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 的文化背景《诗经》的产生跟周人的礼乐文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本身就是礼乐文化的产物。 《诗经》产生的文化背景，绝不是编一本诗集那么简单的事。在现在我们要编一部诗集，可以说快则一个礼拜，慢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编一本诗选，那是很容易办到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非常难，而且在那个时代编一本《诗经》这样的诗集，绝不是简单地用来娱乐的，而是有政治的意义、文化的意义。 周人充分地发挥了乐的功能，以《诗经》作为媒介，全面地宣传推广礼乐制度，并取得了成功。 后来乐谱失传了，但是《诗经》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谐的韵律、感人的形象、深遂的思想为后人所喜爱并传承至今。 扩展资料： 周人能够在上下五六百年中编纂成这么一部伟大的诗集，这在当时语言、文字、音韵尚未统一，交通信息极不发达。 甚至整个国家都处于一个很松散的联邦政权时代的局面下，这部语言统一、音韵一致、结构完善的《诗经》能够产生并流传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创作者就是周公。他们首先是收集诗歌，然后是整理诗歌，用统一的音韵、文字去改造诗歌，最后把它推广出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诗经 2.谁有关于《诗经》的文化精神的资料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 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 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 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如《击鼓》、《扬之水》、《匪风》、《东山》、《破斧》、《出车》、《卷耳》、《汝坟》、《草虫》等等。 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 “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在古希腊，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 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 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 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愉快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 3.有关诗经中的文化知识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①。（一章）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②。（二章）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③。（三章） ①毛传：“姝，美色也。 俟，待也。”朱熹曰：“静者，闲雅之意。 城隅，幽僻之处。不见者，期而不至也。 ”马瑞辰曰：“《说文》：‘隅，陬也。’《广雅》：‘陬，角。 ’是城隅即城角也。”“诗人盖设为与女相约之词。” 按城角较城垣高且厚，故其下僻静，宜为期会之所也。 ②娈，毛传曰“美色”；炜，“赤貌”。 ③毛传：“荑，茅之始生也。”郑笺：“洵，信也：茅，絮白之物也。 ”朱熹曰：“牧，外野也。归，亦贻也。” “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赠，故其物亦美耳。” 《静女》是一首很美的诗，意思并不深，却最有风人之致。 但是因为诗里有了城隅，有了彤管，解诗者便附会出后宫，牵缠出女史，引申出许多与诗毫不相干的故事。 如果把历来解释《静女》的意见裒为一编，题作“《静女》外传”，或者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序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 朱熹反序，曰：“此淫奔期会之诗也。”吕祖谦遵序，曰：“此诗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故述古贤君贤妃之相与。” 林岜的说法则颇含幽默：“自其邪者而观之，则此诗皆相悦慕之辞也。 自其正者而观之，则此诗乃礼法之意也。” 明人韦调鼎说：“此民间男女相赠之辞。序以为刺时，欧阳公谓当时之人皆可刺，于本文尚有间矣。 毛郑泥‘静’字，又不解‘彤管’之意，强附为宫壶女史之说。张横渠、吕东莱又曲为之解，皆以辞害意矣。 郑、卫男女相谑之诗颇多，而拘拘指为刺其君上，何异痴人说梦也。 ”比后来清人的许多说法倒还明白得多。 关于《静女》的纷争一直持续着，“彤管”的文章且越做越大。不过借用清人蒋绍宗的所谓“读诗知柄”，则可以认为《静女》之“诗柄”不在“贻我彤管”，却在“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诗写男女之情，自无疑义，却不必牵扯“女史”，也不必指为“民间”。 后世所谓的“民间”与先秦之“民间”并非一个概念，或者干脆说，先秦尚不存在后世所说的那样一个“民间”。 “曰‘静女’者，亦其人私相爱慕之辞耳”（刘始兴），适如《召南·野有死庸》之称“吉士”。“爱而不见”之“爱”，或援三家诗，以为是“荽”的假借字，即训作“隐蔽”，但诗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曲折。 《小雅·隰桑》“心乎爱矣，暇不谓矣”，可以为此句作注。焦琳曰：“下云‘不见’，为待之尤久，而下二章追数从前之事，为更久更久。” “待之久而不至，爰想其相约之时也。”“彤管既静女所贻，则贻之之时，必有其言语，必有其笑貌，此亦明明易知者耳，然则此章所谓‘美’，即所谓‘娈’也，即贻彤管时之言语笑貌之情态也。 ”“待之久而不至，又想其最初始见相与通情之事也，当日游行郊外，适见伊人，在己尚未敢轻狂，在彼若早已会意，茅荑俯拾，于以将之，甚非始念之所敢望者，而竟如愿以相偿，故曰‘洵美且异’也，今茅荑虽枯，不忍弃置，悦怿女美，彤管同珍，夫岂真荑之为美哉，以美人之贻，自有以异于他荑耳。 ”这一番串讲，虽稍稍嫌它把诗作成了“传奇”，毕竟不乖情理。 而马瑞辰以为诗乃“设为与女相约之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意见。其实实中见虚不妨说是《风》诗中情爱之什的一个十分显明的特色，它因此一面是质实，一面又是空灵。 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在梦中”，此间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意思，不过若化用其意，那么正好可以说，《诗》总是有本领把微生的人间乐，全作得一如襄王之梦中。 说它是臻于生活与艺术的统一，那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理论，而在当时，恐怕只是诗情的流泻。 惟其如此，才更觉得这平朴与自然达到的完美，真是不可企及。 4.关于诗经研究的毕业论文选题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 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 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 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5.诗经的历史地位《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1 ）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 2 ）群众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具有普及性，是一种群众艺术，而这个传统也是由《诗经》奠定的.《诗经》的创作队伍相当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3） 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面对现实生活，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受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2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1 ）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如唐代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来批评齐梁之时的诗风，而杜甫则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2 ）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原则，风雅侧重于情感抒发的内容方面，而比兴则侧重于艺术表达的形式方面.它们给中国古代诗人指出了如何创作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的道路，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的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3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种四言诗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而且《诗经》的四言体也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发生之源，楚辞、汉赋、骈文以及五七言诗都受了《诗经》四言的极大影响.同时其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也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础.在以上内容中，《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