为数据来源。其中，唐人选唐诗9种，宋金元人选唐诗8种，明人选唐诗5种，清人选唐诗11种，现当代人选唐诗37种。评点方面，以陈伯海先生主编的《唐诗汇评》为数据来源。20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依据《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和相关专题目录索引来统计。文学史方面，选取20世纪以来影响较大的9种文学史著作作为数据采集的来源。在最后的综合计算中，古代选本所占权重为30%，现当代选本所占权重为20%，历代评点所占权重为30%，研究论文所占权重为10%，文学史著作所占权重为10%。 每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加权求和。兹以X代表历代选本指标，P代表历代点评指标，L代表20世纪研究论文指标，W代表文学史指标，Z代表每首诗的综合得分。综合得分是以每项指标的标准值乘以各自的权重，然后求和。 以这种方法将相关数据输入计算机，计算机会自动计算出每首作品的综合分值。依据每首综合分值的大小排名，就得到了唐诗名篇排行榜。 排行榜虽然列出了每首诗歌的网络链接总数，但并未纳入计算，仅作为参考。 4.唐诗的具体发展过程唐诗学发展史是叙述唐诗学的学术研究历史，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只有在注意到与其相关的各种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描述其历史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释有关的文学现象.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是要将诗学与影响诗学发展的诸种社会文化因素作为一个整体，阐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诗学发展的综合影响.唐诗学发展史是叙述唐诗学的学术研究历史，从历代读者的阅读热情发展到历代文人对唐诗特质的自觉探求，这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具有特殊意蕴的文化现象.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它是中国古代诗学史研究的一部分.但要解释唐诗学的形成、特别是唐诗学能够成为一项热门的学术研究史，问题却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仅仅关心诗学本身是不够的.因为诗学现象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变革、文化传统、哲学思潮、学术思想、士人心态以及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会产生综合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术趋向和学术研究的方法.当我们研究唐诗学发展史时，不仅要理清唐诗学学术史的发展线索，而且应该揭示出唐诗学史得以建构的条件及其原因、解释唐诗学的发展何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历史面貌而不是其它状态.笔者认为，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只有在注意到与其相关的各种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描述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释有关的文学现象；因此，唐诗学发展史的研究，必须同时阐述上述那些非诗学因素与诗学发展的有机联系，并把它们看成是唐诗学史体系建构的一部分. 一、关于唐诗学的存在基础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唐诗历来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如今随便走到书店里逛逛，还总能看到这个热潮的余波.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有人挑选有关唐诗的普及读物或唐诗选本.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笔者在香港街角书店的一堆畅销书里，发现一种新印的《唐诗三百首》赫然躺在《求职指南》和《心灵鸡汤》之间.这对一个长期从事唐诗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多少会有一丝凄凉之感.但不管怎么说，目前的街景至少说明，唐诗依然存在，即使隐去时代背景，作为一种审美积淀，也已经和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了.说来也怪，中国人对唐诗的热情为何经久不衰呢？清人赵翼早就说过：“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待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注：《瓯北集》卷28，嘉庆寿考堂本.）赵翼的时代距离李杜的时代已逾千载，但当时的唐诗读者依然人数众多，赵瓯北有点不满，主张当代人可以创新，不必老是嚼李白和杜甫.可是这“各领风骚”的建议似乎并没多少响应，《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孙洙与赵翼是同时代的人，在今天，赵瓯北的“知名度”未必超过孙洙，而孙洙的出名可以说是沾了唐诗的光.唐诗普及的程度是中国“正统”文学中其它样式无与伦比的.历代的唐诗选本仅算现存的，也不下三五百种，所以，唐诗的各类总、合集的编选，安全可以称得上一门很热的“选学”；自宋以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许多人对唐诗的保存、刻印、注释，以及对唐诗的作者、艺术等问题花大气力来研究，这种学问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独立的文学现象，它本身的存在以及发展也构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当有学者提出“唐诗学”的概念，学界立即首肯了“唐诗学”以及“唐诗学史”的研究价值.唐诗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要归功于唐诗的魅力.后代的普通百姓把唐诗作为启蒙教材，把习唐诗看作是中国人基本文化素质的体现.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正是表现了中国人这种传统的需求.也许和文人发议论有点相似，人们说话的时候，喜欢引几句唐诗，“出口成章”，引用一句，胜说千言万语.唐诗，这朵千年以前盛开的奇芭，能不断地引起后人的观赏兴趣，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唐诗的语言，作为一种情感符号，它融进了全民族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人们对它的理解是超越时空的，不需要掌握详尽的时代历史背景.很多诗句甚至不用注释，只要是中国人，只要受到过中国文化的熏陶，都能心领神会.例如，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唐诗的语言仍是一种艺术语言，有着很强的艺术概括力，是相当凝练的语言.它既是全民族共同的语言，同时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水准，与一般的生活语言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唐诗的名句能在当代生活中继续作为交流的语言，传递信息.其次是共通的审美理想.唐诗的流传，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审美传统的稳定性有关.中国人追求含蓄、朦胧、沉稳的美，追求恬静、超脱的诗歌意境.与西方的审美特性不同，中国人更偏重于欣赏委婉曲折、含蓄深沉的艺术，讲究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和尺幅万里的浓缩，而总是不太喜欢一泻千里的铺张以及溢于言表的直抒情怀.例如，有人批评柳宗元《渔翁》的最后两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有蛇足之嫌.正是因为这两句恰恰点出了全诗所追求的境界——一种企求超脱的悟.诗学史上有过相当激烈的唐宋诗优劣之争，就是如何保持并平衡传统审美理想的反映.钱钟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 5.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唐诗,有哪些比较好的唐诗选本一，语言是诗歌的宝藏，诗歌是生活的现场。 中国的汉字作为世界现存极少数的表意文字，区别与世界其他语言根本的特点是语意的配合，这一特点，使它结构独特，灵活多变，颇多隐含，着重意念，其意合性、灵活性和简约性是其它语言所不能比拟的，这种语言契合我们身为中国人感性的、浪漫的，含蓄的思维方式，适合去抓住一些暗示、比喻和联想，而恰恰是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最好的体现了中国语言的独到幽微之处，所有文人几乎一半选集内容都是诗歌，甚至最直接的去测试一个人才华的方式就是写诗。可以说，古典诗歌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继承文化传统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代表着中国人内心最深处的精神气质。 二，《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又说“不学诗，无以言”。 诗歌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最古老的方式，不仅可以表达家国情怀，人文关怀，还可以抒发性灵，亲近自然，游记山水，以诗会友，等等等等唐诗不仅仅创作数量超过前代，诗人群体从贵族士大夫拓展到整个士人阶层，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李商隐，柳宗元，初唐四杰等等一大批群星灿烂的诗人，还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杰作诗篇。唐诗，蕴藉着大唐神韵，尽显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巅峰气象，浓缩了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所积累的文化精华，唐诗是诗歌发展的里程牌，也是世界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 三，《大美中文课之唐诗千八百首》选取唐诗 1800多首，加上评注引用，合计 2000 首左右。 6.古诗十九首有那些研究价值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一组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诗歌，它对魏晋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此后历代诗论家不断探求《古诗十九首》千古不朽的艺术魅力，或对它作画龙点睛式的评点；或写专书进行研究。他们的评论为《古诗十九首》罩上了美丽的光环，使其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获得高度赞誉的诗歌。承近代《古诗十九首》研究之余绪，20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在古诗文本的解读、研究资料的整理、研究内容的深化、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瞻目的研究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分三个阶段论述： 一、1900~1949年 如果说传统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或侧重于事理的诠释、出处的罗列、语词的探寻；或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揭示诗歌的内在意蕴；那么，本世纪前半期的诸多学者，从对《古诗十九首》的注释、解说、考证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入手，既注重“事象层面”的探求，又注重“意象层面”的开掘，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考辨中多有创获。 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一书，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作品产生的时代、艺术特色、各家之拟作等作了较为系统地研究。[1]这一时期，发表在期刊上的二十多篇论文，既对《古诗十九首》文本进行诠释、笺注、解说、考疑等，也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时代、表现的情感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初步地探讨。较具代表性的是徐中舒的《〈古诗十九首〉考》，他结合相关典籍及后人拟诗，严于考证，慎于论断，认为《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以后。[2]关于《明月皎夜光》一诗中“玉衡指孟冬”一句，因李善注引《淮南子》、《汉书》中“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汉之孟冬，今之七月”所引起的千余年的争论，金克木《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一文，寻绎诗意，查考星图，并引证天象，即景解文，认为“玉衡指孟冬”并不指月份及节候，而是说一日的时刻，他的这一说法，合乎天文的理论与实际，比较前人与时贤之说似乎较少牵强，从而动摇了《明月皎夜光》成诗于“太初改历以前西汉初年”的推论。[3] 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可以说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的著作。该书卷一“考证”对《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及其作者诸问题条分缕析，列出“枚乘、傅毅说”、“曹植、王粲说”、“张衡、蔡邕说”，认为这些都是传说推测之词，并无真凭实据，而不足为信。六朝以来至清人顾炎武、近人徐中舒等有关“东汉说”、“西汉说”的诸论点，理由不能充分成立，经逐一驳正后，他认为“两汉之说”最为可信。前人“《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的说法是对的。此说似已无大的争议；卷二“笺注”，每首诗在六臣注之后，列举了从“文选学”专著及《古诗源》、《古诗镜》等诗歌选本中精选出的评论《古诗十九首》的资料，层次清晰，方便研究者对读；卷三辑录了清代及近代学者刘履、张庚、吴淇等的著作和论文中对《古诗十九首》的解、说、评点资料；卷四“评论”辑录了自刘勰以来历代诗论家对《古诗十九首》精当的评语。这部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著作，是研究《古诗十九首》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书。[4] 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别开生面，他以新的学术眼光和审美情趣分析《古诗十九首》，在“注释”部分继承李善“释典”、“释事”的传统，“说明”部分揭示《古诗十九首》内在旨意，把诠释诗歌中的“典事”和阐发诗歌中的“意蕴”相结合，体现了新旧文学的融会贯通，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上，分析探求古诗的思想内涵及艺术特征，形成了既长于注解考证，又善于鉴赏批评的研究特色，成为后人研究的典范。[5] 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的学者，以笃实谨严的治学态度、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力，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集评笺注，评论鉴赏；或辨析资料，旁征博引；大都打破了旧学的“比兴说”、“君臣说”的模式，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不同研究手法的过渡。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初学古诗者指示了门径，为《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推向深入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7.《大美中文课之唐诗千八百首》的编辑特色独到的选取眼光是这套唐诗选本编辑最重要的特色。 与以往唐诗选本比较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数量充足，取舍适当，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以《全唐诗》为例子，收录现存的约5万首唐诗，数量太多，除非是专家学者，平常人一般难以卒读，最好作为收藏用。二，是唐诗选取有代表性，乾隆年间蘅塘退士以《唐诗别裁》为蓝本，编选《唐诗三百首》，收录唐诗 311 首，基数较小，占比 0.6%，脱漏的名篇佳作数不胜数，所选 311 首也就 200 多首可称为唐诗代表，其余皆在二三流之间，尤其是遗漏大量名作，当时来说，还算上佳，但是以现在的的眼光来看，似乎稍有缺憾。 三，是符合时代的阅读趋势，明朝杨肇祉，闵一栻编著的《唐诗艳逸品》四卷，每卷为一集，选取唐诗代表很不错，当时是字大行疏，朱墨套印，且繁体字，竖排版，如果不是专业的唐诗研究者，这本书恐怕很难消受。《大美中文课之唐诗千八百首》，不做白话翻译，不做作品赏析，编辑思路简洁清晰，博采众长，强力纠错，选编宗旨务实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