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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追溯诗歌的源头 追溯诗歌的源头1.追溯诗歌的源头——《诗经》艺术探究《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2.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段的理解 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2.追溯诗歌的源头 研究性学习心得体会诗源于娱乐，源于歌舞、源于劳动的号子，源于游戏，众说纷纭。 我认为源于游戏。它比歌舞俗，开始不会登大雅，也不会平仄，只是吐露心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哉。 和劳动的号子比，它更灵活，更惬意。当然和娱乐相关，不过此娱乐，不需花费，是自我娱乐。 它上了舞台，成了祭奠的帮凶，就死去了它自由的灵魂，开始雅开始颂了。去了上层，就开始比诗的魅力了。 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古风等等。言长了，就断句。 又变成了词。后来词也不能表达更自由的思想感情，就发展成曲。 曲有小令，类似词，有长调或套曲，就成了戏文中的唱词或贯口，又回到娱乐了。一家之言额。 3.急需关于“追溯诗歌源头《诗经》艺术成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 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 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 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 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 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 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 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 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赘，两言可蔽。” 这虽无“中和”味道，但由于仅是概而言之，“得其大意”（《艺概·叙》）而没有展开具体论证，所以也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轮廓。 总之，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风格的研究，多流于模式化、简单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没达到应有的程度。 （二）从生活实际和真情实感出发反映现实。 这个问题当然主要是就《国风》和其他优秀作品而言。 创作的出发点与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原则和特点密切相关。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他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其次是东汉的何休，他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但是，作出较为深刻而系统论述的则是南朝的刘勰。由先秦时代至齐梁，在文体上由诗而辞赋，由散文而骈文；在文风上由要约而淫滥，由质朴而华靡，这引起了他对创作出发点的思考，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他将二者作了对比论述：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 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刘勰认为“三百篇”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志思”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既有真情实感和充实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因而可以较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 这里，刘勰实际巳经触及到《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方面。 由于“三百篇”是“为情造文”，所以具有内在的艺术魅力。 即使是十分单纯的诗歌，如《周南·芣苢》这样一首采摘车前子的劳动歌，也自有其难以企及的绝妙诗意。王夫之说它“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 （《姜斋诗话》卷一）所谓“自然生其气象”，方玉润有过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此诗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 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诗经原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喜怒哀乐皆发自内心，如实写来，而不斤斤于外在形式的华美，赋予“三百篇”以淳朴自然的美质和强烈的艺术魅力。 这正是《诗经》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 （三）抒情的方式和特点。 “三百。 4.«诗经»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的生活,是我国古代什么诗歌创作《诗经》，305首，又称“诗三百”，反映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中期近500年间的古代社会生活。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因它的内容以反映劳动人们生活的“国风”为主，所以文学史上把这类诗歌称为“风体诗”。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 其中十五“国风”占160篇，多是各个诸侯国家的抒情性的民间歌谣。 《诗经》主要有三种表现手法： “赋”：铺陈叙事。 “比”：借物托情。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风”“雅”“颂”“赋”“比”“兴”，文学史上合称“六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