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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与宋代诗学

1.唐诗与宋诗有何异同

诗分唐宋,有两层含义,一指朝代,一指风格。

当然,风格与时代有关。不过,唐诗有下开宋调者,如韩愈、孟郊诗派以及杜甫夔州以后的诗;宋诗也有嗣响唐音者,如宋初的白体与西昆体。

而且唐诗有初、盛、中、晚之分,宋诗也有江西、永嘉之别。然而就大体说,唐、宋诗的风格颇有不同。

这种差别一直延续到近代。唐以后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没有超出唐、宋两大派别以外的。

(二) 缪钺的《诗词散论·论宋诗》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其言甚为允当。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

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它只是写西望洞庭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既无诗眼可言,又无摘句可得,读来却觉酝藉空灵,情在景中,确是天生好言语。

这就是以韵取胜。再看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之一: 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

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前三句所写是湖中景致以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情不由己,欲买舟一游,旁人方始明白:此非真景,原来是画。

前三句是烘托,是作势,目的是逼出最后一句。可见此诗颇费匠心,深折透辟。

这就是以意胜。 唐诗既重韵致,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于景中。

如李白〈〈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纯是写景,并无深意,然而诗人洒脱高远之致,读者自能从诗中体会。这便是严羽〈〈沧浪诗话〉〉所谓“不理涉路,不落言诠”,其美全在情辞。

同是写出庐山,苏轼〈〈题西林壁〉〉便不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前二句还是在写景,后二句却纯是议论。然而正因有此议论,庐山峰回路转之状读者反倒能充分领略。

可说是虚中见实。赵翼评论曰:“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闻出色。

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也就是说,此诗有意与前人异,透过一层说,不犯正位,务求出奇制胜,与前诗比较,意思远为深刻,完全以气骨见长,然而情辞之丰赡则明显不如。

东坡此诗意义不止在此,从中还可以领悟深刻的道理。这也是宋诗特色——富理趣。

当然唐诗也富理趣,如王维《酬张少府》: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在南宗禅看来,自性本自清净,此心若静,何来穷通?王维所阐发的即是此理。然而他只是叙事写情,松风山月,解带弹琴,皆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

寓理于景,意余于词,这是唐诗言理的特色。再看黄庭坚的>之一: 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

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

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 此诗大意是: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自性本净,何须多虑?斌老有见于此,以新诗排闷,终能得意忘言。

知喜与嗔同出一性,犹如莲花与淤泥共在一池,便能心源澄澈,与晚色幽香共静。二诗含义一致,然而黄诗写远为曲折,说理更为透辟。

不过,言尽句中,含蓄之致也就稍逊了。这便是宋诗言理的特色了。

说理如此,写景亦然。唐诗如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有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 此诗虽繁音促节,极尽描摹之能事,然而款款道来,数次变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如苏轼>: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水生千涡。

…… 此诗效仿韩愈>的比喻手法,一气喷出,令人应接不暇。中间不换韵脚,更有直下之势。

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而有之。写作技巧较岑诗大有进步。

但是如急流下注,不免急迫,失却了唐诗的雍容之态。 不仅章法,宋诗句法也大变唐诗之旧。

如杨万里的“雁来野鸭却惊起,我与舟人俱仰看”一联(>),陈石遗评曰:“三、四似不对,而实无字不对。流水句似此,方非趁笔。”

(>)不仅两句一气呵成,而且单看上句,是极难猜出下句的。这种句法不见于唐诗,也是宋诗技巧进步之处。

又如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黄庭坚“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那可持。”

(>)、“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或以活法用典,或以文入诗,奇警深折,其境界为唐所无。不过,唐诗中高远清华、雄浑丰腴之句,如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郡邑浮前曲浦,波澜动远空。”(>),李白“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之类,宋诗中也罕见。

宋诗音调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为最甚,如“人言九事八为律,傥有江船吾欲东”(。

2.宋代古诗的特点与唐代古诗的特点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域都会有流行色存在。

它的色彩组合均有其传统文化渊源并符合大众审美习惯。所谓崇尚时尚,不仅仅在当代、而是古而有之。

宋代人争戴苏东坡式的高顶乌纱帽;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额前贴的梅花装饰引起社会效应,造成“六宫争肯学梅妆”。不难看出,古代的男人与女人在赶时髦方面并不比今人差。

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此评论:“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近远……”。说明某种色彩组合的流行一时在各朝各代都曾经出现过。

纵观历史,唐宋两朝在经济、文化、诗歌、绘画等方面均处于发展繁荣时期。仅从诗词看,现存唐诗四万八千首,作者两千余人。

宋词两万首,作者一千余人。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传统色彩理论及流行色组合、流布情况。

唐宋诗词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被读者认可,必须 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审美要求,而不少读者也正是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信息掌握流行色。 从大量的唐代诗词中,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唐代的流行色是紫+黄,一个间色一个原色。

唐代以赭黄袍为常服,亲王及三品色用紫,五品色用朱,六品色用黄。有功者亦赏朱紫之服。

举一典型例证:“紫蝶黄蜂俱有情”。唐人之所以有情于紫+黄,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紫色安定而华美,黄色贵重而明快,紫+黄互为对比色更加显得富丽堂皇。这与唐朝是中国历朝中各方面发展鼎盛,并且长期处于国强民安的历史时期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富足的唐人以此为流行色。关于对紫色的好恶可以说是很有历史性的。

自从古罗马人从海洋中一种软体动物内提取出“帝王紫”后,王公贵族独占了紫色,一时价等白银。古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从紫色中诞生的人”。

而恰恰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中国孔圣人则极力贬斥紫色,“恶紫之夺朱也”。“五色之疵,惑人之物”。

但汉以后人们逐渐对紫色产生好感,直至唐代成为流行色主导色。从唐诗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紫+黄的描写:“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命席紫蓝芳,万乘飞黄马”、“甲光向日金鳞开,塞上胭脂凝夜紫”、“金章紫绶千余骑”、“黄花紫菊傍篱落”、“黄蜂紫蝶两参差”、“争赏街西紫牡丹”、“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在当时穿用流行色方面肯定起着领导时代新潮流的作用。有记载说她:“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曰:黄裙逐水流。”

而她的头上也装饰着相当贵重的丽水镇库紫磨金步摇。紫+黄(金)这一组流行色也被皇家看重,亲王及三品以上服紫衫,而穿绿者均为六七品小吏。

唐代官阶的一个特殊尊荣标志是挂金鱼袋,称“三品衣紫饰金鱼袋”。唐诗中常见“紫袍金带不须夸”、“犀带金鱼束紫袍”等句。

唐代著名的几位书法家都获“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的称号。其他人士喜穿紫色服装的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内人宜着紫衣裳”、“紫绮为上襦”、“御前新赐紫罗襦”、“青溪道士紫霞衣”、“谢家新染紫罗囊”。

据记载,唐人对流行色显得尤其热忱,似乎满眼皆紫色。对紫+黄流行色的传布若读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诗“借问吹萧向紫烟……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娼家日暮紫罗裙……青虬紫燕坐春风。”

便可发现一首唐诗竟多处描写紫与黄色,诗人分明在为流行色的流布推波助澜。 唐代除紫+黄为流行色主导色外,还有一组辅助色。

以唐诗“红光紫气俱赫然”为证,同类对比色紫+红是唐代第二组流行色。这是一个间色+一个原色,十分协调。

此类描写还有:“百般红紫斗芳菲”、“红星乱紫烟”、“雾色澄鲜壑映红,归庙片云衔紫电”、“紫袖红弦明月中”、“紫袖握蝉声欲绝,红巾扑蝶势潜高”、“头盘红缕髻,身著紫罗衣”、“村边紫豆……岸上红梨”、“缠红结紫畏风吹”、“紫艳红苞价不同”、“访紫寻红少在家”、“新红旧紫不相宜”、“春红秋紫绕池台”、“红莲幕下紫犁新”、“紫菊丛丛色,红蕉叶叶声”等等。有几句诗很写实地记录着当时杜会上这组流行色普及的程度,“佩服上色紫与绯”、“朝班尽说人宜紫,洞府应无鹤着绯”、“白衫裁袖本教宽,朱紫由来亦一般”,紫+红有人说“不爱”,恐怕是文人清高的一种酸气,并非多数人不喜欢,因为“亦一般”正说明太流行了。

还有一首唐诗“紫云楼衅金丝发,红杏园中玉辇香”,诗品未必很高,但首句紫+黄是唐代流行色主打色,上下句对仗的紫+红,又记载着那第二组流行色的存在。 对宋代流行色的判断可以分析宋代诗词的内容,其明确指出了当时人们喜欢的流行色是红+绿,一个原色一个间色。

典型例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还有一句流行至今的宋词名句“绿柳烟外晓春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作者宋祁官至工部尚书,名句一出即为当时人们喜爱,所以索性称他“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以上宋代诗词的内容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词中表述的红+绿这组流行色的认可。

读过诗词的人都知道,对仗工整严格是古典诗词重要的艺术特色,因此也恰恰为诗词中描写色彩对比的准确科学体现了规范要求。苏轼老夫子的“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

3.唐诗和宋诗创作风格的异同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唐诗、宋诗(词)作为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灿烂着中国的文化领域,同时,又备受文人们的争议,从诗歌的写作背景,到诗歌的谋篇结构、锤词炼句、修辞用典,都是人们热爱和攻击的目标。

抛开思想观念及出发点的考虑,见仁见智,针对诗歌本身的争论毕竟是有益于诗歌自身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毅先生的《20世纪唐诗宋诗之争》,不仅综合、罗列了别人的观点,更明白无误地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不卑不亢

愿读者能于其中受益 唐宋诗之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学唐与宗宋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在古典诗歌创作当中是向唐人学习还是向宋人学习。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古代,特别是宋代就开始了,一直到清代,一直到近代。

这在当时学诗的人当中,是有着很现实的实际意义的。 历代的唐宋诗之争,或者是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说唐诗好不好的问题。

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唐以后的古典诗歌宋诗是不是也有存在的必要、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来看,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前两位诗人是唐诗的代表,后两位诗人是宋诗的代表。

实际上,宋诗是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另外的一种典范,所以宋以后学习诗歌创作的人,不是入于唐,就是出于宋,没有其它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最后涉及的问题,就是说宋诗是不是也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 陈衍实际上是“同光体”宋诗派的在理论上和创作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几点内容对我们后来的宋诗研究都影响很大。

比如说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三元说”。“三元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三元”:一个是“开元”。

开元十五年左右,是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声律与风骨兼备”,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高峰;另外一个是“元和”。“元和”实际指的是中唐,就是白居易、元稹,还有韩愈,还有孟郊,“韩孟诗派”。

有一句话叫“诗到元和体变新”,它出现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元和诗歌的发展、对后来的宋诗都有影响;宋诗发展的高峰是北宋的元佑时期,就是苏、黄为代表的“元佑”,也就是“三元说”中的第三个“元”。“三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三元”当中,“元和”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衍提出的第二点很有影响的观点是,他主张“学人之诗”。唐诗是“诗人之诗”,而宋诗是“学人之诗”,这个“学人”就是学者。

这一点,也是宋代的作家和唐代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到宋代作家的人文修养、文化修养,甚至包括艺术修养,都高过了唐人,归结到一点,就是宋代诗人的学养是比较丰富的。

我们现在有的人提倡作家的学者化,其实早在宋代作家就已经是学者化了。学者化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就是理性的、理智的东西太强了,这样往往会抹杀掉一些诗意的东西。陈衍看到了这方面,所以他主张诗歌创作,最好是要把“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合二为一。

陈衍还有一个观点,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关于宋诗的精华在什么地方。过去对宋人的评价,都是以苏东坡作为宋诗的代表的。

而苏东坡的主要成绩是他的古体诗,古体诗当中又主要体现为以文为诗——诗歌创作的散文化。所以,更多地认为宋诗写得好的是古体,特别是“七古”,它的精华部分是在那一部分里面。

但是陈衍提出来——他在《宋诗精华录》里面认为,宋诗的精华不在古体诗而在近体诗。根据他的说法,真正能成为宋诗的代表的,最典型的应该是黄庭坚,应该是陈师道。

他的这种观点就认为宋诗的发展如果要说以之为诗,可以说是从欧阳修开始,然后到苏东坡达到顶峰。如果是从近体诗歌的创作来说,应该是宋诗在近体诗创作当中,也自有自己的特色;而自己的特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王安石开始到黄庭坚完成的。

后来的朱自清、程千帆一直到钱钟书先生,他们对宋诗的看法大体上、总体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涤受陈衍的影响。当时和陈衍有一个直接对抗的是柳亚子,柳亚子的南社。

南社就是主张诗学盛唐。实际主张诗歌创作学习唐人并不是从南社开始的,明人学唐有句口号叫“诗必盛唐”,诗歌就是盛唐的好。

另外,有个问题我再提一下,因为涉及宋人是否懂形象思维的问题。对宋诗的讨论,不论是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人对于宋诗的说法来展开的。

严羽《沧浪诗话》当中提到宋诗的时候,他认为(严羽也是宋代的人)本朝人是以文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那么这三个方面就被认为是宋诗的特征。《沧浪诗话》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提倡“别材”“别趣”,提倡“妙悟”,提倡“兴趣”。

“妙悟”和“兴趣”,就是指的诗歌创作应该靠直觉,诗歌应该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应该有神韵。用这两条来衡量,唐人的诗歌是最符合他这个标准的,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唐人,以盛唐为法;而对宋代的诗歌,他讲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就是对宋诗的批评。

把严羽对宋诗的批评作为宋诗的特点来看待是否妥当,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4.以宋词为例谈谈宋代文学成就

我个人认为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他们所能做的,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

5.什么朝代以后人们把唐诗选本作为少儿的或者作为初学者的读书启蒙读

宋朝。《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上有论述。

南宋诗坛出于对“江西”流弊的反思,在师法对象上逐渐将目光投向晚唐,由此开启了南宋以来的“宗唐”之风,掀起了唐诗编选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在整体观照南宋诗学流变与唐诗编选的视野下,对存世的五种南宋唐诗选本——《唐诗绝句》、《众妙集》、《二妙集》、《唐诗三体家法》、《唐僧弘秀集》,做了细密的个案研究。

从南宋唐诗选本与南宋诗歌创作、批评互动的角度入手,探讨选本的编选倾向及其与选家、诗坛的诗学观念、诗歌风貌间的联系,阐明选本的诗史意义。

同时,也注意掘发南宋唐诗选本在唐诗研究史上的价值和贡献。通过选本研究,本书对姚贾诗派的确认、“江湖”诗风的成因、南宋“宗唐”诗学的流变等问题,进行了扎实可信、富有新意的论述。

扩展资料:

自宋以来,唐诗选本在各类私塾教育体系中已成为必修课程与启蒙教材,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遗产与公共资源,对于建构民族共同意识与文化认同感作用甚大。

唯因如此,这类教材不仅具有诗学教育作用,还有着传承文化传统与道德教育的功能。元初北方的元好问《唐诗鼓吹》、南方的谢枋得《二泉精选唐诗绝句解》之流行,就反映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胡氏之解未必有精深的诗学思想,但是他以解读唐诗的方式抒发遗民之情绪,叹息时代的急变,表达理学的思考,正说明元代私塾中的唐诗教育已发挥了这种特殊的文化功能,因此,同样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

6.唐代诗最繁荣,宋代词最兴盛,文学上有什么之

.唐代的诗最繁荣,宋代的词最兴盛,所以文学史上有唐诗 宋词之称.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宋代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宋代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唐代的诗人多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大臣个个是词人,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著名词人,女词人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使宋词得以佳篇迭出,影响久远。

7.宋代诗歌出现变化的原因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宋代诗歌依时间先后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时期。虽然其成就不如唐诗﹐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六个时期分别为:沿袭期、复古期、革新期、凝定期、中兴期、飘零期等。

唐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据了最光彩的一页。宋诗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宋诗和唐诗相比,也有创作风格的不同。

(1)唐诗善于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的方式出之,以情韵取胜;宋诗则多喜说理,尚议论,以理趣见长。

(2)唐诗多以强烈的激情去感受现实生活,重视生活感受的直接抒发和描写,显得浑厚博大;宋诗多以冷静

的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以方学为诗”比较喜欢用典,书卷气较浓,显得委曲精深。

(3)唐诗语言流丽;宋诗则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诗中,结构手段,叙述方法和语言风格具有散文化倾向。——常识文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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