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述《诗大序》的诗歌理论一、作家作品： 《毛诗序》是我国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 它是汉代学者综合先秦儒家相当时经师关于诗乐理论而写成的。它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儒家传统文论的若干理论原则。 这些原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对古代文论及文学创作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诗大序》是先秦到两汉儒家诗论的总结。 《大序》进一步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和诗、乐、舞的相互联系；《大序》突出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大序》肯定了时代和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毛诗序》的作者，历史上说法不一，较多的学者相传，是汉人毛苌所撰《诗毛氏传》在首篇国风《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 我们知道，汉人传《诗》者有四家：韩、鲁、齐、毛。前三家属儒家今文学派，毛诗则属儒家古文学派。 今三家诗均佚，而毛诗独传。毛诗对《诗经》各篇都有说明，后人称之为《毛诗小序》，而在开头第一篇《关雎》之下，则有较长的一段文字。 从“《关雎》，后妃之德也”起到“用之邦国焉”止，是说明《关雎》篇的，称为“小序”。自“风，风也”起到篇末，总论诗歌理论，提出文学上的许多根本问题，称为“大序”，故《毛诗序》又有《诗大序》之称。 二、《大序》的主要内容 1.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里不仅继承了前人“诗言志”和诗、乐、舞三者密切结合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三者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应该说，诗的“言志”与“抒情”，都是集于中而发于外，是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 但“情”与“志”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志”大多经过规范的理性思考，而“情”则是感性的，大多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 对诗歌来说，只谈理性是不够的，是不符合形象思维的特征的，必须“志”与“情”同时萌发，形之于言，才是全面的、符合创作实际的，因而也是说出了诗歌的本质特征的。《毛诗序》将“情”与“志”并重提出，这种对文学艺术情感待性的重视，说明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待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同时，也为以后人们进一步正确认识、揭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点奠定了基础。 《毛诗序》虽然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 那就是，“情”与“志”相比，“情”是第二位的，“志”才是至关紧要的。在“情”与“志”发生冲突时，没有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情”必须用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志”来约束，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把感情也纳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的性情不超出“礼义”的标准。 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欲，非礼勿言”。《毛诗序》的作者，在封建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将“言志”和“抒情”统一起来，明显烙有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印记。 2.关于诗歌社会作用问题的论述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毛诗序》的作者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而又有所发展，它进一步在理论上明确了诗歌创作为政治服务的两种形式；“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 在这两方面中，作者偏重的是“上以风化下”的教化作用：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邦国焉。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统治者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文艺的作用来达到宣传、教化的目的。 可见，作者将文艺的教化作用看作是文艺的根本目的。但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下层百姓在穷苦无告时，也可以利用诗歌来“刺上”。 臣民对政治或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可以把诗歌作为讽刺的工具，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促使统治者改良政治或改正过失。不过，这种“刺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主文而谲谏”，即是用隐约的言辞劝谏而不直言其过失，必须委婉曲折，注意方式方法。 和诗歌的社会作用密切相联系，作者认为，从一个时代的诗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得失，也就是诗歌的认识作用的问题。换句话说，诗歌是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映。 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观点，无疑是作者在分析、研究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的基础之上，所得出的比较正确的结论。 3.总结了诗歌的体裁和表现手法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 “六义”，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只不过不叫“六义”而称“六诗”。后来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解：“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用彼三事，成其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也就是说，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而赋、比、兴则是《诗》的表现手法。 在《毛诗序》中，作者着重谈的是风、雅、颂。 它认为“风”是通过个人抒情言志反映一个地区的政教和风俗。 2.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哪些基本的诗歌理论们的是诗歌抒发的情感必须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是诗人内心的一种不可抑制的情绪冲动，而不是堆砌词藻，不是无病呻吟。 他还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 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 ‘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他明确指出：诗歌以真实情感为主，不是以用典为贵。创作的目的是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而滥用典故则会妨害真实感情的表达，他认为诗人只要把自己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如实地表现出来，就能取得好的艺术效果。 钟嵘在《诗品序》中评颜延之时曾引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他对许多诗人受时代风气影响，追求文辞藻饰之美，而忽视自然之美，是很不满意的。 他评张华诗云：“其体华艳，兴托不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 又评陆机诗云：“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谢灵运诗中有许多清新自然的生动描写，例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 （《石壁静舍还湖中作》）等。钟嵘对谢灵运这样具有自然清新特点的诗歌创作，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批评其过于繁富、细密。 3.文学：戴望舒的诗歌理论有哪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现代》杂志为号召，一批诗人打出了“创造适合于新时代的新文艺”是旗号，为表达所谓的“现代情绪”而大力写作“纯然的现代诗”。 这股诗风以诗人戴望舒为代表，他将波德莱尔、魏尔仑的“世纪末”情绪和唐末五代的“末世之音”同他孤寂的心灵一起，弹奏出哀怨颓废、逃避现实的弦。 体现他的诗歌上，就是象征派和古典派以及他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的融合。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中，总是力避浪漫主义诗人“浪子似的挥霍情感”，而主张曲折传达。诗人采取一种非逻辑性意象和观念的奇特联络，将意象和观念注入象征色彩，成为自己心灵的“数学一般精确的再现”。 这种再现是委婉含蓄的，意在达到象外之旨、韵外之致，构成一种若明若暗、令人猜索的诗境。 戴望舒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所有象征派诗人身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一派诗风的优秀来”。 因而注意减少意象间的跳跃幅度，以含蓄代替晦涩，朦胧而不难懂。戴望舒式的借鉴还表现为不囿于成规，有所学习，又有所舍弃。 戴望舒曾对魏尔仑的音节主张沉溺迷醉，并创作出 在浩繁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戴望舒首先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意象理论和意象的创造。当我们看到意象在戴诗中的重要地位，就不能忽视意象的另一位孪生兄弟——意境对戴诗的影响。 “情与景合，意与象通”，二者本身就是一首好诗的根本。“意象和意境确实都包含着作者主观的意和客观的景象两个方面。 并且都要求在创作中做到物我交融，既意与境浑，心与物共”，“无论意象与意境，都要求意余象外，咫尺千里”。意象片重借助个别具体形象去阐述哲理，具有象征性和含蓄性的特点。 而“意境是指作者主观情意与客观物景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具有形象性和典型性的特点。 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说：“不必一定哪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 一方面说明他是为了“诗情”而借用旧的事物，而不是简单的翻新。另一方面也说明戴望舒的继承是自觉的、积极的。 作为一个在艺术上有独特个性的诗人，戴望舒深植于民族的土壤，又大量地借鉴其它诗歌流派的长处。“毫不囿于前人和自己既成的诗路，荜路蓝缕，着意开拓”，把过派诗歌特点统一于他富有象征主义特色的诗歌艺术中。 4.诗大序对诗经的看法 并解释诗大序：《毛诗》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 （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说） 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序》中提出了“六义”、“正变”、“美刺”等说。 “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的“风”、“雅”、“颂”一般认为是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六义”的提出，把《诗经》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了一步。 “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 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从这里生发出来。 “大序”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认为天下大乱就会产生怨刺的诗歌，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诗歌的“美”“刺”内容。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兴传统的确立，对后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诗序》作者把《诗经》当作“谏书”，千方百计赋以“美”、“刺”的意义，而其所言“美”、“刺”，又缺乏一定的标准，往往自相□牾。后来郑玄按《诗序》的说法，将《国风》、二《雅》265篇划分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并无确切依据，以致造成了很多附会。 《诗序》对《诗》305篇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解释，致使许多诗篇的本义被掩盖了，这是它的缺点；但《诗序》毕竟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解说和其他先秦古籍有关记载可以互相印证，确有依据，应当区别对待。后来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对《诗序》的解说多所诘难。 《诗》大、小“序”附载于《毛诗》，单行本甚少，仅见几种。《诗序》，不分卷，4册，旧题周代卜商撰，明刊古文本。 《小序》1卷，题卜商述，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本。《诗序》1卷，附《诗集传音释札记》1卷，元庐陵罗复辑，刊本。 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诗序广义》24卷，嘉庆遵行堂刊本（以上二种均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清武威张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