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文化常识

诗经文化

1.有关诗经中的文化知识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①。（一章）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②。（二章）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③。（三章） ①毛传：“姝，美色也。

俟，待也。”朱熹曰：“静者，闲雅之意。

城隅，幽僻之处。不见者，期而不至也。

”马瑞辰曰：“《说文》：‘隅，陬也。’《广雅》：‘陬，角。

’是城隅即城角也。”“诗人盖设为与女相约之词。”

按城角较城垣高且厚，故其下僻静，宜为期会之所也。 ②娈，毛传曰“美色”；炜，“赤貌”。

③毛传：“荑，茅之始生也。”郑笺：“洵，信也：茅，絮白之物也。

”朱熹曰：“牧，外野也。归，亦贻也。”

“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赠，故其物亦美耳。” 《静女》是一首很美的诗，意思并不深，却最有风人之致。

但是因为诗里有了城隅，有了彤管，解诗者便附会出后宫，牵缠出女史，引申出许多与诗毫不相干的故事。 如果把历来解释《静女》的意见裒为一编，题作“《静女》外传”，或者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序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

朱熹反序，曰：“此淫奔期会之诗也。”吕祖谦遵序，曰：“此诗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故述古贤君贤妃之相与。”

林岜的说法则颇含幽默：“自其邪者而观之，则此诗皆相悦慕之辞也。 自其正者而观之，则此诗乃礼法之意也。”

明人韦调鼎说：“此民间男女相赠之辞。序以为刺时，欧阳公谓当时之人皆可刺，于本文尚有间矣。

毛郑泥‘静’字，又不解‘彤管’之意，强附为宫壶女史之说。张横渠、吕东莱又曲为之解，皆以辞害意矣。

郑、卫男女相谑之诗颇多，而拘拘指为刺其君上，何异痴人说梦也。 ”比后来清人的许多说法倒还明白得多。

关于《静女》的纷争一直持续着，“彤管”的文章且越做越大。不过借用清人蒋绍宗的所谓“读诗知柄”，则可以认为《静女》之“诗柄”不在“贻我彤管”，却在“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诗写男女之情，自无疑义，却不必牵扯“女史”，也不必指为“民间”。 后世所谓的“民间”与先秦之“民间”并非一个概念，或者干脆说，先秦尚不存在后世所说的那样一个“民间”。

“曰‘静女’者，亦其人私相爱慕之辞耳”（刘始兴），适如《召南·野有死庸》之称“吉士”。“爱而不见”之“爱”，或援三家诗，以为是“荽”的假借字，即训作“隐蔽”，但诗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曲折。

《小雅·隰桑》“心乎爱矣，暇不谓矣”，可以为此句作注。焦琳曰：“下云‘不见’，为待之尤久，而下二章追数从前之事，为更久更久。”

“待之久而不至，爰想其相约之时也。”“彤管既静女所贻，则贻之之时，必有其言语，必有其笑貌，此亦明明易知者耳，然则此章所谓‘美’，即所谓‘娈’也，即贻彤管时之言语笑貌之情态也。

”“待之久而不至，又想其最初始见相与通情之事也，当日游行郊外，适见伊人，在己尚未敢轻狂，在彼若早已会意，茅荑俯拾，于以将之，甚非始念之所敢望者，而竟如愿以相偿，故曰‘洵美且异’也，今茅荑虽枯，不忍弃置，悦怿女美，彤管同珍，夫岂真荑之为美哉，以美人之贻，自有以异于他荑耳。 ”这一番串讲，虽稍稍嫌它把诗作成了“传奇”，毕竟不乖情理。

而马瑞辰以为诗乃“设为与女相约之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意见。其实实中见虚不妨说是《风》诗中情爱之什的一个十分显明的特色，它因此一面是质实，一面又是空灵。

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在梦中”，此间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意思，不过若化用其意，那么正好可以说，《诗》总是有本领把微生的人间乐，全作得一如襄王之梦中。 说它是臻于生活与艺术的统一，那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理论，而在当时，恐怕只是诗情的流泻。

惟其如此，才更觉得这平朴与自然达到的完美，真是不可企及。

2.诗经 的文化背景

《诗经》的产生跟周人的礼乐文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本身就是礼乐文化的产物。

《诗经》产生的文化背景，绝不是编一本诗集那么简单的事。在现在我们要编一部诗集，可以说快则一个礼拜，慢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编一本诗选，那是很容易办到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非常难，而且在那个时代编一本《诗经》这样的诗集，绝不是简单地用来娱乐的，而是有政治的意义、文化的意义。

周人充分地发挥了乐的功能，以《诗经》作为媒介，全面地宣传推广礼乐制度，并取得了成功。

后来乐谱失传了，但是《诗经》以其丰富的内容、和谐的韵律、感人的形象、深遂的思想为后人所喜爱并传承至今。

扩展资料：

周人能够在上下五六百年中编纂成这么一部伟大的诗集，这在当时语言、文字、音韵尚未统一，交通信息极不发达。

甚至整个国家都处于一个很松散的联邦政权时代的局面下，这部语言统一、音韵一致、结构完善的《诗经》能够产生并流传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的创作者就是周公。他们首先是收集诗歌，然后是整理诗歌，用统一的音韵、文字去改造诗歌，最后把它推广出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诗经

3.为什么《诗经》会成为贵族必备的文化素养

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是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 《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

“诵 《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 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

《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 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 《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侍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

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 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

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4.《诗经》所体现的文化含义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起点。

《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有王公贵族的。

也有寻常百姓的。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

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

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

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

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

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而在辞赋、颂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诗经》中的诗歌擅长以赋比兴开头，影响了后来的民歌。

虽然不是很多。不过希望可以帮到你的。

5.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6.《诗经》在中国文化中是什么地位,它对后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