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举例《诗经》的研究概况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 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 《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 《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现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其中，部分诗歌曾有人考证其作者，有臆断者，有有理有据者，不过不很重要。至于《诗经》编撰者，有以为周公者，现在看来无法成立。 另有孔子删诗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 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时，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 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 是西畿正音。《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诗经》作品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的一部分，北到河北省西南，东到山东，南到江汉流域。 成书过程《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姬旦所作。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的说法：王官采诗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孔子删诗 这种说法见于《史记》，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 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体例分类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 “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风、雅、颂《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风”本是乐曲的统称。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 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 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 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 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 《雅》共105篇，分为《大雅》 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 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 但是没有情诗。《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 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认为可能是西周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则认为是春秋以前宋国的作品。 赋、比、兴“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 “比”是打比方，用一个事物比喻另一个事物。“兴”是从一个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 毛诗序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四家。一是鲁国人申公，一是齐国人辕固，一是燕国人韩婴。 但是这三家著作除《韩诗外传》，都已不存。另外一家就是毛诗。 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现存的毛诗每篇。 2.诗经女性分析研究现状有很多研究现状的，不过都是论文形式的， .cn/Article/CJFDTotal-KJXI200804146.htm .cn/Article/CJFDTotal-YWXK200716025.htm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就像一部周族从后稷到春秋中叶的发展史。 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它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诗经》分为风 雅 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是最贴近人民生活的。在《国风》中有《硕鼠》之类的讽刺统治者的诗，也有《七月》等描写人民劳动生活的诗，但是，风诗中特别多的是爱情诗，这些诗是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的，在这些诗所描写的恋爱 婚姻 家庭生活中展现出的女性形象是真实自然 丰富多彩的。 〈一〉纯真热情的女性形象 《诗经》中的感情用“思无邪”来表达是再恰当不过的。在周代尚未受到封建礼教的毒害时，男女之间的恋爱与婚姻是无拘无束 洒脱自然的。 《周礼》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又有：“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虽未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虽未备，年期既满，则不待礼会而行之。” 由此看来，在那个时候，男女之间非但不受“授受不亲”的束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男女婚配，于是在《诗经》中就有了《摽有梅》中的女主角。“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过了婚配年龄的女子可以说是迫切地想得到一个满意的心上人，希望那个合适的男子可以马上到她的身边来，其真挚与坦诚跃然纸上。青春易逝 红颜易老，不禁让人想起唐代杜秋娘所唱的：“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另外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诗经 褰裳》中那个戏谑情人的活泼甚至泼辣的女子，她站在河这边对着河那岸的情人大喊：“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挑逗着他涉过河水来看她，甚至说出“你不想着我，有的是别人”的话来，生动形象的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个使小性子的女孩子，真是可爱极了！还有那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静女，那个躲在城边看着她的心上人等她等到“搔首踟蹰”，最后突然带着礼物跳出来的美丽又调皮的女孩子，等着这样的女子，恐怕再长时间的等待也是值得的了。 〈二〉怯弱胆小的女性形象 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能不顾世间言语，热情奔放的，羞怯本是女子的天性。心中思念着那个拨动自己心弦的人，却不敢说出来让他知道。 最典型的莫过于《将仲子》中的那个女孩子了，“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害怕父母之言，害怕兄长之言，害怕他人之言，与情人相爱却不得不因此断绝思念。还有那个住在心上人隔壁却只敢埋怨“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诗经郑风东门之墠》）的女子，她们即使得到了男子的爱，即使思念地“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也绝不会去找他，只是不断地想着“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纵我不往，子宁不来？”（《诗经郑风子衿》）短短的几句话呈现给我们了一个个矜持 娇羞的女子形象。 〈三〉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 《诗经》中有处在恋爱期的女孩子，也有在家中服侍丈夫 照看子女的妇女。 她们中有的家庭幸福 婚姻美满；有的却面临着战争，与丈夫分离；有的甚至生死两茫茫。但是不同境遇的背后是一样的温柔，一样的坚贞，一样的贤良淑德。 每个女孩都渴望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良好归宿，“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诗经周南桃夭》）在出嫁时总是欢天喜地，心中怀着对以后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想着要做个好的媳妇，做个好的妻子。嫁入好的家中是会幸福，听见鸡鸣时那对夫妇的对话了吗？“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夫妻生活和谐如琴瑟偕鸣，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能和自己的丈夫朝夕相对是幸福的，但是仍有很多女子承受着与丈夫的分离，有人说：“战争远离妇女。” 与此同时却是无数独对空房 思念良人的女子，“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在家劳作的妇女，做完一天的工作后，看见家禽都回到了家中，怎能不想起在外服役的丈夫呢？想着丈夫何时能回家，想着丈夫是否吃饱穿暖，想着能否和丈夫平安团圆。 当时的奴役是很苦的，男子离家在外，女子思家在内，“首如飞蓬”“甘心首疾”，不是没有膏沐，只是打扮得再漂亮也没有人欣赏罢了，所谓女为悦己者容，这是一份没有言语的温柔。在外征战的丈夫还会回来，然而生死相隔，叫人怎能不肝肠寸断？想着那可心的人儿离己远去再也不会回来，想着他无人陪伴只能“独处”“独息”“独旦”，就只盼望着“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诗经唐风葛生》）既然不能在世间与他常相厮守，就在地下与其相合吧！ 〈四〉悲惋凄凉的女性形象 “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不是所有心怀温情的女子都能得到应有的温情，总是会有痴情的女子却遇人不淑。“宴尔新婚，不我屑以。” 3.专家您好 请问下我国学术界现在对诗经中怨刺诗的研究现状大体是什么："雅诗"中的讽喻怨刺诗产生在"王道衰"，"周室大坏"的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年到平王东迁的时期.讽喻怨刺诗也像政治颂美诗一样，其作者属于贵族阶层中的"公卿烈士".作为本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他们很不幸地生活于末世与乱世之时，这使他们不但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还不得不同社会上一切腐朽现象做斗争，同时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各种挫折和不幸，于是，他们作诗的目的也不得不因时代条件的变化由颂美而转向讽喻和怨刺.这些诗从内容上看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其二是对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这些诗主要见于二雅，《大雅》中的《民劳》，《板》；《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这两类诗在内容上又有其共同性.即表现了那一时期的卿士大夫们的忧患意识和忧患之情.。 4.诗经中的怨刺诗 的研究现状大概是什么样的 谢谢讽喻怨刺诗的内容：一、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二、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 讽喻精神的实质：忧患意识和忧生之情 这一章我们把重点放在讽喻怨刺诗上，这些诗从内容上看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如《板》、《桑柔》；二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十月之交》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两类诗表现情感虽有不同，精神实质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忧患意识和忧生之情。 讽喻诗人的精神品格：一、忧国忧民的情怀，二、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 讽喻怨刺诗的作者被称为讽喻诗人，他们是周代贵族中 的优秀分子，他们的精神品格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忧国忧民的情怀，第二是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 《诗经》讽喻怨刺诗所体现的讽喻精神、讽喻诗人的这种精神品格对后世的作家、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屈原和杜甫就都继承了这种传统。 你想问什么 刚才网上贴来的 不会叫我写吧 没那么多时间 提两句啊 诗经的文章多源于民间的 所以写的讽喻怨刺诗很多 有个叫 硕鼠的就是把 讽刺的地主压迫 谈到论文是要研究的目的 还是要从历史的价值谈起 好多作品能反映一个时期的风土人情 文化底蕴 至于现今的研究情况 。。 确实不知道 没研究过 5.结合作品分析《诗经》语言特色《诗经》语言的特点 《诗经》之所以能够被孔子确定为语言学习的教科书，并流传至今，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诗经》是典范的先秦汉语作品，有着非常显著的语言特点. 能准确反映诗意的丰富的单音词与甲骨文时代的语言状况不同，周代的语言发展相对完善，用以表达丰富思想的语词已经基本产生，《诗经》就是典型的代表.据杨公骥先生统计，《诗经》中共使用了2949个单字，如果按字义计算，大约有3900个单音词（《中国文学》2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些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从天象、动植物到饮食、服饰，以及表达思想情感的动词、形容词.因此，后来学者多以《诗经》为依据研究古代名物，有所谓的“《诗经》博物学”.对《诗经》所记载的动植物的研究比较有成就并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是三国时吴人陆机，其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提到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著作.此后，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据近人胡朴安研究，《诗经》计有草名105个、木名75个、鸟名39个、兽名67个、昆虫名29个、鱼名20个、各类器物名300多个（《诗经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 如古代天象星宿，在周代逐渐形成一套系统，其中见于《诗经》的有“火（心）”、“箕”、“斗”、“定（室、壁）”、“昴”、“毕”、“参”、“牵牛”、“织女”等名称.此外《诗经》还有关于银河的记载：“维天有汉（毛传：汉，天河也），鉴也有光.”（《小雅·大东》）周代的农作物名称比较完备，《诗经》对此也有集中反映.如“禾、秬、秠、菽、麦、糜、芑、瓜、瓞”等见于《大雅·生民》；“瓜、瓞”等见于《大雅·绵》；见于其他诗的还有“百谷、稻、粱、黍、稷、粟、穋、稙、穉、藿、稌、来牟、苎、苴、瓠、壶、匏、果臝、葵、韭、芹、葱”等农作物名称. 为了表达人的各种动作行为的情态，《诗经》对人的动作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表示手的不同动作，就有“流、采、芼、掇、提、握、拾、投、携、抱、抽、拔、捣”等词. 《诗经》的句首、句中、句尾还经常运用一些语气词，如“之”、“乎”、“者”、“也”、“而”、“矣”、“焉”、“哉”、“兮”、“只”、“思”、“斯”等.这些语气词的运用摹写了诗人的说话语气，加强了诗的语义表达，有的凑成音节，使诗句整齐，韵律和谐.如《大雅·生民》第三章连续使用两个“矣”字，《大雅·绵》第七章最后几句连续使用四个“矣”字，《大雅·大明》第四章句中连续使用三个“之”字，读来颇有韵味.《诗经》中使用的这些语气词，后来一直被人们写诗作文所沿用.如宋洪迈所言：“毛诗所用助语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容斋随笔》五集）可以说，古代文献中使用的最基本的单音词词汇在《诗经》中已经基本齐备了. 颇具特色的复音词在《诗经》的时代，汉语复音词还不是很发达，这一时期依然以单音词为主，但从《诗经》的词汇运用状况来看，复音词已占有一定的比例.据向熹《诗经词典》的统计，复音词大约有1000个.这些复音词大多是在单音词的基础上构成的，包括了汉语复音词的种种情况：合成词、单纯复音词、重言词.《诗经》中的合成词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有，占据了复音词的相当一部分，这些词也大多被后来文献所继承.如“天子、君子、农夫、武夫、先王、先君、先人、公子、爪牙、宾客、家人、良人、淑女、美人、征伐、逃亡、反复、安息、从事、伤悲、忧伤、劳苦、光明”等等.《诗经》复音词中最为人们所称道、对后来文人创作影响较大的是读来琅琅上口、颇具韵律感的重言词以及单纯复音词.据夏传才研究统计，《诗经》三分之二的篇章使用了重言叠字，计有646次，涉及198篇（《诗经语言艺术新编》56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大量使用重言叠字，以增强诗的形象性、音乐性，更好地写景状物、绘声绘色地传情达意，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突出特征.《诗经》复音词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丰富的联绵词的使用.联绵词是由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词素、一般不能拆开来解释的词，这类词在声音上往往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在诗句中使用一定数量的联绵词，可以增强诗的音乐性，加强诗的感染力.《诗经》中的联绵词可以分为：（1）双声类.爱而不见，搔首踯蹰（《邶风·静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周南·关雎》）.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2）叠韵类.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唐风·绸缪》）.尔公尔侯，逸豫无期（《小雅·白驹》）.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羔羊》）.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陈风·东门之枌》）.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豳风·七月》）.（3）双声兼叠韵类.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伊威在室，蟏蛸在户（《豳风·东山》）.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大雅·民劳》）.优游尔休矣（《大雅·卷阿》）.这一特有的《诗经》语言，对后来的诗赋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清洪亮吉所说： 三百篇无一篇非双声叠韵.降及《楚辞》与渊、云、枚、马之作，以迄《三都》《两京》诸赋，无不尽然。 6.古典诗词吟诵研究现状如何国家文化部有下属中华诗词吟诵研究会。 一年一度的武汉大学古典诗词吟诵会已成为武汉大学甚至武汉地区高校古典诗词爱好者的一件盛事.王兆鹏 老师，湖北省诗词学会理事、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 臧春艳 老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中华老师等众多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武汉的何国瑞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苏者聪主攻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夫妇俩都是古典诗词的爱好者，退休后常在家中吟诗作对互相切磋，同时也关心着传统文化在下一代中的传承。还有孔府诗词吟诵会与陕西诗词学会的中国古典诗词吟诵会。 戴学忱 1936年生，女。江西婺源人。 1956年毕业于中央歌舞团演员班。中央民族乐团一级演员。 中华诗词吟诵研究会副会长，文化部艺术家联谊会理事，李清照学术研究会理事。擅长演唱中国传统民歌、古典和传统古代吟诵。 陈侣白先生吟诵表演专集。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叶嘉莹先生，著作甚多。 7.诗经的发展史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 大致地说，《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 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 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 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 “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 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分别选择若干重要的类型加以介绍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 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 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 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 《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后来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这段描写，表现了后稷的神话色彩。 后稷长大以后，发明了农业，所种的庄稼都非常茂盛。后来他在有邰（今陕西武功西南）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础，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 这首带有神话和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发生观念和历史观念，以及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有邰迁徙到豳（今陕西旬邑县、彬县一带），在豳开辟土地，建屋定居的历史。 其中写周人在公刘带领下刚到豳地住下时的情景是：小松博客--汇集精品文章 “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一派欢歌笑语的景象，很是传神。 和《生民》相比，公刘身上已经没有了神话色彩，而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 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出现以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 此外，《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 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 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 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 《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 8.诗经的价值影响一、社会功用《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 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 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 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 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 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 《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 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 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 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 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 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 三、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 9.诗经的历史价值一、《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 我国有着颇为古老的地名学记载。 从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看，已发掘到的约十万片有文甲骨中，就有大量具有重要地理价值的地名，它们是研究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疆域、山川、大城、周边方国以至对外军事活动诸问题的重要史料[1]。 由于甲骨刻辞乃至商周彝器铭文往往文字过于简略，故学术界在运用这些重要史料研究商周时期地理方面诸问题时，歧异之处颇多，从而往往直接影响到相关诸问题的可信度。 然而，成书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却保留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的上古历史地名，其中涉及上古时期的国族、山川、泽薮、城邑等地理名称。 若将其与有关文献记载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往往能使诸多上古时期的地理问题迎刃而解。 这一点，学术界很早即曾引起过高度重视。如宋代学者王应麟曾著《诗地理考》六卷，“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地名者，皆荟萃成编”。 虽是书“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2](P91)，但其较早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全面地研究商周时期的沿革地理诸问题大有裨益。王氏之后，清代学者李超孙《诗氏族考》“以《诗》之为经，草木虫鱼则有疏，名物则有解，地理则有考”[3](P417)。 朱桓《毛诗名物略》分天地人物四部，其中“天部则天文时令也，地部则地志山川也”，因其“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3](P421)，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为历史地理学界所重视。此外，焦循《毛诗地理释》、朱右曾《诗地理徵》、桂文灿《毛诗释地》、尹继美《诗地理考略》则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对旧说“颇多辩证”[3](P488)，或则“剪裁繁芜，稍变其例”[3](P499)。 今天，一些历史学家更充分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并将其与商周史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一些长时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如顾颉刚先生通过对《鲁颂·閟宫》中有关材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分析，考订了周初徐、淮夷等东方诸族本散居于今山东蒙、阴二山一带，以后才陆续迁徙至淮河流域[4]。 杨宽先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雅·韩奕》中的有关记载，重新考订了西周韩国的地望[5]。西周王朝晚年，曾大规模对玁獯用兵，晚出文献和西周金文均有记载。 然而由于文字简略，一些基本的史实，难以讲得清楚。《诗·小雅·六月》、《出车》等篇章则保存了颇多有价值的历史地名，从而为我们全面深入地探讨西周王朝晚期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6](P67-68)。 此外，我们借助于《诗·大雅·常武》中的有关记载，并结合有关青铜器铭文，可以对西周王朝征伐徐淮这段历史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6](P99)。凡此足以表明，《诗经》确为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商周时期沿革地理的重要的信史材料，在此方面，它有着《汉书·地理志》所无法完全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诗经》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价值 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 按照现代地理学的观点，自然地理的要素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和动植物，因此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主要也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 《诗经》中有关商周时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载颇多。若将其进行一番系统的归纳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则可对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状况，大有帮助。 兹分别加以论说，述之如下： （1）关于地貌 《诗经》中有诸多有关先秦时期地貌的记载，其中蕴涵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是探究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 如《诗·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毛传》：“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种解释并见《说文》、《尔雅·释水》等。 然而，先秦时期洲之形成，历史地理学有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古代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当河道展宽后，水流缓慢，挟沙能力降低，使泥沙在河床中沉积为众多的洲。 不仅黄河如此，事实上，历史时期的长江之荆江河段由于分流众多，在穴口附近也曾形成过众多的江心洲。除洲外，《诗经》中还有渚、坻之名称。 《召南·江有汜》：“江有渚。”《毛传》：“渚，小洲也。 水岐成洲。”《秦风·蒹葭》：“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毛传》：“坻，小渚也。 ”《小雅·甫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 《郑笺》：“坻，水中之高地也。”《尔雅·释水》：“小洲曰渚，小渚曰坻。” 洲、渚、坻的形成与沿河的地质、地貌、来水、来沙和人类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这一记载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先秦时期黄河、长江上、中游复杂多变的地质、地貌状况提供了一条颇为有价值的线索。 《诗经》中还有丘、京、阜、陆、陵等地理名称。 《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 《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毛传》：“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 从以上文字，我们不仅可以对先秦时期北方地区的地形状况有所了解，而且还可以由此全面。 10.浅谈《诗经》的几点思考《诗经》是儒家进行德教的一个基本典籍，诗是与乐相伴而生的，乐是来配合咏诗的，但是经过大浪淘沙，《诗经》流传了下来，然而《乐经》不见踪影。 一、诗与乐的关系 《隋书经籍志》云：“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日谏为谤，故诵讥恶，以讽刺之。 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凡古诗必歌，用歌唱的形式将自己所想表达出来，即为乐趣所在，所以《孔子诗论》中才有“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一说。 《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所以古代才有四处采集诗歌的官员，是帝王了解各国风俗、认清自身的得失的一种途径。 从诗的产生原因中可以看出诗的产生与乐相随。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交际频繁，期间的外交家常常引用诗歌用来加强外交辞令，更加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是因为诗歌言语的生动含蓄，使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从而导致了诗脱离乐的存在形式，进而诗歌逐渐独立的被人们所使用。乐在先秦时期也是六经之一，但是由于乐的传承主要是靠乐官传授，是不需要通过书写下来教授的，正是由于乐的传承的特殊形式，记载诗谱的乐经在西汉时期不见踪迹，只保留了乐理以及乐理思想于其他文献之中。 因此可以说，乐经的消失有两个原因，一为乐自身传授的形式，二为诗经可以脱离乐而存在。二、从“诗”到“诗经”与今本《诗经》经纬，先经线后纬线，经是根本，所以从“诗”到“诗经”的转变，说明诗经的成为了一个经典，也成为了古人必修的课程。 《诗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是周代社会的生活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夏、殷已上，诗多不存。 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续，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 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 直到西汉初期，儒学渐渐兴起，传授《诗经》的各种学派也相继而起。“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 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 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 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 先儒相承，谓之毛诗”。三家诗都采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所写，属今文经学派，金文学派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居于主导的地位，立于学官，但是三家诗并没有共同遵守传授的书籍，到东汉时还在写章句。 与三家诗对立的就是古文经学派，毛诗学派，用篆文书写，这种古文经在民间广泛传布。《经典释文》说：“《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上述所说“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与《经典释文》等书籍中记载有出入。《经典释文》说：“《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王大毛公，毛公为《诗训诂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 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清《四库提要》云：“《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 《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苌传诗，隋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然据郑玄《诗谱》、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也。” 三“四始” 毛诗大序中四始的顺序与论诗中的顺序是不同的。《毛诗大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竹书第五简云：“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氏（是）也。 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 孔子曰：“《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绎，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 《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对者也，衰矣，小矣。《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欲焉，大敛财焉。 其言文，其声善。”孔子划分四始以德的大小为依据，颂、雅、风依次从平德、盛德、小德到无德。 平者，正也，而平正之德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堪称德的最高境界。而《诗经》所言则从颂开始，说明，在教授诗经过程中，孔子注重循序渐进的方法，这也给我们今天的教授有所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