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经中的民族史诗

浅谈诗经

1.关于诗经的论文,1000至2000字左右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

2.谈谈对诗经的理解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蒹葭》表现了男的和女的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3.【结合《蒹葭》谈谈对《诗经》的认识】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两句，从物象与色泽上点明了时间和环境。

那生长在河边的茂密芦苇，颜色苍青，那晶莹透亮的露水珠已凝结成白刷刷的浓霜，那微微的秋风送着袭人的凉意，那茫茫的秋水泛起浸人的寒气。在这一苍凉幽缈的深秋清晨的特定时空里，诗人时而静立，时而徘徊，时而翘首眺望，时而蹙眉沉思。

他那神情焦灼、心绪不宁的情状，不时地显现于我们眼前，原来他是在思慕追寻着一个友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两句，交代了诗人所追慕的对象及伊人所在的地点，表现了诗人思见心切，望穿秋水，一个劲地张望、寻求。

“伊人”，指与诗人关系亲密、为诗人崇敬和热爱而未曾须臾忘怀的人。“所谓”二字，表明“伊人”是常常被提及，不断念叨着的，然而现在他却在漫漫大河的另一方。

“在水一方”，语气肯定，说明诗人确信他的存在，并充满信心去追求，只是河水隔绝，相会不易。“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沿着河边小道向上游走去，道路艰险，且又漫长，即使花费很长时间也难到达；如果径直游渡过去，尽管相距不远，但眼前秋水茫茫，思之可及，行之不易，仿佛看到了伊人的身影在水中央晃动。诗人尽管立于河边，但他那恍惚迷离的心神早已飞动起来，思见伊人而不得的如醉如痴的形象栩栩可见。

诗句之奇妙，正如方玉润所说：“玩其词，虽若可望不可即。味其意，实求之而不远，思之而即至者。”

（《诗经原始》） 诗的二、三章只换了几个词儿，内容与首章基本相同。但它体现了诗歌咏唱的音乐特点，增强了韵律的悠扬和谐美，使表达的情感愈来愈强烈。

首章的“苍苍”，次章的“凄凄”，末章的“采采”，写出芦苇的颜色由苍青至凄青到泛白，把深秋凄凉的气氛渲染得越来越浓，烘托出诗人当时所在的环境十分清冷，心境十分寂寞。白露“为霜”、“未晞”、“未已”的变换，描绘出朝露成霜而又融为秋水的渐变情状与过程，形象地画出了时间发展的轨迹，说明诗人天刚放亮就来到河滨，直呆到太阳东升。

试想，他独自一人久久徘徊在清冷索寞的旷野，面对茫茫秋水，等人不见，寻人不着，其心情该是何等焦急和惆怅！描写伊人所在地点时，由于“方”、“湄”、“涘”三字的变换，就把伊人在彼岸等待诗人和诗人盼望与伊人相会的活动与心理形象而真切地描绘了出来，这样写，大大拓宽了诗的意境。另外，像“长”、“跻”、“右”和“央”、“坻”、“沚”的变换，也都从不同的道路和方位上描述了他寻见伊人困难重重，想见友人心情急切的情景。

若把三章诗所用几组变换的词语联系起来加以品味，更能体会到诗的隽永淳厚的意味。 诗的每章开头都采用了赋中见兴的笔法。

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与赞叹，绘画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意境，笼罩全篇。诗人抓住秋色独有的特征，不惜用浓墨重彩反复进行描绘、渲染深秋空寂悲凉的氛围，以抒写诗人怅然若失而又热烈企慕友人的心境。

正如《人间词话》所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具有“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这首被人传诵不已的诗，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且看宋玉《九辩》中的一段描写：“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这里通过对秋天的气象和草木摇落的情状的描写，制造一种肃杀的气氛，表达了诗人悲凉凄苦的心情。这也许是受了《蒹葭》诗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楚辞》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线索。

《古诗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楼》的发端，赋中见兴、以景托情的写法，也沿用了《蒹葭》诗的笔法。其后的曹丕，从本诗中化出了“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诗句。

由此可见，《蒹葭》诗在古代诗歌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4.谈谈诗经的影响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

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

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

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

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硕人》）。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

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

《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

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

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如《王风·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

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 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

《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

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

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

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

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

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5.浅谈《诗经》的几点思考

《诗经》是儒家进行德教的一个基本典籍，诗是与乐相伴而生的，乐是来配合咏诗的，但是经过大浪淘沙，《诗经》流传了下来，然而《乐经》不见踪影。

一、诗与乐的关系 《隋书经籍志》云：“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日谏为谤，故诵讥恶，以讽刺之。

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凡古诗必歌，用歌唱的形式将自己所想表达出来，即为乐趣所在，所以《孔子诗论》中才有“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一说。

《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所以古代才有四处采集诗歌的官员，是帝王了解各国风俗、认清自身的得失的一种途径。

从诗的产生原因中可以看出诗的产生与乐相随。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交际频繁，期间的外交家常常引用诗歌用来加强外交辞令，更加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是因为诗歌言语的生动含蓄，使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从而导致了诗脱离乐的存在形式，进而诗歌逐渐独立的被人们所使用。乐在先秦时期也是六经之一，但是由于乐的传承主要是靠乐官传授，是不需要通过书写下来教授的，正是由于乐的传承的特殊形式，记载诗谱的乐经在西汉时期不见踪迹，只保留了乐理以及乐理思想于其他文献之中。

因此可以说，乐经的消失有两个原因，一为乐自身传授的形式，二为诗经可以脱离乐而存在。二、从“诗”到“诗经”与今本《诗经》经纬，先经线后纬线，经是根本，所以从“诗”到“诗经”的转变，说明诗经的成为了一个经典，也成为了古人必修的课程。

《诗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是周代社会的生活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夏、殷已上，诗多不存。

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续，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

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

直到西汉初期，儒学渐渐兴起，传授《诗经》的各种学派也相继而起。“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

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

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

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

先儒相承，谓之毛诗”。三家诗都采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所写，属今文经学派，金文学派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居于主导的地位，立于学官，但是三家诗并没有共同遵守传授的书籍，到东汉时还在写章句。

与三家诗对立的就是古文经学派，毛诗学派，用篆文书写，这种古文经在民间广泛传布。《经典释文》说：“《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上述所说“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与《经典释文》等书籍中记载有出入。《经典释文》说：“《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王大毛公，毛公为《诗训诂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

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清《四库提要》云：“《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

《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苌传诗，隋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然据郑玄《诗谱》、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也。”

三“四始” 毛诗大序中四始的顺序与论诗中的顺序是不同的。《毛诗大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竹书第五简云：“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氏（是）也。

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

孔子曰：“《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绎，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

《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对者也，衰矣，小矣。《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欲焉，大敛财焉。

其言文，其声善。”孔子划分四始以德的大小为依据，颂、雅、风依次从平德、盛德、小德到无德。

平者，正也，而平正之德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堪称德的最高境界。而《诗经》所言则从颂开始，说明，在教授诗经过程中，孔子注重循序渐进的方法，这也给我们今天的教授有所启发。

6.写一篇一《诗经》为主的论文

木瓜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

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倘若据此便认为《抑》的传诵程度也比《木瓜》要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稍微作一下调查，便会知道这首《木瓜》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

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

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

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

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

平心而论，由于诗的文本语义很简单，就使得对其主题的探寻反而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度，正如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小它的外延越大，因此，轻易肯定否定某一家之说是不甚可取的。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本诗，将其视为一首通过赠答表达深厚情意的诗作。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

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

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 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我们不妨说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

“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

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显然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

子衿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全诗三章，采用倒叙手法。

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

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近人吴闿生云：“旧评：前二章回环入妙，缠绵婉曲。末章变调。”

（《诗义会通》）虽道出此诗章法之妙，却还未得个中三昧。全诗五十字不到，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的情状宛然如在目前。

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仅用“挑”、“达”二字，主要笔墨都用在刻划她的心理活动上，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问、又不见影儿的埋怨，末。

7.《诗经》与《楚辞》的比较

《楚辞》与《诗经》之比较 《楚辞》与《诗经》二者都是我国早期诗歌中的杰作，《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奠基之作.，各具特色，二者之比较在于： 一、含义不同. ①《楚辞》是指我国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新诗体的专用名称，即“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亦指西汉刘向辑录的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总集；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 ②而《诗经》原名“诗”或“诗三百”，战国时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但并未被视为“经典”，汉设置“五经”博士，《诗》于是被官方推崇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故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歌主要是由周王朝在各诸侯国的协助下于民间搜集的诗歌和贵族们为特定场合如祭祖、宴客、出猎、房屋落成等典礼，以及为讽谏、颂美等目的而向君主进献的诗组成的. 二、作者不同. ①《楚辞》是屈原、宋玉等人（大多是屈原）所作，有较为固定的作者； ②而《诗经》只有少量的篇目提及作者，但是不可信.从采诗说看，这些篇目可能经过周王朝各代文官采师加以修订，经多人之手，故为集体创作. 三、篇目及分类. ①《楚辞》中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篇目，但未见其分类； ②《诗经》有三百零五篇，并其按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每一类均有其侧重. 四、内容不同. ①《楚辞》主要描述屈原、宋玉等人的政治主张、爱国思想，而且其中多楚地巫风之事或习俗，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⑴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 ⑵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 ②而《诗经》是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⑴周民族的史诗. 雅、颂中的一些诗篇在为周王朝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较客观地记录了周部族发展的历史.例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大明》等，这些诗叙事性很强，记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和传说. ⑵颂歌和怨刺诗. 其中的怨刺诗主要批评王道衰微、礼崩乐坏，人伦废丧的产物；颂歌则主要描写歌颂周朝的历史功绩. ⑶婚恋诗. 《诗经》中有大量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篇章，其中以《国风》最多，艺术性较高，它们大多产生于民间.许多诗歌坦诚、大胆地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相爱之情.它的基调健康、乐观，感情真挚、热烈，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例如《邶风.静女》.除了热恋的欢乐外，对相思的焦灼、失恋的痛苦，《诗经》许多篇章也有生动的描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表现妇女悲惨命运的，如《卫风.氓》. ⑷农事诗. 《诗经》中有很多诗歌是反映农事、畜牧活动以及祭祀、宴会情况的，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风貌.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它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写事物和生活，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既有较高的概括性又十分具体、生动.这种创作方法被后代称为"风雅"风格，当属《诗经》的艺术特色之一，不论是长篇的叙事诗，还是篇幅较短的抒情之作，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诗经》都显示了其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 ⑸征役诗. 在描写战争中，或表现为自豪乐观，或同仇敌忾，或仇恨战争；而徭役诗则侧重于揭露沉重的服役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如《卫风.伯兮》. 五、语言句式不同. ① 《诗经》 ⑴《诗经》的语言，首先多单音节词的重叠使用.如“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⑵“双声叠韵”词的使用，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类词还有：参差、辗转等. ⑶句型以四言为主，节奏为每句两拍，“四言二拍”的形式适应了当时的节奏. ⑷《诗经》联章复沓，回环往复的特点，以适应反复吟唱的需要. ⑸最后，《诗经》中的比拟、夸张、对偶、排比、拟声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应用. ② 《楚辞》 ⑴《楚辞》相比《诗经》，其辞藻更为华丽，富有个性. ⑵从句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七言为主的句式长短不齐，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新诗体——“骚体”。

8.请谈谈【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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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谈谈对诗经的理解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

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蒹葭》表现了男的和女的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