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反映哪些儒家思想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创造诗歌的生命。以这个观点去看《诗经》，无论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的《生民》、《大明》，反映劳动生活的《七月》、《丰年》，描写爱情婚姻的《关雎》、《卫风·氓》，以战争徭役为题材的《采薇》、《王风·君子于役》，还是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燕飨诗《小雅·鹿鸣》、《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诗《荡》、《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都是要“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以达到孔子所倡导的艺术标准，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的政治标准。 如《硕鼠》里，对于那个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早已经忍无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消极选择。君权的思想在统摄着他的思想，在无奈的压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的出发，另寻一块修身养性的乐土，正应验了：诗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这本身就在强调仁礼统一的道德修养标准，即体现了“诗可以观”的社会认识作用。再如《采薇》、《出车》、《六月》等，堪称中国边塞诗的源头，写战争，回避刀光剑影，恐怖血腥，其主要意义就是回避战争，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弃，对和平统一的渴望，正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如《秦风·无衣》里所描绘的战争前的情景，就要求大敌当前，所有的臣民都应该“修我戈矛，与子同仇”（6）。 如果说，《采薇》等通过兴、观而有“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微微怨悱的话，那么《秦风·无衣》则可以看成是教育群臣民，号召臣民同仇敌忾的“群”。孔子所谓的“诗三百，一言蔽之，思无邪”的论述，即无邪就是要合理。礼即理，就是在儒家道德规范，儒家思想文化原则下，诗歌观念取向和诗歌创作的原则，就是要体现仁的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参考 ?si=1 2.诗经为什么是儒家经典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写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一。诗经是春秋时期的民歌与宫廷伴乐的歌体，诗的内容大体反映了那个时代，周朝自文王、武王开国，周公定制度典籍，风俗、习惯、制度、文化受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影响较大，大体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概貌。当时的儒家，以孔子为代表，远追周公为该学说的鼻祖，所以诗经是在文学上对这一学说的集中反映。 二。诗经涉及当时流传的民歌与宫廷雅乐很多，大概几千首，至少也有上千首，孔子选择篇目，把其中符合儒家学说的篇章摘录其中，删减其中的错字，和不妥的地方，相当于整理并编录，所以诗经从始至终都符合孔子这位真正儒家鼻祖的儒家思想与理念。 三。诗经是孔子编录的集子，其它几部是《书》《礼》《乐》《易》《春秋》，称六经，后《乐》失传，从宋代朱熹注释定篇后，始称五经，所以诗经不仅是儒家经典，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儒家经典.并且，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3.孟子和孔子的思想区别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孟子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曾子和孔子嫡孙子思先后担当起了继承与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如果说，孔子在他的时代，用“舍我其谁”的自信来巩固宗法制度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那么同样可以说，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儒学思想也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儒学思想史上，就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从孔子解诗到孟子解诗在儒学传统中，《诗经》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相传孔子曾对《诗经》做了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把《诗经》作为教材来要求学生学习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对《诗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一般说来，后世学者把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当作孔子论诗的纲领，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近人匡亚明说：“‘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吆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思’系虚词，吆喝声，‘邪’同斜，合起来即‘呕唷！不要乱跑！’）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1]而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感情的诚正”，也只能看作是后来的学者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孔子的话作符合自己思想观念的解释，这里姑不详论.在《论语》中，多处专门论述到《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诗》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作综合地论述；另一种是对《诗》里的具体诗句的理解和阐述.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即“兴”），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他还对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里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据，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自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在孔子的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孔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把《诗》里的许多诗句都往“礼”与“仁”的思想观念上去解说，对那些借《诗》里的诗句，能够举一反三地加以理解的学生，也就倍加赞赏.“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 4.请问：诗经发展与儒学发展的关系不炕龊，说这个问题。 很繁琐，很麻烦。鄙人水平所限只能简单的来说。 据个人浅见。诗经的存在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原生的生长环境。 后妃之德或是朴拙的情感都不能概括这样一个整体意境所表达出的思想。就像不能简单的说《道·德经》是清静无为。 孔先生的删诗说，正说明了他也是拿来主义。一个长期形成的文艺体式非要跟后来产生的文学流派扯关系，那也 只能 看 谁先谁后了。 这样才仅仅解决的次序问题。而这发展的关系，也才是重点，这才到您的问题上。 我想我们不妨换个方向来看这个问题。我小小的说个类比，就如《红楼梦》和红学一样，其实 这差不多。 只是儒学并不仅仅是研究诗经的学说，而道理相识。许许多多的问题被后世学者在自己有意无意间的自我角度中提了出来，而这些无论好或是不好，也都大大的丰满了这样一部巨著。 曹先生想来也无憾了，只是当时他或许从没有这样想过。诗经也许仅仅为儒学的启蒙开了一个要不怎么小的方向。 而之后的，那诗经就管不了了。端木先生，颜先生也许并不那么敢于走出来。 之后的孟先生，让方向有了些许的改变。十圣，我们也仅能将其看为一个体系内的不同阶段。 简单来说，那时的儒学也只是一门学说。董先生，应该这样理解，他把一个学说用内衣箍成了一个能经天纬地，传之万世的理论体系。 【这样说，我是冒风险的。但丝毫没有亵渎或是贬低董先生的意义和伟大之处。 我也瞻仰他的风范，仰慕他的风流】不能说运用现代词汇就是对先贤的不尊重，这个比喻我只能说意会吧。就像把民歌板上华丽的大舞台，其基础和未来的方向以及大众的认知都无可避免的改变。 吸取，去除，掩饰，装饰。很多的东西都可能也只是可能改变当初摸样。 这一切我们都不可知，就如许多数学猜想答案只能是 不知道 。 合理的并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这样说下去，可能很长，很缠。说到这里，如果您有兴趣，咱们慢慢细说。 5.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孔子与《诗经》摘要：本文从文化传承的视角入手，试着分析孔子与《诗经》关系，进一步挖掘《诗经》与孔子之间的内在道德文化联系，从而对中国几千多年来的儒家思想文化作个简要的阐释。 关键词：孔子 《诗经》 文化传承 道德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对于每一个读到先秦文字的读者来说，孔子和《诗经》是这一时代文学的重要符号。《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赋予了我国文化的源头的美誉。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经》甚至可以与西方人的《圣经》相媲美。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 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与《诗经》已不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符号问题，它们都已上升到了中国的文化层面，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乃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传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传统是历史长期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宝贵经验的结晶，是一笔十分丰厚的资源，是转型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基础。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和继承。 如果说《诗经》和《周易》代表了前一个时代，而战国勃起的诸子百家哲学与散文代表了后一个时代。孔子恰恰处在这两个时代的转折时期。 孔子对于《诗经》“述而不作”的做法，进一步说明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只是删定。孔子一方面在不自觉地，部分地继承，运用先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吸取《诗经》各种美学价值，同时却也在愈来愈理性将《诗经》进行切割，分类，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阐释《诗经》。 孔子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诗经》，这部中国文化的源头进行了自觉与不自觉传播和继承。同时，文学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及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 文艺的发展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它与当时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的感性显现。《诗经》是西周、春秋时处于孕育、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和精神风貌的结晶，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等种种社会条件交汇的产物。 孔子正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大流的价值取向，建立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中华文化的生命特征，也就是文化生命，主要体现为“仁”。 中华文化以仁为根本精神。仁，将宇宙人生融为一体。 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倡导仁和礼的统一思想，被李达五在了四个层面的深刻的阐明：第一， 以“君君臣臣父子父子”，“天地君亲师”为核心的血缘伦理基础；第二， 以持中、保守、内向、克制、忍让，即“温良恭俭让”为标准的心理基础；第三， 以忠孝节义为宗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第四， 以“修身齐家治天下”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个体人格。（1）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2）的说法，实际上是讲“仁”本身就是为了释“礼”。 学礼，懂礼，行礼，护礼，就是儒家君子的责任与风度。儒家“仁”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法规之礼，人际之礼，为人之礼。 这种在春秋战国的社会生活大变动的背景下的道德文化，实际上是以君王意识，家长意识为构建核心，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标准。这样的道德文化取向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体现了先进的封建生产力的需求，从而能够很快地发展为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为后代封建君王所提倡与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孔子说：“依于仁，游于艺”（3），只有依照仁的精神，才能创造诗歌的生命。 以这个观点去看《诗经》，无论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的《生民》、《大明》，反映劳动生活的《七月》、《丰年》，描写爱情婚姻的《关雎》、《卫风·氓》，以战争徭役为题材的《采薇》、《王风·君子于役》，还是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燕飨诗《小雅·鹿鸣》、《大雅·既醉》，揭示政治黑暗的怨刺诗《荡》、《正月》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都是要“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以达到孔子所倡导的艺术标准，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4）的政治标准。如《硕鼠》里，对于那个不劳而获的统治者，早已经忍无可忍了，但他也只能“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消极选择。 君权的思想在统摄着他的思想，在无奈的压迫下，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的出发，另寻一块修身养性的乐土，正应验了：诗可以怨而不可怒也。 《诗经》一些作品赞美贵族阶层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5）这本身就在强调仁礼统一的道德修养标准，即体现了“诗可以观”的社会认识作用。再如《采薇》、《出车》、《六月》等，堪称中国边塞诗的。 6.杜甫对《诗经》艺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杜甫是我国封建时代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发展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有人认为像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就创作方法上说，恐怕不是某一流派所能够概括的.诚然，杜甫自己在论诗时就说过：“窃攀屈宋宜方驾”，又说过：“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在赞美陈子昂时也说自己“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可见杜甫对于我国古典诗歌中代表现实主义传统的《风》、《雅》和代表浪漫主义传统的屈原、宋玉，都曾经给以很高的评价.同时，我们在杜甫少数的作品中，也看到他们具有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或者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或者具有它的表现手法.如《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唐代强盛时期知识分子奋发向上、藐视一切的精神；如《房兵曹胡马》中的“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以及《高都护骢马行》中的“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等处，作者都以托物咏怀的手法，表现了驰驱沙场、建立功业的英雄壮志.这也就是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所明白地说了出来的“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那种精神；在《饮中八仙歌》中，他通过对八个放纵不羁的酒徒的描写，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藐视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要求个性解放和返于自然的精神；在《洗兵马》中，他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在《蚕谷行》中，他又说：“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在《昼梦》中，他更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在这些地方，他是幻想着在没有消灭阶级之前能够消灭战争和剥削制度，出现“男谷女丝行复歌”的和平劳动的社会；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本着儒家“己饥己溺”的精神，激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理想.杜甫在上述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理想，虽然有一些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它们无疑地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都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表现. 杜甫也有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作品，但为数更少：如在《凤凰台》和《朱凤行》中，利用神话传说的幻想因素来创造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梦李白二首》中，通过梦境的描写来表达自己与李白的真挚友谊和对于李白不幸命运的同情.他偶尔也运用夸张的手法，如在《古柏行》中，所描写的古柏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样高大的柏树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的，但在艺术世界里，却完全可以允许它存在. 尽管在杜甫的少数作品中，或者在精神上，或者在表现手法上，曾经出现过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是，在杜甫的绝大部分作品中，像屈原的《离骚》，或者像李白的那些浪漫主义的名作，在精神上和表现手法上都充分地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却断然是没有的.他像世界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人类艺术中两个主要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然而，我们如果从杜甫一生对于现实的态度来看，从他在艺术道路上的主导倾向来看，从他绝大多数作品的创作方法来看，他却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现实主义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他这种成就和贡献，在我国古代诗人中是无有比肩的. 二 杜甫是我国封建时代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发展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7.《诗经》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吗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你提到的《诗经》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之列。是儒家经典著作。 注：上文中的《易》为《易经》、《诗》为《诗经》、《书》为《尚书》、《礼》为《礼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