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述：北宋词的发展演变宋词的发展历程：1、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2、北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创制了若干慢词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晏几道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 其中柳永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将词大众化，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之后的苏轼继承柳永的革新成果彻底破除“诗尊词卑”，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开创了辛派词人的先河。 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 在思想内容上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南渡后，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巨大变化使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其词体被尊为“易安体”。之后的陆游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形式突破以及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的发展与蜕变。 2.简述：北宋词的发展演变宋词的发展历程：1、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2、北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创制了若干慢词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晏几道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 其中柳永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将词大众化，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之后的苏轼继承柳永的革新成果彻底破除“诗尊词卑”，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开创了辛派词人的先河。 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 在思想内容上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南渡后，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巨大变化使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其词体被尊为“易安体”。之后的陆游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形式突破以及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的发展与蜕变。 3.宋代词的演变历程（包括：主要人物及其代表词作）作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干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他所言的宋代的“造极”指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达到了巅峰，代表了文学上最高的成就，甚至在当时盛极一时，取得了巨大成功。推究宋词的演变与发展，与不同的朝代以及各位词人的贡献有关，其经历几个世纪逐渐形成独特的词风，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宋词介绍 宋词，最开始属于诗歌的一种。其别名为长短句、诗余，后因兼有文学与音乐两方面的特点，可作为合乐的歌词，所以又被称作曲子词、乐府、乐章、琴趣等。 它是继唐诗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其每首词都配有一个调名叫作“词牌名”，依调填词叫“依声”，并且词的每一词牌都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配乐歌唱，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 宋词除了花间派，主要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两大类，其中婉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柳永和李清照等，其主要抒写的内容是侧重儿女风情，婉约词的结构精巧、深细，并且缜密，尤其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因此其风格具有一种细腻、柔婉之美。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辛弃疾等，其创作的题材丰富多样，视野也较为阔大，气势更是恢弘豪放大气，并且在创作上，喜欢借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因此用事较多，并且运用的语词不拘泥于音律，因此显得博大有气势。 在宋代，豪放词可以说是别立一宗，震动宋代整个文坛，并且对后代文人影响深远。宋词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在宋代发展到了高峰，因此，其与唐代诗歌并列，在文学上被称为“唐诗、宋词”。 至今有两万多首宋词收录在《全宋词》中，被誉为是文学的经典。二.宋词的演变发展历程 宋词的演变发展历程曲折，其经历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其演变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唐、五代、北宋初年——宋词的诞生期 词最初在唐代就开始出现了，词的产生最初源于燕乐，其作为一种与燕乐相配合的唱词，在晚唐五代以后才被人们简称为“曲子词”。唐代诗人李白的《菩萨蛮》，以及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忆江南》都属于最早的文人词作，它们标志着词体形成的萌芽状态。 这些唐代诗人在词中继承并发扬了民间曲子词清新流畅、情真意挚的优良传统，不仅增加了词作的底蕴和表现力，而且其沉郁雄放的词风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唐代的这些文人词作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 后来，五代的花间派与南唐词又为宋词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他们承袭“花间”优点，进一步奠定了宋词疏淡清丽、婉约精致的词风，并且在形式上，使词完全走向了配乐填词的道路，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同时，南唐李煜等人在词坛上独开了一片新的题材领域，并促使了其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的转折，从而奠定了词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词至宋初，在题材与语言风格上，大体已经形成定局。 尤其是以柳永为代表的时期，词的内容、体制、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柳永不仅发展了长调的体制，而且还丰富了词的创作方法，同时，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境界，对宋词后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二）北宋中叶到南渡——宋词的发展期 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日益集中，加上北宋词人懂得音律的更多，不仅自己能调曲，而且尤善作词，因此词调大盛。这一时期，宋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 北宋中期以后，苏轼首先举起改革旗帜，开创了豪放一派，不仅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扩展了词的内容，而且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并提高了词的意境。在这之前，宋词依然流连于写作男情女爱与离愁别恨，而苏轼词的出现开始在词中强烈表现个人的建功立业愿望和明确的爱国主题，其词风开始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气概，并且苏轼敢于 “以诗入词”，不仅突破了词在音律方面过于严格的束缚，而且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这极大地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词发展到南渡时期，其主要代表词人有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陈与义等。由于时代的巨变，这些词人都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他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这些都影响到了他们的词作、词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其词作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情感更显得沉郁忧愤。 他们的词作大多表现出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孱弱懦怯的对比等，因此这些词主要表现出了南渡战乱时期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尤其是李清照的词，更是确立了宋词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 她自成一家，独创易安体，词风朴素清新，手法细腻完美，并且雅俗兼用，达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和谐统一。因此，她被誉为婉约之宗，她的创作不仅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更为宋词的发展做出。 4.论述题：北宋词发展的进程词从晚唐五代出现并发展，到宋代达到顶峰。 词的第一个繁荣期出现在北宋，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一流的大家和作品。从“伶工之词”、“小道”发展到全盛，这其中经历了一个繁杂曲折的过程，北宋词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8年。 这段时期局部战争不断，社会风气和文学风气处于酝酿之中，宋人关于词的认识和创作也处于一个准备阶段。 虽然没有大家也没有名作，但格局清晰明显，时间较长，可以归为一个时期，称为沉寂期。 北宋前期词坛的沉寂从宋初960年到宋真宗前期1007年近五十年的时间是北宋词的前期。 这一时期，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之后，社会正处于一个休养生息并逐步走向经济复苏的阶段。但这时期的词坛却基本是沉寂的。 这时期从事词的创作的文人常见于各种宋词选本的也不过七八位，词作大约几十首，相对于浩繁的宋词来说，这段时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是宋词的一段真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又称之为沉寂期。不过，其时实际上已有几位跋涉者在默默的耕耘，为新词坛序幕的拉开而预奏着序曲。 这时期的“词人”有王禹偁，钱惟演、寇准、潘阆、林逋等几位。他们地位各异，遭遇不同，大多以文著称，并不是真正的词人，词仅仅是他们兴致偶来的随笔，数量甚少。 潘阆词最多，其《逍遥游》存词也也不过十首。这时期晚唐五代词风盛行，温廷筠、韦庄的花间一派柔婉艳丽的风格霸占词坛，这些词人自然也受其影响。 此时晚唐遗风仍然盛行，然而毕竟朝代不同，宋初的词人仍然对词进行了一些探索。 潘阆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 他的十首歌咏杭州的《酒泉子》为宋初词坛带来了若干清新气息。如：《长忆观潮》，作者在短短四十九字的篇幅中，写出了观潮的盛大场面、钱塘江海潮的万千气象及弄潮儿的过人胆略和技艺，可谓以少胜多，惜墨如金。 但宋初词坛本承南唐余绪，大体不脱男欢女爱、伤春悲秋，词在当时仍然主要是应歌的，并未真正进入士大夫的生活。潘阆一反词坛软媚婉约的词风，以观潮题材入词，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是对传统词疆的突破。 全词追忆观潮旧事，在纷繁的观潮场面中突出潮水的气势和弄潮儿的超绝技艺，气势豪迈，雄浑奔放，完全没有了花间词的胭脂气，在充斥着浅斟低唱的宋初词坛，确是难能可贵的，也反映宋初词人为改变五代词风所作的努力。 第二个时期是从真宗后期1009年到宋仁宗1063年。 澶渊之盟换来长期的和平，真宗此时得病，不再忙于战事，文治却颇有成效，终于使北宋一代进入经济繁荣期。后继的仁宗重用人才，致力于兴民事业，社会继续发展，经济的繁荣稳定为词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词迅速发展起来，又可称为活跃期。 首先是出现了大量的词人，有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等大家为代表，又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成就特殊的词人；其次是词的数量大增，仅柳永就有近二百首词，晏殊有一百三十余首，晏几道更是多达二百六十余首，其余的词人也大多是十几首到几十首不等。因此无论词人的数量还是词作的数量都是北宋前期潘阆、林逋等人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词的思想内容有所开拓，词风有所转变，各个方面都开始了尝试。 柳永是北宋的第一个专业词人。 柳永，字景庄，初名三变，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县令、盐场大使、屯田郎一类的官，整日出入青楼，饮酒作乐，最后潦倒而死。作为一个落魄的文人，柳永显然没有苏轼那种豪放豁达的胸怀，所以他的词也显得有点“落魄”。 柳永的词虽然在题材内容上并无大的突破，但他对词的贡献却是巨大的。 首先，柳永率先大量创作慢词，增加了许多新调，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词坛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齐头并进，这是柳永对词的最大的贡献。 其次，柳永是继南唐李煜之后进一步把词的抒情趋向朝着自我的内心世界回归，不再做旁观者的描述，而是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情真意切。这是柳永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此外，柳永注重追求通俗化、市民化的审美效应，适应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和消费特点，也是柳永对词的贡献。 晏殊和欧阳修是北宋词坛的大家。 晏殊生于991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虽然二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一个是太平宰相，一个是朝中重臣，经历相似且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们的词作风格有着极大的相似，词史上合称“晏欧”他们都继承了晚唐五代柔婉的词风，但摒除了那种猥俗和过浓的脂腻。 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富有创新性的词人。 范仲淹的词境界阔大，将词的艺术视野延伸到塞外边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的世界，开豪放之先河，成为豪放词的真正源头，对后来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王安石词风与范仲淹类似，词虽然不多，但意境开阔，感慨深沉，音调高昂，打破了五代以来的绮糜之风，具有独特的风格。 总体来说，北宋中期的词坛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诸多词人的努力及所取得成就对后期词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是柳永大量创作慢词，使词的篇幅加长有利于感情的抒发，对后期豪放词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是范仲淹的边塞豪情和王安石的宏大气势融入词中，打破了婉。 5.评述北宋词风的三变北宋词是宋词发展的重要阶段，按时间，可以初步分为初期、中期、后期。 在三个时期分别出现了三位对词“改朝换代”的词坛星宿———柳永、苏轼、周邦彦。词到了他们手里，分别进行了三次重大“变革”。 一北宋初期，在经过宴氏父子、张先等多位词人的推波助澜下，词至柳永，词风为之一变，即从艳丽之词变为歌者之词。柳永是北宋初期一位大力填词的“专职”词人。 他长期出入于秦楼楚馆之中，恣情游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风流才子，死后又一直被视为轻薄浪子。生活的艰辛、处境的坎坷、生命的不幸，使他的词走向了民间，成为真正的“歌者之词”。 由此，柳永堪称中国词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首先，柳永词在内容上进行了“变革”。 柳词虽然还残留了有许多依红偎翠、歌舞升平之作，但其中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词的新动向。 6.唐五代到北宋中期词的流变词，诗歌的一种。 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 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 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 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 “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 “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 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 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 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 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 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 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 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 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 《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 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 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 7.为什么说苏轼完成了宋代词体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变苏诗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小像 苏轼小像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 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 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 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 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小像 苏轼小像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 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 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19] 诗作。 8.宋词的演变史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 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 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 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 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 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 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 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 《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 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 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 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 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檃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词体的蜕变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 9.北宋词体发展的两个点一、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隋唐时期，音乐有三个系统——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诗经》所配的古乐，清乐乃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宴乐（又称燕乐、讌乐）是唐代从西域传进的乐曲。其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四弦二十八调，音域宽广，表现力富丰，故能以压倒优势取代从容舒缓的雅乐和清乐，并吸引诗人纷纷为之作词应歌，词就是为配合这种燕乐而创作的。《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正是这种胡类新声和里巷俗曲之结合，促成了词的真正兴起和发展。 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与以往的诗歌不同。大致而言，先秦时，以乐从诗，乐曲形式由诗之抒写情志的需要和体制所决定；汉至六朝，采诗入乐，主要入乐歌诗都必须依据曲题、声调、乐谱，经过协乐方可演唱，但乐府诗入乐，往往由乐工在文辞上进行分割拼凑以适应乐曲变化，辞曲并非完美结合，这种诗乐的情况与唐以来有意识地倚声填词是不同的。因此，无论是诗经，还是汉魏六朝乐府，乃至唐代的五七言绝句，诗乐的结合方式大多是“选词以配乐”，唐宋词则是“由乐以定词”，即本备曲度，词人根据乐曲的旋律、节拍要求填上歌词。最初依曲填词，词意与调名统一，中[河渎神]是祭赛河神之曲，所填词亦与赛河神有关。但后来此曲普遍流传，不祭河神时也有人唱此曲，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填词，词意就与调名无关了。初期小令，多为应歌而作，文句简明、词意一看便明，无需再加题目。后来词的作用扩大，意境题材繁复，于是作者有必要再加一个词题或词序以说明词的创作动机及内容。前者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者如姜夔[杨州慢]、[齐天乐]等词均有较长的序。 二、词的产生与长短句有关。 乐曲需要与词相配，最初拿七言绝句，近体诗与之相配，充当歌词。但繁复多变的燕乐曲调与整齐划一的五七言诗的整齐句式发生了矛盾，因此采取加和声和衬字的办法来填补节拍，后来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即泛声）、衬字写上有意义的文词，因此，长短句应运面而生。朱熹《朱子语类》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长短句在诗经、乐府里大量使用，和声魏晋时就有。传为曹丕作的《上留行行》《瑟调》就用了和声： 居世一何不用，上留田。富人食稻与梁，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 上六处“上留田”意义不在，但在音乐上起了和谐划一的作用。但这还是词。当然，“和声”和“泛声”还不足以解决胡乐与诗的矛盾，于是“依曲拍为句”便成了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 从选词以配乐到由乐以定词，从歌诗之法到歌词之法，这就是词体的形成过程。大体说来，词在燕乐风行的初盛唐于民间孕育生长，中晚唐、五代时经过一些文人的创作逐步成熟和定型，至两宋而大盛。 词“依曲拍为句”的独特体制有如下特点： 1、依曲调为词调，不另立题。 2、依乐段分片，片有定式。 3、依词腔押韵，韵位疏密无定。 4、依曲拍为句，句式长短不齐。 5、依唱腔用字，讲究四声。下 6、词的篇幅。①从节拍（即节奏不同）不同来区分，有令、引、近、慢。这原是音乐上名称。②从字数而言分小令、中调、长调。 一般就来，宋词的发展演变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即没袭期、变革期、过渡期、中兴期、衰落期。宋词的沿袭期指的是从宋代开国（960）到1060前后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人们往往称之为北宋的初中期。这一时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也多是应歌宥酒的娱乐作品，其间虽然有一些表现人生感受的内容，但毕竟是少数。 这一时期代表词人有柳永、欧阳修、晏殊、张先、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 因为是上网查的，他原题还问了其内涵 所以全都复制上了 10.在北宋词的发展中,起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诗人是我认为是苏轼。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北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张先、晏几道二人， 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创制了若干慢词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 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其中柳永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将词大众化，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之后的苏轼继承柳永的革新成果彻底破除“诗尊词卑”，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开创了辛派词人的先河. 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思想内容上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渡后，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巨大变化使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其词体被尊为“易安体”. 之后的陆游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形式突破以及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的发展与蜕变. |