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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经清庙 诗经清庙1.《诗经》噢..《关雎》、《静文》、《硕鼠》、《鹿鸣》、《清庙》这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诗经中没有静文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黎！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邦.乐邦乐邦，谁之永号？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是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清庙於穆清庙，肃祊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2.《清庙》赏析《清庙》是《周颂》的第一篇，即所谓“颂之始”。“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当然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清庙》作为“颂之始”，除了是赞美周文王功德的颂歌之外，也就几乎成了西周王朝举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动通用的舞曲。《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颖达疏说：“《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祀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庙》，故为《周颂》之始。”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序》说：“《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也。”鲁诗更直接说是“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而《尚书·洛诰》则说：“禋于文王、武王。”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至于是周公所作呢，还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时所作，还是作于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无佐证，二是诗无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论了。 全诗只有八句，不分章，又无韵。开头两句只写宗庙的庄严、清静和助祭公卿的庄重、显赫，中间的四句也只写其他与祭官吏们为了秉承文王的德操，为了报答、颂扬文王的在天之灵而在宗庙里奔跑忙碌。直到最后两句才颂扬文王的盛德显赫、美好，使后人永远铭记。全诗并非具体细致而是抽象简括地歌颂、赞美文王。而本诗的特点，或者说它的艺术手法也正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可谓匠心独运，专门采用侧面描述和侧面衬托的手法，使笔墨集中在助祭者、与祭者身上做文章。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是“肃雝”的，是“骏奔走”的，是“秉文之德”的，而又虔诚地“对越在天”，于是通过他们，使文王之德得到了更生动、更具体的表现。这种表现方法，比起正面的述说，反而显得更精要、更高明一些。 一般说来，《大雅》、《颂》中的语言大都比较板滞、臃肿或枯燥，缺乏鲜明、生动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情色彩。而此篇，由于作者具体写了人，写了助祭者和与祭者，所以语言虽少而内容反使人感到既丰富又含蓄，字里行间也充溢着比较真切的感情。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说：“愚谓此正善于形容文王之德也。使从正面描写，虽千言万语，何能穷尽？文章虚实之妙，不于此可悟哉？”这应该说是独具只眼之论。 3.生民 大明 黄矣 清庙 那一首不是 诗经 中保存的周民族史诗自己看看啦！ 《诗经》概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 《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 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 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 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 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 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 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 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 《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 《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 4.清庙被意为赞颂哪一位君主的美德清庙被意为赞颂周文王致政成王的美德 《周颂·清庙》是《诗经·周颂》的第一篇，为先秦时代的华夏族诗歌。全诗一章，共八句。即所谓“颂之始”。此诗是洛邑告成时，周公率诸侯群臣告祭文王、致政成王的乐歌，通过对告祭致政祀典的礼赞，表达了对周人祖先功德的感谢和企盼德业永继的愿望，强化了周人天命王权的神圣理念，标志着周代立子立嫡宗法制的最后确立。此诗既是作为赞美周文王功德的颂歌，也成了西周王朝举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动通用的舞曲。《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5.生民 大明 黄矣 清庙 那一首不是 诗经 中保存的周民族史诗自己看看啦！ 《诗经》概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 《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 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 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 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 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 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 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 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 《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 《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