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是如何运用的下面就讲得很详细，也有实例：赋 赋，是与比兴并称的古代诗歌的基本手法.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 赋比兴是我国三种传统的手法，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2.、《诗经》的“赋比兴”指什么”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三种表现手法。 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现在的排比。 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比：类比，比喻。 （这里有两种说法，分别是类比和比喻。而在“比兴”中，“比”为“比喻”之意。） 如：《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 相当于现在的象征，以情寓于象中。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3.急“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2]很明显，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是指什么，则没有说明。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 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至今也没有定论。 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一、三种不同角度的解说 政治的解说。如汉代的“比刺兴美”说。 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3]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 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 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 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解说。 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4]赞成此说的人最多。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 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 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详下） 文学的解说。 最值得重视的解说。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 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这里先简单介绍钟嵘、李仲蒙的说法，然后再回过来重点阐述刘勰的说法以及徐复观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 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 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的解说。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是十分有意义的。 钟嵘对“兴” 的这种解说影响很大，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 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也很有意义，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5]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 “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 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要求。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 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这。 4.举例分析诗经中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 说行天下：小说网站上千个，总有一个适合您. 说行天下。 5.诗经中赋比兴三种手法哪种运用的最少问题《诗经》中赋比兴三种手法哪种运用的最少？ 答案：兴这种手法运用的最少。 一般来说，诗中赋比兴兼用，词中比兴多于赋，曲中赋比多于兴。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