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人喜爱唐诗,宋词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原因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其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场，在许多城市也都有歌楼伎馆，甚至有些官僚豪绅家里也有歌伎舞女，这种社会风尚为宋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宋词数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编的《全宋词》，含著名词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斯巴鲁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所以世人都喜欢唐诗，宋词 2.唐诗宋词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古典文学中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文学特点的就是诗。 中国文人很看重“诗”。古人讲“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是说即使是穿着粗布或者说土布的平民百姓，也会因为他饱读诗书而显得气度不凡。 这既表达中国传统文人对丰厚学识的自信，也说明华美诗文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意义。大家知道，唐朝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王朝，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诗代表的是诗歌的极致，是最为辉煌历史时期最为辉煌的文学经典，我们常说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唐诗的兴盛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们说唐诗中也蕴含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今天，我讲的正是唐诗中的人文精神。 一、人文精神 如果在座的人们对这个话题曾经有过一些关注的话，可以回忆起几年以前在中国学术界，可以说并不仅是学术界，包括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头和社会上的文学界都在讨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作人文精神。那么什么是人文是人文，什么是人文精神，经过那一段时期的讨论以后，其实也没有得出一个所以然来。 很多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结出的硕果却不是很多，真正有影响力的哲学思考，有生动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这是我们对那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遗憾。那么人文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按照我对这一传统的理解，所谓人文精神简单的说就是强调人如何完善的问题。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今人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等等这些都是谈人如何完善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把人文精神局限于西方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 可以说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人文主义通常溯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但是文艺复兴固然提高了人文精神，可其人文精神却主要建立在理性之上，理性的弘扬，渐渐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并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相信科学，从而形成了所谓科学主义。进而要求人文学、社会学都得效法科学，成为科学。 这样一来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以为人只不过是DNA的合成，可以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或者说认为人只是一个DNA的容器，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性格命运、生死成败都是由早就决定好了的，人的奋斗变得徒劳，人的价值变得低廉。 正是这种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人文、教育、环保、道德等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因素被不断地边缘化。 而在我们的大学里，传授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人文学科也不仅遭到功利主义自下而上的威胁，也受到专业化由上而下的威胁，而不断地边缘化。这表明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人文精神是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 在这里我可以引发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从原始人类社会到现代，我们的自然科学可以说是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仍然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然而，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人文科学并不能说是遵循了同样勇往直前的轨迹。 那么，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讲，我们如何来看待人文精神呢？在去除了现代社会所谓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原始社会，按照其一定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制度，我们说人类生活仍然能够进行。但反过来，如果去除由人性所约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即使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也将会立即崩溃。 这所以说，人文精神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人类永远不得不在追求明天的发展和寻找永恒的人性中前行。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常讲“落后就要挨打”，科技落后我们只是挨打，但如果文化落后呢？我们会怎样？可以说但凡一个国家强盛都有其内在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容易被人忽视.但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决定一个民族的气质和内涵。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虽然有其自己的基础和美国的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他们文化内涵决定的民族禀性在深层次上起的作用。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正是它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然而，我们说任何好的传统文化都需要被继承才不至于消亡。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明白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教育目标不仅仅是发展理性，同时也包括培养人性。它的任务是让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品质的人，培养我们社会所需的性格与智力贵族，也就是我们国家常说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 这样一来就不能仅仅以职业出路为教育目标，或者说读书只是为了某个特殊的功。 3.宋词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之不同朝代的其它文体，词创作中“复雅”之呼声更为迫切、更为强烈，贯彻得亦最为彻底，以至形成“雅词”这样一个特殊概念。 其间必定有歌词创作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此，可以做两个方面的考察。 其一，“曲于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 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 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 《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赞浦子》又是吐蕃乐曲等等。 《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 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 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 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 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 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 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 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 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其二，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 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 （《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 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 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 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 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 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 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 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苏轼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 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 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 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 4.古诗和宋词的影响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其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场，在许多城市也都有歌楼伎馆，甚至有些官僚豪绅家里也有歌伎舞女，这种社会风尚为宋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宋词数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编的《全宋词》，含著名词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采、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