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欧阳修在北宋词史上有着怎样的创新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 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有名的《朝中普·平山堂》（平山栏槛倚晴空）更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33] 因而也写了一些带“世俗之气”的艳词，其中有的比较庸俗，另一些内容和情调则比较健康，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此类词作，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而另外两首《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和“荷叶田田清照水”）词，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也具有民歌风味。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2.欧阳修在北宋词史上有着怎样的创新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西昆文风表示不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试榜出，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 欧阳修现存词二百多首，有四分之三是表现男欢女爱、离别相思、歌舞宴乐之类的艳词（蔡僚《西清诗话》云：“欧阳词之浅近者，谓是刘焊伪作。”宋翔凤《乐府余论》曰：“然缘情绮靡之作，必欲附会秽事，则凡在词人，皆无全行，正不必为欧公辩也。”）。其散文代表作有洒脱玲珑的《醉翁亭记》、《秋声赋》。晚年自号六一居士，他在自己写的《六一居士传》中，解释六一的由来，他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老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阳修身体不好，先是染上肺结核病，晚年又患有糖尿病，“苦于目疾二十年”，在《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形容自身身体状况：“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来，旧苦增剧，中痟渴涸，注若漏卮；弱胫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气晕，几废视瞻，心识耗昏，动多健忘。” 3.论述题：北宋词发展的进程词从晚唐五代出现并发展，到宋代达到顶峰。 词的第一个繁荣期出现在北宋，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一流的大家和作品。从“伶工之词”、“小道”发展到全盛，这其中经历了一个繁杂曲折的过程，北宋词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8年。 这段时期局部战争不断，社会风气和文学风气处于酝酿之中，宋人关于词的认识和创作也处于一个准备阶段。 虽然没有大家也没有名作，但格局清晰明显，时间较长，可以归为一个时期，称为沉寂期。 北宋前期词坛的沉寂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7年近五十年的时间是北宋词的前期。 这一时期，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之后，社会正处于一个休养生息并逐步走向经济复苏的阶段。但这时期的词坛却基本是沉寂的。 这时期从事词的创作的文人常见于各种宋词选本的也不过七八位，词作大约几十首，相对于浩繁的宋词来说，这段时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是宋词的一段真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又称之为沉寂期。不过，其时实际上已有几位跋涉者在默默的耕耘，为新词坛序幕的拉开而预奏着序曲。 这时期的“词人”有王禹偁，钱惟演、寇准、潘阆、林逋等几位。他们地位各异，遭遇不同，大多以文著称，并不是真正的词人，词仅仅是他们兴致偶来的随笔，数量甚少。 潘阆词最多，其《逍遥游》存词也也不过十首。这时期晚唐五代词风盛行，温廷筠、韦庄的花间一派柔婉艳丽的风格霸占词坛，这些词人自然也受其影响。 此时晚唐遗风仍然盛行，然而毕竟朝代不同，宋初的词人仍然对词进行了一些探索。 潘阆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 他的十首歌咏杭州的《酒泉子》为宋初词坛带来了若干清新气息。如：《长忆观潮》，作者在短短四十九字的篇幅中，写出了观潮的盛大场面、钱塘江海潮的万千气象及弄潮儿的过人胆略和技艺，可谓以少胜多，惜墨如金。 但宋初词坛本承南唐余绪，大体不脱男欢女爱、伤春悲秋，词在当时仍然主要是应歌的，并未真正进入士大夫的生活。潘阆一反词坛软媚婉约的词风，以观潮题材入词，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是对传统词疆的突破。 全词追忆观潮旧事，在纷繁的观潮场面中突出潮水的气势和弄潮儿的超绝技艺，气势豪迈，雄浑奔放，完全没有了花间词的胭脂气，在充斥着浅斟低唱的宋初词坛，确是难能可贵的，也反映宋初词人为改变五代词风所作的努力。 第二个时期是从真宗后期1009年到宋仁宗1063年。 澶渊之盟换来长期的和平，真宗此时得病，不再忙于战事，文治却颇有成效，终于使北宋一代进入经济繁荣期。后继的仁宗重用人才，致力于兴民事业，社会继续发展，经济的繁荣稳定为词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词迅速发展起来，又可称为活跃期。 首先是出现了大量的词人，有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等大家为代表，又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成就特殊的词人；其次是词的数量大增，仅柳永就有近二百首词，晏殊有一百三十余首，晏几道更是多达二百六十余首，其余的词人也大多是十几首到几十首不等。因此无论词人的数量还是词作的数量都是北宋前期潘阆、林逋等人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词的思想内容有所开拓，词风有所转变，各个方面都开始了尝试。 柳永是北宋的第一个专业词人。 柳永，字景庄，初名三变，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县令、盐场大使、屯田郎一类的官，整日出入青楼，饮酒作乐，最后潦倒而死。作为一个落魄的文人，柳永显然没有苏轼那种豪放豁达的胸怀，所以他的词也显得有点“落魄”。 柳永的词虽然在题材内容上并无大的突破，但他对词的贡献却是巨大的。 首先，柳永率先大量创作慢词，增加了许多新调，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词坛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齐头并进，这是柳永对词的最大的贡献。 其次，柳永是继南唐李煜之后进一步把词的抒情趋向朝着自我的内心世界回归，不再做旁观者的描述，而是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情真意切。这是柳永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此外，柳永注重追求通俗化、市民化的审美效应，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和消费特点，也是柳永对词的贡献。 晏殊和欧阳修是北宋词坛的大家。 晏殊生于991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虽然二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一个是太平宰相，一个是朝中重臣，经历相似且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们的词作风格有着极大的相似，词史上合称“晏欧”他们都继承了晚唐五代柔婉的词风，但摒除了那种猥俗和过浓的脂腻。 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富有创新性的词人。 范仲淹的词境界阔大，将词的艺术视野延伸到塞外边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的世界，开豪放之先河，成为豪放词的真正源头，对后来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王安石词风与范仲淹类似，词虽然不多，但意境开阔，感慨深沉，音调高昂，打破了五代以来的绮糜之风，具有独特的风格。 总体来说，北宋中期的词坛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诸多词人的努力及所取得成就对后期词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是柳永大量创作慢词，使词的篇幅加长有利于感情的抒发，对后期豪放词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是范仲淹的边塞豪情和王安石的宏大气势融入词中，打破了婉。 4.阐述苏轼对传统词的创新苏轼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的天才作家。 他以豁达的襟怀、渊博的学识，挥动如椽扛鼎笔，涌出惊天动地文。放笔快意，一泻千里，苏轼的词更为后人称道。 他的笔触及婉约、豪放、清旷词等各领域，对前人继承的同时，更多的是创新，一改宋初文坛上浮靡绮丽的文风。 在西方，“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本意为“雕刻刀”，后引申出比喻意。 在文学活动中，则通常指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我国有“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之说，概括地指明作品的风格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其人的创作个性和风度。 反之其创作个性和风度也影响文风的形成。首先对风格一词作一个界定，对讨论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有所裨益。 东坡无疑是词坛的大手笔，他将词的内容，由先前狭隘的儿女艳科，扩展到咏史、说理、怀古、谈玄、感时伤事，旁及山水田园，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的题材既然牢牢配合了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在风格上也是多样的。 他既能豪放高旷，又能清丽韶秀。所以针对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问题，不能一言而蔽之，否则会犯以偏概全之误。 而应对词中不同类型与传统词进行观照来寻找对传统的创新。当然哪种词风领导主流，要看这一类型词在词人创作中的数量、地位、价值等。 所以本文试从农村词、咏物词两种题材和婉约、豪放两种词风角度来阐述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问题，同时兼及出现突破的缘由。这样更能凸现苏轼词风的整合化与多样化。 苏轼把词的题材领域扩大到农村，写农民的生活和劳动，在作者之前还很少出现过。农村词是苏轼的一大开拓，它的出现，为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词在产生之初有不少隐逸之作，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但所写的田园风光充满士大夫情趣，缺乏浓厚的生活气息。苏轼为官徐州，作《浣溪沙》五首。 这组词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村风貌，文笔清丽，宛若一幅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风俗画。苏轼农村词中展现了农村风光，描绘了农村各色人等，如野老、田夫、村童，重要的是苏轼词中出现了农村妇女的形象，这在古典诗词特别是农村词中是一种创新。 苏轼《浣溪沙》词曰：“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此处“络丝娘”既指虫，也双关缫丝的妇女，从侧面反映了初夏农村的生活及情趣。 “层层”言作物茂盛，“光”言叶片滋润有光泽。词从视觉、嗅觉、听觉勾出一幅蚕熟季节的农村风俗人情画。 又如《浣溪沙》（其四）先摄取了夏季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绘成一幅恬淡和谐的图画。后写羁旅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酒困寻水，全词有景有人，由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 语言浅白易懂，脱口而出，风趣天成。 东坡在文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开创，这种革新的精神，同样体现在他对咏物词的创作上。 除去一般性的继承传统外，比如词采用赋的手法。如柳永的《观海潮·东南形胜》全词铺陈夸张，融山水盛况与都市豪华于一体。 但这样的佳作毕竟少数。这种手法在前人那里更多易于流弊。 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忽视了赋与词两种文体的差别，只是一味的描摹外物，而没有渗透进自己的感情。采用赋的手法容易造成词在有限的空间中大量铺陈物象，排比词藻、堆砌名物，通过增加知觉空间密集度的办法来凸显空间。 尽管这样有其心理学的依据：那就是一个内部充满密集的点的实心圆，比一个空白的圆在同一个白色基底上显得更为突出和引人注目。这种写法片面强调了“赋者，铺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忽略了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另一个方面，尤其是后者“体物写志”。 苏轼在咏物词中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体物”——细致的描摹物态，“写志”——寄托内心的情态。 由物及心，心物交通是咏物篇的最高境界。在初期的咏物词中，“体物”和“写志”均未达到上乘。 然而在婉约词中，不少咏叹佳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视为特殊的咏物之作。“体物”描写得可谓淋漓尽致。 比如张先的《浣溪沙》：“水满池塘花满枝，乱香深里语黄鹂。东风吹软弄帘帏。 日正常时春梦短，燕交飞处柳烟低，玉窗红子斗茶时。”“体物”者只是类型化的描绘物之外形，“写志”这描写的亦是类型化的志趣。 又如欧阳修《玉楼春·子规》，这里所咏的子规，只是一个寓意的载体，所写的情也是类型化的闺中怨情，与欧阳修本人性情是不相涉的。其他词人如晏殊、柳永，不多的咏物词也是这种形态。 直至东坡，才将“体物”与“言志”发挥到很高的水平，使咏物词有了更大的写作空间。比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最工”。 可见一代国学大师对苏轼的评价之高。在一般人所写的咏物词中，玩弄词藻，内容空洞、重复，如前所述的采用赋的手法通病一致。 5.宋代科技文化创新的例子在宋朝，科学技术的发展渗透到农业、印刷业、造纸业、桥梁建筑业、丝织业、制瓷业等各行各业，航海业、造船业尤为先进，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了发达的海外贸易。此外，北宋在天文、历法、医药、数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卓越的成就，尤其是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如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西方早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西方早500余年，高次有限差分法比西方早400余年等等。沈括的《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 医学文化。 自宋至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由于医政设施的进步和完善，在北宋都城设立了“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御药院”、“药密库”、“尚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及其他保健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开来，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医官院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洗冤集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专著早300多年。 诗词文化。宋代是中国文学的新变时期，成就卓著，唐宋八大家宋朝占其六。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鼎盛，而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臻于成熟并广泛传播。《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1300余家，词章近20000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400多篇。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是文体又是唱词，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其娱乐性和传播力极强。宋词是宋文化的辉煌标志之一。 6.北宋词体发展的两个点一、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隋唐时期，音乐有三个系统——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诗经》所配的古乐，清乐乃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 宴乐（又称燕乐、讌乐）是唐代从西域传进的乐曲。其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四弦二十八调，音域宽广，表现力富丰，故能以压倒优势取代从容舒缓的雅乐和清乐，并吸引诗人纷纷为之作词应歌，词就是为配合这种燕乐而创作的。 《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正是这种胡类新声和里巷俗曲之结合，促成了词的真正兴起和发展。 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与以往的诗歌不同。大致而言，先秦时，以乐从诗，乐曲形式由诗之抒写情志的需要和体制所决定；汉至六朝，采诗入乐，主要入乐歌诗都必须依据曲题、声调、乐谱，经过协乐方可演唱，但乐府诗入乐，往往由乐工在文辞上进行分割拼凑以适应乐曲变化，辞曲并非完美结合，这种诗乐的情况与唐以来有意识地倚声填词是不同的。 因此，无论是诗经，还是汉魏六朝乐府，乃至唐代的五七言绝句，诗乐的结合方式大多是“选词以配乐”，唐宋词则是“由乐以定词”，即本备曲度，词人根据乐曲的旋律、节拍要求填上歌词。最初依曲填词，词意与调名统一，中[河渎神]是祭赛河神之曲，所填词亦与赛河神有关。 但后来此曲普遍流传，不祭河神时也有人唱此曲，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填词，词意就与调名无关了。初期小令，多为应歌而作，文句简明、词意一看便明，无需再加题目。 后来词的作用扩大，意境题材繁复，于是作者有必要再加一个词题或词序以说明词的创作动机及内容。前者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者如姜夔[杨州慢]、[齐天乐]等词均有较长的序。 二、词的产生与长短句有关。 乐曲需要与词相配，最初拿七言绝句，近体诗与之相配，充当歌词。 但繁复多变的燕乐曲调与整齐划一的五七言诗的整齐句式发生了矛盾，因此采取加和声和衬字的办法来填补节拍，后来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即泛声）、衬字写上有意义的文词，因此，长短句应运面而生。朱熹《朱子语类》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 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长短句在诗经、乐府里大量使用，和声魏晋时就有。 传为曹丕作的《上留行行》《瑟调》就用了和声： 居世一何不用，上留田。富人食稻与梁，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 上六处“上留田”意义不在，但在音乐上起了和谐划一的作用。但这还是词。 当然，“和声”和“泛声”还不足以解决胡乐与诗的矛盾，于是“依曲拍为句”便成了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 从选词以配乐到由乐以定词，从歌诗之法到歌词之法，这就是词体的形成过程。 大体说来，词在燕乐风行的初盛唐于民间孕育生长，中晚唐、五代时经过一些文人的创作逐步成熟和定型，至两宋而大盛。 词“依曲拍为句”的独特体制有如下特点： 1、依曲调为词调，不另立题。 2、依乐段分片，片有定式。 3、依词腔押韵，韵位疏密无定。 4、依曲拍为句，句式长短不齐。 5、依唱腔用字，讲究四声。 下 6、词的篇幅。①从节拍（即节奏不同）不同来区分，有令、引、近、慢。 这原是音乐上名称。②从字数而言分小令、中调、长调。 一般就来，宋词的发展演变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即没袭期、变革期、过渡期、中兴期、衰落期。宋词的沿袭期指的是从宋代开国（960）到1060前后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人们往往称之为北宋的初中期。 这一时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也多是应歌宥酒的娱乐作品，其间虽然有一些表现人生感受的内容，但毕竟是少数。 这一时期代表词人有柳永、欧阳修、晏殊、张先、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 因为是上网查的，他原题还问了其内涵所以全都复制上了。 7.北宋诗的发展沿袭期从北宋开国到宋真宗赵恒朝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宋诗基本上沿袭唐风.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白居易体（简称白体），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为代表的晚唐体和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钱惟演（977~1034）为代表的西昆体.从个人成就讲，以王禹偁为最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学习的第一个诗人，写下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就流派言，以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西昆体影响为最大.11世纪初二三十年的诗坛，基本上为它所把持.主要流派有的白体（白居易体，以王禹偁为代表），晚唐体（以魏野、林逋为代表）以及西昆体（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复古期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他们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宋仁宗赵祯时，欧阳修﹑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9~1048）等青年文学家，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同时，连带反对杨亿﹑刘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内容的近体唱和诗风，上承宋初王禹偁关心现实的精神，主张大量创作以反映国计民生为传统的古体诗，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时期，梅尧臣同情民间疾苦的名篇《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反映宋廷积贫积弱社会问题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欧阳修揭露官府腐败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干预政局的《四贤一不屑》和《庆历圣德颂》等古体之作陆续问世，名重一时，朝野诗风为之一变.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面目，也在此时初步形成.革新期指11世纪后半期，以王安石、苏轼为代表.他们锐意创新，力图建立个人风格.同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庭坚、陈师道等；虽并出苏轼门下，但诗风与苏氏不同.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宋诗创作形成第一个高峰期.王﹑苏两人政治见解和诗歌主张多所不同，但锐意创新，力图建立个人风格的不倦追求则一.代表作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乌江亭》诗﹐就传统题材翻出新意，充分发挥了宋诗长於议论的特点，读后耐人回味﹐被公认超出唐人的同类作品.苏轼则在“以诗为词”的同时，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苏诗的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富於创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诗中一气呵成的七个联喻：“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是最好的自然写照.王﹑苏两人刻意求新而创作的一些小诗﹐如王诗《泊船瓜洲》，苏诗《题西林壁》，或以新鲜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丰富的哲理发人以深思，历久而传诵不衰，也为宋诗增添了不少光彩.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庭坚（1045~1105）﹑陈师道（1053~1101）等，并出苏轼门下，但诗风与苏氏不同.凝定期这段时间的诗有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以故为新”之称.后效法者，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影响很巨大的江西诗派.重要诗人有陈与义.黄庭坚作诗，有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为新”，尚不失宋诗革新期的首创精神.后来起而效法者﹐以此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影响十分巨大的江西诗派，宋诗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方面颠来倒去的形式主义道路.直到南渡之际，陈与义（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诗人对杜诗声律的偏爱转向学习杜甫懮国懮民的精神和苍凉沉郁的风格，在诗歌中反映出民族灾难降临之初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宋诗停滞不前的现象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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