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张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1.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有哪些,其理论方面有什么不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贞元十六年中进士， 历任左拾遗、东宫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苏州刺史、太傅等职. 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所写的 《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当权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他又是中唐 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白居易的叙事诗如《长恨歌》、《琵琶行》，描写细腻，生动感人，具有独 特的艺术风格，影响极为广泛.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的主张.现存诗3000多首，由《白氏长庆集》. 七绝·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七绝·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词·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能不忆江南. 五律·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乐府·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尽事. 轻拢慢拈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客.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弟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空守船，绕船明月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庐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 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七律·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七律·题岳阳楼 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阑. 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 此地唯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 五古·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背傍.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田家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2.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批判特色

白居易的讽喻诗实践了他在《新乐府序》中的主张，在艺术上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他的大多数讽谏诗一吟咏一事，主题集中，人物事件高度典型化，如《卖炭翁》，直叙其事，叙述完整，情节曲折。其次，在叙事议论的结合上也有特色。

多数诗是“卒章显志”，即篇末议论。其中有几类：一是诗人直接议论，宣泄感情，如《红线毯》；二是将自己的优裕生活与百姓的贫困相对比，如《观刈麦》、《村居寒苦》，表达自责内疚的心情；三是将百姓的饥寒与豪贵的穷奢极欲进行对比，如《买花》、《轻肥》。

再次，除了直赋其事外，还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

3.白居易著名的诗歌创作理论是什么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

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

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

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4.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主要包括哪些内容简述李煜词后期词的主要

李白

生于盛唐时期，诗歌以浪漫为主，豪气大放.他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恢宏的功业抱负，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他最执着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也许是很可疑的，但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崛起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富贵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难》其二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在醉醒后自抒其志云：“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 （《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自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相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纵放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以求得圆满的人生。他对人生道路的设计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伟业，如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而功成之后，却又不贪恋富贵名位，而以“五湖”、“沧州”为家，向往自由的生活。他早年在干谒求仕期间不讳言这一点：“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玉真公主馆苦雨》）在仕途最得意时不放弃这一点：“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直到晚年，他仍矢志不移：“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这种人生理想集中表现了诗人“羞伐其德”和热爱自由的意识：“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从艺术成就上来讲，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并至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杜甫对李白的评价：“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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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白居易的诗歌鉴赏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 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6.白居易诗歌的写实手法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