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桑中诗经 桑中诗经1.《诗经》中“桑”的意象在中国古代"桑"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在文学作品中桑意象频频出现。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诗经》中所写的桑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植物，更是一种原型性的审美象征意象。这一意象的产生与先民对桑的生殖崇拜观念、古代社会的祭祀习俗及风俗习惯等有关，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意蕴。 内容简介：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诗经》出自周朝·尹吉甫编撰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 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作者简介： 尹吉甫（前852—前775），春秋时期庸国人，黄帝之后伯儵族裔，尹国的国君，字吉父，一作吉甫，兮氏，名甲，金文作兮甲、兮伯吉甫。尹吉甫本姓姞，因被封为尹，所以又称尹吉甫，尹吉甫仕于西周，征战于山西平遥、河北沧州南皮等地。 尹吉甫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风者、编纂者，也是尹姓族、吉姓族人共同的太始祖，尹吉甫是周宣王时的太师，西周时期著名的贤相，辅助周宣王中兴周朝，因为是流传后世的《诗经》的总编篡者，所以又被尊称为中华诗祖。 尹吉甫奉周宣王命与南仲出征猃狁，获大胜，反击到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附近。后又发兵南征，对南淮夷征取贡物，深受周王室的倚重。遗物有“兮甲盘”，曾有子伯奇、尹伯封。尹吉甫晚年任周幽王佐命之臣，最终因岁数过高，无疾而终。 2.怎样理解“桑中之喜”《诗经.·桑中》北宋朱熹注曰：“桑中、上宫又沬乡之中小地名也”。 经考察，桑中是纣王城外的殷纣桑园；上宫即是毁弃了的纣王宫殿废墟。这个废墟周朝时成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约会的地方。 郭沫若《甲骨文研究》云：“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上宫即祀桑之祠，士女于此合欢。”又云：“其祀桑林时事，余以为《鄘风》中之《桑中》所咏者，是也。” 鲍昌《风诗名篇新解》进一步发挥郭沫若的观点，认为上古蛮荒时期人们都奉祀农神、生殖神，“以为人间的男女交合可以促进万物的繁殖，因此在许多祀奉农神的祭典中，都伴随有群婚性的男女欢会”，“郑、卫之地仍存上古遗俗，凡仲春、夏祭、秋祭之际男女合欢，正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之仪式”，“《桑中》诗所描写的，正是古代此类风俗的孑遗”，“决不能简单斥之为‘**’”。《诗经》中还有许多以桑中为舞台的爱情诗篇，像“隰桑有阿，其叶有难。 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小雅·隰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 美如英，殊异乎公行。”（《魏风·汾沮洳》）所以，《左传·成公四年》称申公巫臣与夏姬的爱恋就是“桑中之喜”。 屈原《天问》中追问“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古老的桑园因为有着太多的故事，以至于成为一个爱的隐语。后世便有了“桑中之约”的说法，指的就是男女约期幽会。 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窦氏》中还有：“桑中之约，不可长也”之语。 3.《陌上桑》诗词赏析《陌上桑》是一篇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著名乐府叙事诗。 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美貌女子名叫罗敷，一日在采桑路上恰巧被一个太守遇上，太守为罗敷美色所动，问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回家。太守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这位民间女子一定会爽然允诺。 想不到罗敷非但不领情，还把他着实奚落了一番，使这位堂堂太守碰了一鼻子灰，无趣之极。这一内容与秋胡戏妻的记载有某种相似，或者可以认为《陌上桑》的创作曾经受到了秋胡故事的某些启发。 据《列女传》和《西京杂记》所说：秋胡新婚方三月，即辞家游宦。三年后锦衣还乡，路上遇一采桑女，见而悦之，进行调戏，遭拒绝。 回到家里，方知刚才那位女子原来是自己妻子。其妻也明白了真相，对丈夫的不良品性十分怨恨，于是赴沂水而死。 与秋胡故事相比，《陌上桑》内容有两处显著不同，一是罗敷乐观、机智的性格，二是作品故事喜剧式的结局，因此，尽管它与秋胡戏妻故事有一定联系，但它又完全是一首独创的作品。后来有人把两本牵合在一起，如王筠《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箱。”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未尝不可。又有人用秋胡故事的模式来解说《陌上桑》，认为“罗敷即使君之妻，使君即罗敷之夫”（朱熹）。 但这一结论难以从《陌上桑》作品本身得到验证。理解《陌上桑》应该从作品的实际出发。 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 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 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 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 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解，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 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 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 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 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 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 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 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 4.《陌上桑》诗词鉴赏陌上桑 汉乐府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巾肖〉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 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何用识夫婿？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晰，鬓鬓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这诗是汉乐府中的名篇，属《相和歌辞》，写采桑女秦罗敷拒绝一“使君”即太守之类官员调戏的故事，歌颂她的美貌与坚贞的情操。 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名《艳歌罗敷行》，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日出东南隅行》。不过更早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中，已经提到这首诗，称之为《陌上桑》。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沿用了《古今注》的题名，以后便成为习惯。“陌上桑”，意即大路边的桑林，这是故事发生的场所。 因为女主人公是在路边采桑，才引起一连串的戏性情节。 《陌上桑》故事很简单，语言也相当浅近，但有个关键的问题却不容易解释：诗中的秦罗敷到底是什么身份？按照诗歌开场的交代是一个采桑女，然而其衣着打扮，却是华贵无比；按照最后一段罗敷自述，她是一位太守夫人，但这位夫人怎会跑到路边来采桑？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这样看的：“末段为罗敷答词当作海？蜃楼观，不可泥定看杀！以二十尚不足之罗敷，而自去其夫已四十，知必无是事也。 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君自然听得扫兴，列不必严词拒绝。”以后有人作了进一步的申发，认为罗敷是一位劳动妇女，诗中关于她的衣饰的描写，纯出于夸张；最后一段，则是罗敷的计谋，以此来吓退对方。 这已经成为通行的观点。但这些其实都是一厢情愿的推测之辞，诗歌本身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根据。 以二十不足之女子嫁年已四十之丈夫，即在今日亦不足为奇，何以“必无是事”？况且文学本是虚构的产物，又何必“泥定看杀”其断然不可？至于 后一种引申之说，看来似乎天衣无缝，其实仍是矛盾重重：既然作者可以夸张地描写罗敷的衣饰，而不认为这破坏了她的身分，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她安排一个做官的丈夫？这是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同样的情况，而曲成已说。其实《陌上桑》并不是一篇孤立的作品，以上的问题，要从产生这一作品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来解释。 我们先从诗题《陌上桑》所设定的故事场所说起。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分工。 “女织”从广义上说，也包括采桑养蚕。桑林在野外，活动比较自由，桑叶茂盛，又容易隐蔽，所以在男女之大防还不很严厉的时代，桑林实是极好的幽会场所。 在这里，谁知道发生过多少浪漫的故事？自然而然，桑林便不断出现于爱情诗篇中。这在《诗以》中已经很普遍。 《汾沮洳》是写一个女子在采桑时爱上了一个男子：“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 美如英，殊异乎公行！”《桑中》是写男女的幽会：“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乎上官，送我乎淇上矣！”可以说，在《诗以》的时代，桑林已经有了特殊的象征意味，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个文学的“桑林”。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自由自在的男女情爱遭到了否定。 上述诗篇，也被儒家的经师解释为讥刺“淫奔”的作品。于是，在文学的“桑林”中，开始产生完全不同的故事。 最有名的，便是秋胡戏妻故事。西汉刘向《列女传》记载：鲁国人秋胡，娶妻五日，离家游宦，身致高位，五年乃归。 将至家，见一美妇人采桑于路旁，便下车调戏，说是“力桑不如逢国卿”（采桑养蚕不如遇上个做大官的），遭到采桑女的断然拒绝。回家后，与妻相见，发现原来就是那采桑女。 其妻鄙夷丈夫的为人，竟投河死。乐府中有《秋胡行》一题，就是后人有感于这一传说而作。 古辞佚，今存有西晋传玄之拟作，内容与《列女传》所载大体相同。可以到，“桑林”中的故事，原来大多是男女相诱相亲，而现在变成了女子拒绝子的引诱。 当然，人们也可以说，秋胡是一个“坏人”，这种故事与《诗经》所歌唱的纯真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不要忘记：在民间传说文学故事中，虚设一个反面角色是很容易的。 关键在于，通过虚设的人物活动，作者究竟要表现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审美理想。这样我们能得出结论：汉代的“桑林”，已经不同于《诗经》时代的“桑林”，文学中的道德主题，开始压倒了爱情主题。 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已经失传《秋胡行》古辞与《列女传》所载故事并无大异。而《陌上桑》显然是这一故事或直接从《秋胡行》演化而来的。 试看两个故事的基本结构：场所：大路边的桑林；主人公：一位采桑的美妇人；主要情节：路过 的大官调戏采桑女，遭到拒绝。所不同的是，在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