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词特点“诗中有画”是诗词创作的高境界，也是诗词评论中常用的褒扬之辞。 这里的诗中这“画”大体上蕴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形体，二是色彩。李清照照词《醉花阴》中“人比黄花瘦”之句，以人比黄花，不但有形，而且有色，既描绘了憔悴的面色，又刻划了娇弱的体态。 用黄花的形色作比，把闰中少妇憔悴、娇弱、病态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诗人把“形”与“色”统一于一体，创造了浑然一体的诗词画意。 本文试图略去诗词中有关形体的刻划，单纯对其色彩加以品评。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诗词中生动的形体刻划影响我们对色彩的品味，另一方面暂时放置“形体”不论，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诗词中有关色彩描绘的丰富内含和艺术魅力。 一、两类色彩，风格各异。 唐宋时代的诗人十分注意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色彩，并在作品中把这些色彩生动地表现出来。 他们不像画家那样把色彩直接铺陈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对于色彩的描绘和形容，通过读者的想象，间接地把动人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总观诗人笔下描绘和形容色彩的词，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用以描绘和形容有明确色相的色彩的词。如：赤、红、橙、蓝、紫、黑、白等。 这类词每一个都表现了明确而固定的色相。不论是单独出现，还是同别的词组成其它语汇，这类词所表现 的色相都有是固定不变的。 无需依靠上下文义来判断。 例如： 1、“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观《千秋岁》） 2、“朱门酒肉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3、“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过零丁洋》） 4、“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 5、“一行白鹭上青天。” （杜甫《绝句》） 6、“霜黄碧梧白鹤。”（杜甫《暮归》） 7、“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居易《忆江南》） 8、“黑云压城城欲摧。”（李贺《雁门太守行》）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这类描绘色彩的词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其色相不变。 第二类是用以描绘和形容没有固定色相的色彩的词。这类词所描绘的色相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各不相同，要根据上下文意来判断。 如：青、绿、碧、苍、翠等词。 例如： 1、“青”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不同的色相。 “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其中青为蓝色；在“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青为灰蓝色；在“点溪荷叶叠青钱”（杜甫《漫兴》）中青为石绿色；在“山外青山楼外楼”（林升《题临安邸》）中青为灰绿色；而在“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中青则为黑色。 2、“碧”在不同语境中表现的色相也是各不相同。“便引诗情到碧宵”（刘禹锡《秋词》）“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明月不归沉碧海”（李白《哭晁卿衡》）“闲来钓碧溪上”（李白《行路难》）“万里浮云卷碧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映阶碧草自春色”（杜甫《蜀相》）这些句子中碧空、碧水、碧山、碧草所描绘的色相各异。 碧空描写蔚蓝色的天空；碧水形容澄澈的绿水；碧山指的是翠绿的山峦；碧草即是嫩绿的青草。碧字所描绘的具体色彩，只有品味全诗方可领会。 3、“翠”字在“翠掩重门燕子闲”（郑会《题邸间壁》）中为绿色，而在“燕姬翠黛愁”（杜甫《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中则为浓黑色。 4、“苍”在色相的表现上更为宽泛。 “应怜屐齿印苍苔”（叶绍翁《游园不值》）“两鬓苍苍十指黑”（白居易《卖炭翁》）“高标跨苍穹”（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日暮苍山远”（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寒山转苍翠”（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此五句中苍字所表现 的色相各不相同。 总观上述两类词在诗词中的具体运用，会让人明显地感觉出不同的色彩风格。 第一类词表现 了明确色相，产生出一种明快、清爽的色彩效果。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的独特感受和强烈的激情。 红、黄、橙、蓝、紫等每一个词都浸透了诗人的心绪。第二类词与第一类词相比显得曲折含蓄、耐人寻味。 在苍、翠、青等词汇的运用上，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这类词像是寄托了某种弦外之音，造成一种细腻、繁复、微妙的色彩效果，以其丰富的节奏韵律创造了另一种美的境界。 二、两种手法，各显千秋。 唐宋诗人描绘色彩的手法是各不相同的。 如同画家用同样的颜料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一样，其手法是丰富多样的。这里把唐宋诗人描绘色彩的典型手法粗略地归纳为两种，并加以简单地分析。 一是对比调合法。这是唐宋诗人运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描绘色彩的手法。 这种手法的最大特点是强调生活中各种色相的个性。根据色相之间的对比程度，我们可以把这种手法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强烈对比，即不同色调的色彩对比。 “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江南绝句》）中“红”对“绿”，“紫蝶黄蜂俱有情”（李商隐《二月二日》）中“黄”对“紫”‘“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中“白”对“青”，这些不同色调的色彩都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又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其中莲叶和天色形成一个绿色的调子，而荷花和落日又形成了红色的调子，。 2.唐诗宋词的来历以及特点1.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 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 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 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 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 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 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 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 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 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 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 3.诗经 唐诗 宋词的特点比较《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 “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也称《诗三百》。 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 《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及代表作。 《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这三个说的是内容，赋、比、兴，，这三个说的是手法，这就是》“六义”。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31篇）和《大雅》（74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 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 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 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 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 辞气不同，音节亦异。 」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 4.[宋词和诗词的分别是什么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 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 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节拍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 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的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 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言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 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委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 他把词从娱宾助兴的天地里解脱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 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 “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 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 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 词的平仄诸韵分别具有声情之美。 一般说来，平声声调长，不升不降，宜于慢声吟唱，表达不尽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称“侧”，是不平之意。 诗词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声调都是短的。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特别短促。 以欹侧短促的仄声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动不已。不少词调中平仄诸韵递押，也就是长短声调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不仅声调抑扬顿挫，激荡而和谐，蕴蓄的感情也显得更加丰富曲折。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 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宋词特点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 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 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节拍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 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的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 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言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 5.诗经 唐诗 宋词的特点比较《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 “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也称《诗三百》。 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 《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及代表作。 《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这三个说的是内容，赋、比、兴，，这三个说的是手法，这就是》“六义”。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31篇）和《大雅》（74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 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 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 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 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 辞气不同，音节亦异。 」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 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 《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 《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 .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 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 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 6.唐诗宋词元曲的特点是什么编辑本段定义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 散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 元曲又称词余、乐府。 编辑本段地位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 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编辑本段兴起 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 “散曲”是和“剧曲”相对存在的。剧曲是用于表演的剧本，写各种角色的唱词、道白、动作等；散曲则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词。 从形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不过在语言上，词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泼；在格律上，词要求得严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从体式分两类：“小令”和“散套”。 小令又叫叶儿，体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少数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则由多支曲子组成，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 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叨叨令》、《刮地风》、《喜春来》、《山坡羊》、《红绣鞋》之类，这些名称多很俚俗，这也说明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 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编辑本段发展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 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 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 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 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suī）景臣、乔吉、张可久等。 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辞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 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 元曲三要素：唱（唱词），科（动作），白（对白） 元曲的代表作：窦娥冤，天净沙·秋思 编辑本段体制 元曲兴起并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就其本身而言则是由于元曲确立并完善了体制形式，曲的体制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宫调：宫调是指中国古代音乐的调式，曲与宫调出于隋唐燕乐，南北曲常用的有五宫四调，通称九宫或南北九宫，包括有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五宫）、大面调、双调、商调、越调（四调），曲的每一个宫调都有各自的风格，或伤悲或雄壮，或缠绵或沉重。元曲中的戏曲套数和散曲套数，是由两支以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相联而成。 2、曲牌：俗称“曲子”，是对各种曲调的泛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等总数很多，元代北曲共335个，每一个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同时也规定了该曲的字数、句法、平仄等。据此可以填写新曲词，曲牌大都来自民间，。 7.宋代古诗的特点与唐代古诗的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域都会有流行色存在。 它的色彩组合均有其传统文化渊源并符合大众审美习惯。所谓崇尚时尚，不仅仅在当代、而是古而有之。 宋代人争戴苏东坡式的高顶乌纱帽；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额前贴的梅花装饰引起社会效应，造成“六宫争肯学梅妆”。不难看出，古代的男人与女人在赶时髦方面并不比今人差。 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此评论：“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近远……”。说明某种色彩组合的流行一时在各朝各代都曾经出现过。 纵观历史，唐宋两朝在经济、文化、诗歌、绘画等方面均处于发展繁荣时期。仅从诗词看，现存唐诗四万八千首，作者两千余人。 宋词两万首，作者一千余人。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传统色彩理论及流行色组合、流布情况。 唐宋诗词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被读者认可，必须 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审美要求，而不少读者也正是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信息掌握流行色。 从大量的唐代诗词中，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唐代的流行色是紫+黄，一个间色一个原色。 唐代以赭黄袍为常服，亲王及三品色用紫，五品色用朱，六品色用黄。有功者亦赏朱紫之服。 举一典型例证：“紫蝶黄蜂俱有情”。唐人之所以有情于紫+黄，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紫色安定而华美，黄色贵重而明快，紫+黄互为对比色更加显得富丽堂皇。这与唐朝是中国历朝中各方面发展鼎盛，并且长期处于国强民安的历史时期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富足的唐人以此为流行色。关于对紫色的好恶可以说是很有历史性的。 自从古罗马人从海洋中一种软体动物内提取出“帝王紫”后，王公贵族独占了紫色，一时价等白银。古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从紫色中诞生的人”。 而恰恰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中国孔圣人则极力贬斥紫色，“恶紫之夺朱也”。“五色之疵，惑人之物”。 但汉以后人们逐渐对紫色产生好感，直至唐代成为流行色主导色。从唐诗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紫+黄的描写：“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命席紫蓝芳，万乘飞黄马”、“甲光向日金鳞开，塞上胭脂凝夜紫”、“金章紫绶千余骑”、“黄花紫菊傍篱落”、“黄蜂紫蝶两参差”、“争赏街西紫牡丹”、“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在当时穿用流行色方面肯定起着领导时代新潮流的作用。有记载说她：“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曰：黄裙逐水流。” 而她的头上也装饰着相当贵重的丽水镇库紫磨金步摇。紫+黄（金）这一组流行色也被皇家看重，亲王及三品以上服紫衫，而穿绿者均为六七品小吏。 唐代官阶的一个特殊尊荣标志是挂金鱼袋，称“三品衣紫饰金鱼袋”。唐诗中常见“紫袍金带不须夸”、“犀带金鱼束紫袍”等句。 唐代著名的几位书法家都获“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的称号。其他人士喜穿紫色服装的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内人宜着紫衣裳”、“紫绮为上襦”、“御前新赐紫罗襦”、“青溪道士紫霞衣”、“谢家新染紫罗囊”。 据记载，唐人对流行色显得尤其热忱，似乎满眼皆紫色。对紫+黄流行色的传布若读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诗“借问吹萧向紫烟……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娼家日暮紫罗裙……青虬紫燕坐春风。” 便可发现一首唐诗竟多处描写紫与黄色，诗人分明在为流行色的流布推波助澜。 唐代除紫+黄为流行色主导色外，还有一组辅助色。 以唐诗“红光紫气俱赫然”为证，同类对比色紫+红是唐代第二组流行色。这是一个间色+一个原色，十分协调。 此类描写还有：“百般红紫斗芳菲”、“红星乱紫烟”、“雾色澄鲜壑映红，归庙片云衔紫电”、“紫袖红弦明月中”、“紫袖握蝉声欲绝，红巾扑蝶势潜高”、“头盘红缕髻，身著紫罗衣”、“村边紫豆……岸上红梨”、“缠红结紫畏风吹”、“紫艳红苞价不同”、“访紫寻红少在家”、“新红旧紫不相宜”、“春红秋紫绕池台”、“红莲幕下紫犁新”、“紫菊丛丛色，红蕉叶叶声”等等。有几句诗很写实地记录着当时杜会上这组流行色普及的程度，“佩服上色紫与绯”、“朝班尽说人宜紫，洞府应无鹤着绯”、“白衫裁袖本教宽，朱紫由来亦一般”，紫+红有人说“不爱”，恐怕是文人清高的一种酸气，并非多数人不喜欢，因为“亦一般”正说明太流行了。 还有一首唐诗“紫云楼衅金丝发，红杏园中玉辇香”，诗品未必很高，但首句紫+黄是唐代流行色主打色，上下句对仗的紫+红，又记载着那第二组流行色的存在。 对宋代流行色的判断可以分析宋代诗词的内容，其明确指出了当时人们喜欢的流行色是红+绿，一个原色一个间色。 典型例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还有一句流行至今的宋词名句“绿柳烟外晓春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作者宋祁官至工部尚书，名句一出即为当时人们喜爱，所以索性称他“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以上宋代诗词的内容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词中表述的红+绿这组流行色的认可。 读过诗词的人都知道，对仗工整严格是古典诗词重要的艺术特色，因此也恰恰为诗词中描写色彩对比的准确科学体现了规范要求。苏轼老夫子的“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