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 民劳 翻译与赏析翻译：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康。抚爱王畿众百姓，安定四方诸侯邦。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不善良。遏止暴虐与掠夺，怎不畏惧天朗朗。安抚远地使亲近，我王心定福安享。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休息。抚爱王畿众百姓，百姓安乐聚一起。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喧争事。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百姓太忧急。不要抛弃旧功劳，来为王家谋利益。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喘息。抚爱京师老百姓，安定四方诸侯地。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无法纪。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作恶太得意。恭敬庄重保威仪，亲近仁人与志士。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宁。抚爱王畿众百姓，使我百姓除心病。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有奸佞。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政事败难成。您虽是个年轻人，作用却大要认清。 百姓也已够辛苦，应该可以稍安定。抚爱王畿众百姓，国无残酷无酸辛。不要听从欺诈语，谨慎提防内乱生。遏止暴虐与掠夺，不使颠倒我国政。爱你大王如美玉，因此大声来谏诤。 赏析：《民劳》一诗，《毛诗序》以为“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笺云：“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刺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毛诗序》无误。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凫鹥》、《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姚际恒评曰：“开口说民劳，便已凄楚；‘汔可小康’，亦安于时运而不敢过望之辞。曰‘可’者，又见唯此时可为，他日恐将不及也，亦危之之词。”（《诗经通论》）很能抓住要害。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陈子展说：“盖诗人已豫见厉王溃灭，故不觉其言之丁宁而沉痛也。”（《诗经直解》）诚然。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钟惺是这样解释的：“未有不媚王而能虐民者，此等机局，宜参透之。”（《评点诗经》）但比他更早，严粲就这样分析过：“无良、惛怓、罔极、丑厉、缱绻，皆极小人之情状，而总之以诡随。盖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诡随入之，其终无所不至，孔子所谓佞人殆也。”（《诗缉》）其实，说穿了，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2.结合作品分析《诗经》语言特色《诗经》语言的特点 《诗经》之所以能够被孔子确定为语言学习的教科书，并流传至今，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诗经》是典范的先秦汉语作品，有着非常显著的语言特点. 能准确反映诗意的丰富的单音词与甲骨文时代的语言状况不同，周代的语言发展相对完善，用以表达丰富思想的语词已经基本产生，《诗经》就是典型的代表.据杨公骥先生统计，《诗经》中共使用了2949个单字，如果按字义计算，大约有3900个单音词（《中国文学》2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些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从天象、动植物到饮食、服饰，以及表达思想情感的动词、形容词.因此，后来学者多以《诗经》为依据研究古代名物，有所谓的“《诗经》博物学”.对《诗经》所记载的动植物的研究比较有成就并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是三国时吴人陆机，其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提到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著作.此后，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据近人胡朴安研究，《诗经》计有草名105个、木名75个、鸟名39个、兽名67个、昆虫名29个、鱼名20个、各类器物名300多个（《诗经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 如古代天象星宿，在周代逐渐形成一套系统，其中见于《诗经》的有“火（心）”、“箕”、“斗”、“定（室、壁）”、“昴”、“毕”、“参”、“牵牛”、“织女”等名称.此外《诗经》还有关于银河的记载：“维天有汉（毛传：汉，天河也），鉴也有光.”（《小雅·大东》）周代的农作物名称比较完备，《诗经》对此也有集中反映.如“禾、秬、秠、菽、麦、糜、芑、瓜、瓞”等见于《大雅·生民》；“瓜、瓞”等见于《大雅·绵》；见于其他诗的还有“百谷、稻、粱、黍、稷、粟、穋、稙、穉、藿、稌、来牟、苎、苴、瓠、壶、匏、果臝、葵、韭、芹、葱”等农作物名称. 为了表达人的各种动作行为的情态，《诗经》对人的动作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表示手的不同动作，就有“流、采、芼、掇、提、握、拾、投、携、抱、抽、拔、捣”等词. 《诗经》的句首、句中、句尾还经常运用一些语气词，如“之”、“乎”、“者”、“也”、“而”、“矣”、“焉”、“哉”、“兮”、“只”、“思”、“斯”等.这些语气词的运用摹写了诗人的说话语气，加强了诗的语义表达，有的凑成音节，使诗句整齐，韵律和谐.如《大雅·生民》第三章连续使用两个“矣”字，《大雅·绵》第七章最后几句连续使用四个“矣”字，《大雅·大明》第四章句中连续使用三个“之”字，读来颇有韵味.《诗经》中使用的这些语气词，后来一直被人们写诗作文所沿用.如宋洪迈所言：“毛诗所用助语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容斋随笔》五集）可以说，古代文献中使用的最基本的单音词词汇在《诗经》中已经基本齐备了. 颇具特色的复音词在《诗经》的时代，汉语复音词还不是很发达，这一时期依然以单音词为主，但从《诗经》的词汇运用状况来看，复音词已占有一定的比例.据向熹《诗经词典》的统计，复音词大约有1000个.这些复音词大多是在单音词的基础上构成的，包括了汉语复音词的种种情况：合成词、单纯复音词、重言词.《诗经》中的合成词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有，占据了复音词的相当一部分，这些词也大多被后来文献所继承.如“天子、君子、农夫、武夫、先王、先君、先人、公子、爪牙、宾客、家人、良人、淑女、美人、征伐、逃亡、反复、安息、从事、伤悲、忧伤、劳苦、光明”等等.《诗经》复音词中最为人们所称道、对后来文人创作影响较大的是读来琅琅上口、颇具韵律感的重言词以及单纯复音词.据夏传才研究统计，《诗经》三分之二的篇章使用了重言叠字，计有646次，涉及198篇（《诗经语言艺术新编》56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大量使用重言叠字，以增强诗的形象性、音乐性，更好地写景状物、绘声绘色地传情达意，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突出特征.《诗经》复音词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丰富的联绵词的使用.联绵词是由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词素、一般不能拆开来解释的词，这类词在声音上往往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在诗句中使用一定数量的联绵词，可以增强诗的音乐性，加强诗的感染力.《诗经》中的联绵词可以分为：（1）双声类.爱而不见，搔首踯蹰（《邶风·静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周南·关雎》）.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2）叠韵类.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唐风·绸缪》）.尔公尔侯，逸豫无期（《小雅·白驹》）.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羔羊》）.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陈风·东门之枌》）.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豳风·七月》）.（3）双声兼叠韵类.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伊威在室，蟏蛸在户（《豳风·东山》）.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大雅·民劳》）.优游尔休矣（《大雅·卷阿》）.这一特有的《诗经》语言，对后来的诗赋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清洪亮吉所说： 三百篇无一篇非双声叠韵.降及《楚辞》与渊、云、枚、马之作，以迄《三都》《两京》诸赋，无不尽然。 3.中国这个词究竟出自什么年代的阿汉语“中国”一词，最早指天下的“中心”——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中国以外称为四夷.在汉人心目中，其直接统治地区是为中国本土，其周围四夷均为臣属之地，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中国”这一名称始于周朝.但最初“中国”并不是指国家，而是指国都.古代学者认为，帝王之所即为“中”，所建的城邑就是“中国”.至于把华夏民族的居住地和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国”，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 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 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 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当然，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今天“中国”的范围.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全国解放以后，也把“中国”作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